 1970年4月20日上海彭浦车站上，奔赴黑龙江的知青专列车即将发车。上海市市八中学的青年学生登上车门，向亲友们挥手告别，从左至右上分别是王华联、叶国强、凌怡业、孙海生、沈和龙。青年们兴高采烈，但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生活呢？ 这批上海知青共有281人，他们将去插队的地方是黑龙江省嘉荫县沪嘉农场。 沪嘉农场就坐落在小兴安岭北麓起伏的山岗中。 中央【70】26号文件下达后，嘉荫县闻风而动，立即决定以福民大岗为基地筹建五七农场，并取名沪嘉，与上海合办之意显而易见。上海下放干部和上海知青，与当地干部和老乡一起参加了农场的创建，谱写了上海与黑龙江两地深厚友谊的一段佳话。 1970年4月，农场筹建班子组建，有当地干部，也有上海干部。嘉荫县林委主任崔永福任领导小组组长，中共上海市南市区委宣传部原部长舒文任副组长，上海市针织公司政治部原主任张志杰、上海市冶金局宣教处原处长赵正理以及福民生产队长徐德生任组员。嘉荫县革委会还选派了十余名行政和技术干部到筹建组协助工作。4月20日，57名在嘉荫县插队的上海下放干部带着随他们下乡的35个子女和十几名已经在嘉荫插队的上海知青集中到福民屯。县农机公司调拨的一台东方红75链轨拖拉机和一批帐篷等建场急需物资已经到位。干部们立即动手搭建帐篷，迎接远道而来的知青大部队。24日，三百多上海知青风尘仆仆抵达福民。当月，县革委会又调集了七台拖拉机投入沪嘉的开荒生产，沪嘉五七农场的开发建设正式开启。 办农场前，福民屯一点都不福民，反而是个多灾多难之地。日伪时期，以福民屯为中心的一大片土地曾经是侵华日军的军粮供应地，当地百姓和被日军押解来的上千中国劳工在刺刀下耕种上千亩土地，过着吃糠咽菜的苦难生活，还要替小鬼子挖工事，修公路，稍不留神便有杀身之祸。抗战胜利，鬼子投降，却留下了极大的祸害，孙吴县日军“七三一部队”的那些染上了霍乱病毒的老鼠逃进了深山，并逐步沿着茅兰沟向福民屯一带蔓延，给当地百姓带来了灭顶之灾，1950-1951年，一下子死了数百人，人们纷纷逃离，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福民屯的老农户只剩下九户，加上外来农户一共只有十三户人家。这片土地的水质也不适宜人畜饮用，当地人个个患有大骨节病，一瘸一拐，面黄肌瘦，使大片良田撂荒。上海干部和知青来到福民时，四周俨然是一片荒芜景象。 上海知青到达嘉荫那天，下了汽车还要步行十八里，穿过一片沼泽地，让刚刚离开大城市的这群青年人尝到了人生第一步的艰难。赶到福民屯已是晚上八点以后了，走得慢的已经半夜。黑暗中只见破破烂烂的马架子和寥寥无几的村民，许多知青一下子傻眼了，心酸和委屈涌上心头，嚎啕大哭起来。幸亏先到的上海干部搭好了帐篷，知青们好歹有个栖身之地。 三百多知青被分到三个连队，每个连队百人左右，十几二十个上海干部，再加十个左右的老乡，形成了以知青为主体，农民“倒插队”的局面。连队干部是县里从其他公社选派来的很有经验的农村干部。 知青们在上海干部和当地干部的带领下，开始了战天斗地的劳动。据一连记载，第二天，知青们就被带上山去拉树杆，运回福民屯搭窝棚。然后集中精力开荒种地，要把来年的口粮和种子收回来，因为第二年，知青就没有国家的补贴粮了。次年，全连渡过福民河，到一个叫二岗的地方扎下营帐，开荒建点。打下基础后，又分出人力再去建新点。连队派出一个排回到福民屯新建四连，还新建了十连。后来四连又新建了六连。一连为开发建设沪嘉农场做出了大贡献，被评为嘉荫县先进集体。 二连、三连也是如此，伐树、盖房、开荒、种粮。二连组成“上岗建点突击队”，选择在四岗开荒建点，开垦出163垧地，种了150垧大豆和小麦，还顺带着在三岗开出38垧地。三连也开荒120垧，建起了知青宿舍。农场培养的第一批拖拉机手全部是上海知青，其中有仇扣娣、沈美华等女知青，他们为垦荒和耕种立下了汗马功劳。仇扣娣后来成为劳动模范，并扎根边疆，直到退休才回上海。上海市手工业局插队干部毛贤钊、邱梅献回忆说，沪嘉二连的42个女知青是连队生产的主力军。由于当时机械有限，许多劳作需要人工完成，特别是收割小麦时，很多女知青抡起大钐刀割麦，奚红美、马兰琴速度之快可与男同志比肩。 为了让知青们尽早搬出帐篷窝棚住上砖瓦房，1970年夏天，农场就开始建窑烧砖，到8月份就烧出了第一窑砖。此后，拉砖的拖拉机不停地奔驰在窑地和各连之间，知青们随着一栋栋新房的竣工，生活逐步得到改善。以二连为例，到1971年秋天，除上海男干部仍旧住帐篷外，其余一百来人全部住进了自己盖起的新房中。 农场在伊春市的支援下建起了发电厂，上海干部李永春带领知青完成线路铺设任务，1970年入冬后，场部和大部分连队都通了电。 1971年初，上海无偿援助的两辆载重汽车运抵嘉荫县，农场立即派人开回来，当时场部的人都出来迎接。农场从此有了自己的汽车，可以自己完成运输作业了。 1973年，上海市支援了一套木材加工设备，沪嘉农场在基建连（五连）办起了木材加工厂。根据全国都在大兴水利的情况，加工厂大力生产扁担。因为摸准了市场，产品供不应求，还远销山东等地，工人月工资达到57元之多，成了远近闻名的香饽饽。 沪嘉农场是实行工分制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经济上各单位独立核算，头一年年终分红，知青们扣除预支的零用钱后都为负数，因为有国家的粮食补贴，还不至于饿肚子。第二年，一连的工分值便升至1.57元。四连的工分值也从建点时的-0.98元升至近2元。 上海还支援了电话交换机和广播设备。农场自己也购买了电影放映机，并在知青中发掘文艺骨干，组建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到各连演出，尽可能丰富知青的业余文化生活。 为了履行保卫边疆的神圣职责，农场从每个连队中选出20名上海知青组建武装民兵值班分队，分批参加军事训练和战备勤务。1971年7月，沪嘉农场民兵与卫东农场民兵密切配合，抓获一名苏联派遣特务，受到伊春军分区表彰。 繁重的劳动和艰苦的生活锻炼人，知青们有上海干部的关怀和教诲，有当地干部和老乡的指导和点拨，迅速成长起来，许多知青成了拖拉机手、教师、赤脚医生、保管员、会计、出纳和统计等。很多知青加入了共产党，一大批知青加入了共青团。1973年起，上海下放干部陆续调离，上海知青已经可以挑起大樑了。周德源、陈慧云、奚红美、张宝兴、余爱训、周国爱、陈杰、叶国强、赵祖良、周敏君等一批上海知青先后担任连队领导，徐志龙、葛乃杰 、朱小怡、胡勤龙、潘镇等上海知青先后走上了农场（公社）的领导岗位。一连副连长，上海女知青戴国群进入县委常委班子。沪嘉还涌现出了仇扣娣、应诗明、周雅文、陈尚友、傅伟、唐建东、余敏英、张伟伟、陈淑芬等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 沪嘉的生产发展了，职工的生活提高了，吸引了周边农户纷纷加入，甚至整个生产队划入农场。人口从1970年的400余人，到1975年增加到一千余人。1975年，农场更名为沪嘉公社，但大家仍然习惯地称呼沪嘉农场。1979年，绝大多数上海知青通过参军、招工、上学，以及按政策返回了城市。 知青离开后，农民接手农机操作等岗位，受管理水平所限，加上地力下降，沪嘉经济一度衰落。但随着改革开放农村政策的放宽，沪嘉经济重新振作起来。1984年，沪嘉公社撤社改乡，上海知青开荒建点的各连驻地，除四连仍改回原名福民村外，均被正式命名为黎明村、青松村、福安村、温泉村等。昔日荒原，皆因当年安置了上海知青，成了黑龙江畔的米粮川。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