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在嘉荫县境内拐了好几个大弯，好似巨龙甩尾。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在其中的一个江湾中，突然增添了一个地名——大同村，使嘉荫县城以南的江岸多了一个村庄，填补了这一带的空白。 对岸的西伯利亚狼，一直虎视眈眈，觊觎着我们的山川沃土，开发和建设边疆，填补空白点就成了十分紧迫的大事。沿江各县新建小型农场，派民兵登上无人岛开荒种地，填补岸线和岛屿的空白，使整个中苏边境呈现生产劳动热火朝天，巡逻站岗百倍警惕的局面，就是要让老毛子死了入侵之心。
 嘉荫县新增添的大同村，原是保兴公社保安大队的打渔点，距离保安大队三十里，背靠大山，面向龙江，风景如画，绿草如茵，除了打渔人临时呆上几天之外，沓无人烟。县里早就要求保安大队在此建村设队，无奈林密草荒，没人肯到这“鸟都不拉屎”的地方去。公社曾两次组织社员前往开发，都因过于艰苦，而纷纷撤回，生产队迟迟无法建立。
 1969年，知青们来到保安大队插队，公社领导发现知青特别能吃苦，重新燃起建立大同村的希望。1970年上半年，公社要求大队做好发动工作。没想到上海知青报名踊跃，结果十一名上海知青和两名齐齐哈尔知青被批准，另有五户农户也报了名。上海带队干部王项胜亲自护送他们到打渔点。当时知青们站在江边，眼前的一切除了荒凉还是荒凉。公社和大队领导最担心知青们会扭头往回跑。可是，这些刚刚离开大城市的学生娃并没有退却，而是选择了勇敢面对。上海知青要求随行的记者替他们在大同村的原点上拍照留念，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新建居民点最早的开拓者的合影，就这一点而言，这张照片的意义非同小可。为了让后人记住这些敢于挑战艰难险阻的人，我有义务写上他们的姓名，前排左起：翁尚友、陆华金、王项胜、黄小平、沈枕流、周方道，后排左起：刘广发、方  铭、李志军、方肇平、祁  军、陆吉林。
当年的打渔点，只有两栋破茅屋和两个地窨子，拓荒者以此为家，开始了建设新家园的征程。 7月，大队派来了两位干部何金荣、姜金河担任生产队正副队长，大同生产队正式成立，全体社员即十一名上海知青和两名齐齐哈尔知青，还有刘胜请、张汝林和“哑巴”三户农民，（另两户已经跑回原村去了）后来大队又派来了李继宏任党支部副书记。
 生产队建立了，可是根本没有资金，没有农机，没有住房。面对四周的荒草甸子，也根本没有能力去开垦。他们首先要做的是去挣钱，有了钱才能买拖拉机，才能去开发千古荒原。于是，大部分人外出修路、盖房，搞副业，剩下几个知青和三家农户留在村里修路盖房，进行最基本的村落建设。

那个时候，咱们的知青就已经在外乡揽活儿了，简直就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工的先驱。为了筹集资金，他们什么活儿都干，住的是帐篷、窝棚，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吃的是粗粮和清汤，几乎没有荤腥和细粮。有一次大雪封路，断粮断菜，他们只能饿着肚子，到农田里去扒开积雪，捡人家遗漏的玉米棒子，回来用盐水煮着吃。他们脱坯盖房、和泥搬砖、运石修路。夏天一身土，冬天身披雪，腰酸腿疼，冻伤手脚是常事。终于，在外打拼了两年，为队里挣回了一些钱，再通过贷款，购买了拖拉机等农机具，大家转辗归队，开垦荒地，种粮种菜，全力建设大同村。
三年以后，他们开出了大片土地，大草甸变成了上千亩黑油油的农田，笔直的垄沟伸向远处。村子里有了好几栋“拉合辫”房子，尽管是土墙茅草顶，住过窝棚和地窨子的知青很是满足，不管怎样也是自己的新家呀。第四年起，大同生产队就成为保兴公社人均上交公粮的第一名，社员的工分值也从一元两角，升到一元五角，再到一元八角，五年后工分值超过两元，在全公社首屈一指。
 开始村里没有电，家家户户靠油灯照明，粮食也只能送到外村去加工。后来队里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又弄来一台旧发电机和几台小型磨面机、脱粒机，解决了照明和粮食加工。而负责“机房”建设和管理的一直是知青，陆吉林、方肇平、方铭等都当过“机房”的“掌门人”。他们做事认真负责，就连老乡家里的粮食要加工，他们也都主动搬运。晚上发电结束，关掉机器，才摸黑回到宿舍，天天如此，一直延续到国电进村。
 上海知青一直是队里各种工作的主力，无论是上山打拌子、拉大锯、铲地、收割、打草、赶爬犁、赶大车、盖房、修路，不可能少了上海知青。刘广发体力好，脑子活，不仅能干重体力活，还能干技术活，甚至超过了老乡。
 生产发展了，生活一点点好起来，其他生产队的农户看到了希望和前景，纷纷要求迁往大同村。村里的人越来越多，生产队升格成了生产大队。
 知青们在开荒建村的同时，也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好。他们在宿舍的外屋办起了食堂，开出了自己的菜园子，还自己养了猪，伙食逐步得到了改善。知青中会游泳的多，刘广发、翁尚友、沈枕流都是打鱼高手，江里的鱼是知青餐桌上的家常菜。方肇平长期担任厨师兼管伙食等事务，他为人和善，厨艺不凡，深得伙伴们的赞赏。 在开发和创建大同村的艰苦岁月里闯过来的上海知青，得到贫下中农的信任，开始掌管队里的重要岗位了，知青集体户户主陆吉林担任了大队会计，后又兼任拖拉机手等重要工作。翁尚友、陆华金性格坚强，从不服输，是队里的骨干；周方道从一个拖着鼻涕的少年变成工作积极，细心能干的骨干，担任了大队仓库第一任保管员，并第一个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黄小平学习用功，很早就开始自学英语，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祁军和李志军，下乡时只有15岁，但从不做怂孩子，坚持了下来。大同村的知青都是男生，虽时有小矛盾，小摩擦，甚至打骂争吵，但都是男子汉，从不记仇，更多的是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与齐齐哈尔知青关系也非常融洽，至今来往不断。
上海知青与老乡的关系形如鱼水，知青从老乡那里学到了许多劳动技巧和生活经验，每天晚上知青们都会到老乡家里去串门聊天，有的帮孩子们学习文化。老乡家里杀猪或抓到大鱼，也会请知青去吃饭喝酒。有几个知青还搬出集体户，住到老乡家的后屋，和农户成了“一家人”。 乡亲们至今还夸奖大同村的创建和发展全靠知青们的坚持和努力呢。
 上海带队干部是上海知青的恩师。当年，王项胜经常大队——大同两头跑，了解知青的生活和思想，帮助解决各种困难，知青们都亲切称他“老王”，把他当自己的“家长”。
 十一名上海知青全部在大同村加入了共青团，两人在大同村入了党，两人参军入伍。回城后又有六人入了党，九人获得大学学历，五人成了企事业单位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四人成为处局级干部，在改革开放中担起重任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大同村从一个无人问津的打鱼点，变成了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裕村，是与上海知青敢于挑战，不畏艰辛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