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山下乡早已有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被倡导，城市知识青年为了缩小“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带着积极的理想主义愿望，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青年，成为下乡务农的典型代表。1955年，北京青年垦荒队奔赴北大荒，1957年上海青年奔赴安徽，1958年上海青年奔赴湖北等等，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到六十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上山下乡愈演愈烈，达到高潮，终于形成“运动”之势。党政机关和学校的一切工作重点是上山下乡，为之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一切以上山下乡为主，一切为上山下乡让道。 1968年，上山下乡由“缩小三大差别”为目的，转变为“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为目的；由“四个面向”的动员方式，转变成实行“一片红”的强制方式，意味着上山下乡形成了以国家权力为支撑的全民运动。1969、1970年一锅端地下农村，“批林批孔”后，四人帮绑架孔老夫子，把本身教人尽孝的“父母在，不远游”硬是套上了“反对上山下乡”的帽子，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制造了极大的理论误区。 动员方式也有了许多“开拓性”的“创造”，大会小会开道，办学习班、个别谈话跟进，最为触动人心的莫过于“敲锣打鼓”了。街道里弄组织一帮人，每天到那些尚未报名的青年学生家门口“锣鼓敲到震天响，你不报名我不停”，真是搅得一条弄堂不得安宁，家家户户寝食难安。永丰农场的上海女知青，人称“大伯”的东山连副连长李丽珍，就是错过了学校的报名，结果遭遇居委会的“锣鼓队”，硬是被敲到报名为止的。这个女强人对笔者说：“本来我就是个不怕苦的人，只是在考虑去哪里的问题。但那些天，让我领教了什么叫心惊肉跳了。” 只要一报名，大红喜报立刻贴上门，马上得到“光荣人家”的称号，“黑五类”子弟立即成为“划清阶级关系”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正在挨整的父母可以得到稍事缓息，大有减轻“罪名”的“好处”。很多所谓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忙不迪地报名下乡正是出于这份考虑。 交代了时代背景，让我们回到这张照片中来。 这张欢送知青下乡的照片是我收集到的同类照片中拍得最好，表达最完美的一张。说的是1968年8月11日，发生在上海市杨浦区革委会大门口的一幕。这天是杨浦区第一批赴黑龙江的知青启程的日子，共有两百多人去边疆务农。 杨浦区的欢送仪式与其他区有所不同。比如笔者所在的静安区是前一天召开欢送大会，出发那天只是在集合点集中乘车而已。徐汇区和普陀区都是让知青到区革委会集中，简短的欢送仪式后，乘车送火车站。各区形式略有差异，但都用得上“隆重”一词。 这天一清早，杨浦区革委会门庭若市，拉起了横幅，抬出乒乓台作主席台，摆上伟大领袖的半身塑像。区革委会领导、“工宣队”员、机关干部和前来送行的群众把个江浦路堵得水泄不通。 出征的知青则分别在各个指定集合点集中，乘上大客车，全部依次开到江浦路，缓缓经过区革委会大门口，接受区领导的“检阅”后，再转向火车站驶去，营造了一个十分隆重的氛围，在上海各区的欢送仪式中也算是别具一格了。的确，这样的氛围，让赴疆的青年学生倍感荣耀。要知道，那时候就连被批准参军的青年人都享受不到如此隆重的仪式。黑龙江兵团41团5连的上海女知青宣晓妹，是杨浦区鞍山中学66届初中毕业生，她因哥哥身体不好，主动报名去黑龙江，好让哥哥留在上海。她回忆说，那天许多企、事业单位的门口都有锣鼓队、秧歌队出来送行；沿街有许多居民挥舞旗帜、彩带，举着《毛主席语录》，高喊着口号。车队在万众欢呼中缓慢行进在平凉路上，转到江浦路区革委会门口时，气氛达到高潮，非常热烈，由不得你不热泪盈眶。然后汽车直驶老北站。一路上到处是红绸、红旗、红宝书，还有横幅和标语，组成一条红色的长河。她在欢送的人群中看到了同班同桌葛竞存同学的侄子，便把胸前的大红花抛给他留作纪念。 那一年，每隔几天就有一次万人空巷的欢送场面。而到了火车站，同样是红色的海洋，数不清的欢送人群，让人自始至终沉浸在“众星捧月”的亢奋中。 刻意营造的形式，确实能给人一种特殊的感受和体验，一时间上山下乡者光荣，不上山下乡者可耻，似乎成了社会的“共识”。很多没有被批准去边疆的学生就用写血书等方式来表达决心，甚至有的偷偷潜入专列，“偷渡”下乡，我的同学虞忠均就是在同学们的掩护下成功去到黑龙江的，这样的例子有不少。 就在8月11日杨浦区的赴黑知青中，有个女同学，叫蒋慧英，临出发前连续几天高烧不退，同学们以为她不能随大队出发了，没想到她还是在家人的搀扶下上了车，坚持一同前往北大荒，生怕因病耽误了“前程”。 这就是1968年上海知青赴黑龙江时的情景。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