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石斋画报》中描绘的清末上海小菜场景象
 地图上的紫霞路  19世纪90年代的三角地菜场 上海的家庭主妇们早晨初次见面，经常会有这样的问候：“今朝侬小菜场跑过 ？”上海人把青菜萝卜、鸡鸭鱼肉等荤素菜统统称为“小菜”，把到菜场去买菜称为“跑小菜场”。 那么，上海的小菜场究竟诞生于何时？小菜场和大上海之间又有怎样的密切关系？小小的菜篮又如何折射出社会变迁？ 沪上小菜场的“前世今生” 在小菜场“出世”以前，上海人去哪里买小菜呢？翻开上海地图，上海的一些老路名告诉了我们一段沪人买菜的历史。 原南市区老城厢一带的很多路名都是各种小菜的名称，如外咸瓜街、面筋弄、火腿弄、豆市街等。笔者采访了华东师范大学的上海史专家仲富兰老师，问起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们： 上海在1843年开埠以前，只是江苏松江府下属的一个海滨小县城，老城厢的区域面积才3平方公里。城外的农民和菜贩们每日挑菜进城，走街叫卖，后来也有一些菜贩开始选择街道的门面房卖菜、卖瓜、卖肉、卖禽蛋，随后又出现了前店后工场的小作坊等。于是卖面筋集中的地方就叫作面筋弄，大豆市场一条街就叫作豆市街。这大概可以说是当时菜场的雏形。 1843年以后，上海城市化的进程加速，到了19世纪末期，上海已成为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城市是人口的集结之地，食品卫生对城市尤为重要，开办小菜场，把各种摊贩集中一处，便于城市化的管理和卫生监督。于是，租界里就率先出现了小菜场。对它们的设立和管理，体现了规范、秩序、整洁、卫生、契约等城市文明意识。 上了年纪的上海人说起小菜场，都会想到虹口的三角地小菜场，这可是上海最早的小菜场，有100多年的历史。 早期的三角地菜场是单层的木结构室内菜场，经过改造后，这里成了一座三层楼的建筑。底层主要是卖蔬菜，二层以卖各种鱼肉类的荤菜和南北干货，而三层楼则开了很多小吃店、小饭店。上海人把西餐称为大菜，在这里能吃到大菜。当年有文人在《沪江商业市景词》里这样描述三角地菜场：“造成西式大楼房，聚作洋场作卖场。蔬果荤腥分位置，双梯上下万人忙。” 上海版《清明上河图》 在三角地小菜场建成营业的1900年前后，上海的人口达到了100万，已经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而到了20世纪中期，随着上海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长，城市版图不断扩大，小菜场的生意也日益红火，据统计，到1930年，上海全市已有成规模的菜场49处。每天早晨到小菜场里去买菜成了时髦上海人的生活方式。 上海著名女作家程乃珊在陕西路一带居住了60年，她对位于陕西路的西摩路小菜场颇有感情：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记得这家小菜场二楼是专门卖侨汇（商品）的店，专门外交供应，定点供应的。因为上海还是有很多外国人，或者外国专家。小菜场里也卖南京西路上没有的大饼、油条、粢饭、豆腐浆。也有皮鞋摊，修皮鞋，还修阳伞，甚至还有一个花摊。” 当年的租界有西式菜场，而在南市老城厢一带，则出现了老西门外的唐家湾菜场、大东门外的紫霞路菜场等马路菜场。其中紫霞路菜场是上海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马路菜场。笔者幼时就生活在老城厢的大东门附近。上世纪60年代末，每天清晨，居民们起床开门后，第一件事就是买菜。洗刷完毕拎着菜篮就跑向马路菜场。鹅卵石铺就的弹硌路街面旁，楼下的排门板打开就是铺面，小老板们做着小生意，与路边的小菜摊互不相干。 摊贩的吆喝声也非常有特点：“来，来，来，豆腐嫩的来，一角洋钿买两块来。”“今朝的独脚蟹（发芽豆）只只大。”河蟹的叫法，快要死的蟹叫“撑脚蟹”，小蟹叫“铜钿蟹”，崇明蟹叫“乌小蟹”，正宗的好蟹，才叫清水大闸蟹。 有些小贩也很懂食疗和养生之道，边卖菜边吆喝：“清明螺蛳抵只鹅，小暑黄鳝赛人参，菜花黄时吃甲鱼，大伏天里吃羊肉。”当年的紫霞路菜场的市井，真有点像上海版的《清明上河图》。 小菜场里的上海文化 和农村不一样，城市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但是居民们每天都会聚拢到菜场里买菜，低头不见抬头见，东家长西家短的话也就在小菜场里交流和传播了。旧社会，很多有钱人家里都有用人，也叫娘姨。她们每天都要到小菜场买菜，也会找机会交头接耳。 当然，去小菜场买菜的不仅仅是娘姨，还有其他各色人等。笔者在广播电视台的片库里找到了一段精彩的老电影，影片记录了1936年2月，美国好莱坞著名华裔女明星黄柳霜来到上海访问，从下榻的南京路国际饭店出来后，到了附近的凤阳路小菜场，在小菜场买了一束鲜花后离开。 20世纪30年代，上海流行一本叫《红玫瑰》的杂志，在某一期的封面上，就画着一个去小菜场买菜的少奶奶。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包车拖到小菜场，奶奶架子搭松香（会摆谱、搭架子），若问今朝买点啥，三个铜板一条腌臭鲞。 上海人有句话“拿到篮子里就是菜”，这话就是嘲讽那些不会挑菜、不会讨价还价的“粗人”。都说上海人会过日子，而会过日子首先就要会买菜。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上海的小菜场里就发明了盆菜。盆菜，就是把顾客要烧的几种小菜都搭配好了，放在一个盆里，包括花式品种、包括量的多少，都为顾客考虑好了。比如一个盆子里有番茄有鸡蛋，顾客拿回家就可以做番茄炒蛋。 当时国家号召要解放妇女，家庭主妇们要参加扫盲，学习文化，要走上社会参加工作，发明盆菜可以节约她们买、汏、烧的时间。 从计划到放开的记忆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迅速恢复，物价稳定。据我老母亲回忆，1951年3月，那时1万块钱能买28～30个鸡蛋，正好一篮子（注：旧币1万元相当于新面值人民币1元）。 一位原副食品行业的老同志写下了这样一段回忆： 1952年—1958年间，你走进菜场，鸡大概是7角8分一斤。鱼呢，黄鱼6角一斤。鲳鱼也是6角一斤。还有河鱼，只有3角4角一斤。肋条肉只有4角8分一斤。菜价是明码标价上台，当时是用毛竹片做的竹签，长大概是30厘米，宽是10厘米左右，牌价写在上面。一目了然。 还有一件事也很值得一提。上海社科院出版的《上海蔬菜商业志》里有这样一段记载：1960年，上海市蔬菜供应十分紧张，每人每天只能供应二两蔬菜。当年冬天，我国制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第一次启航，从天津、青岛等地抢运了几千吨大白菜，紧急供应上海菜场，以解全市老百姓没有菜吃的燃眉之急。 大约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上海人到小菜场不仅要带好钞票，还要带上票证。买菜要有肉票、鱼票、蛋票，豆制品票。过年了，新鲜鸡蛋很难买到，但是有冰蛋票。 改革开放后，上海的小菜场真正做到了菜源丰富。国家领导人也常常从菜篮子里看民生。 1983年2月21日清晨，邓小平在上海视察了胶州路农贸市场。个体户姜安如的摊位就安在道路旁边。邓小平来到这里，伸出手跟姜安如握手，正在斩冬笋的他，就把手套拿掉，忙着喊邓伯伯、邓伯伯，和邓小平握手以后，就喊邓主席、邓主席。邓小平和他拉起了家常，问他，生意还可以吗？姜安如说生意还可以。邓小平问姜安如一天赚多少钱，回答说一天赚二三十元。那天，在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中，在鳞次栉比的摊位间，邓小平还仔细地询问了多种菜价，关心着老百姓吃菜的情况。 1991年11月1日，这是个平常的日子，在人们的不经意中，上海豆制品供应废除了30余年来凭票销售的办法，而豆制品票是上海农副产品最后一张计划供应的票证。随着票证供应的取消，上海人走出了这个买菜凭票的年代。（摘自《档案春秋》） （责编：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