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逊克务农期间，前后待过五个地方。前后落户于三个生产大队，即边疆公社光明大队（又称黎明二队）、反修公社一连和反修公社六连；还有两个地方属于短期居住，即在筑路营"老新兴"呆过半年，还在"大包干"住过四、五个月。本篇文字就聊聊"大包干"，回忆那些美景和趣事。 没想到，我们真和这个神秘的地方结上了缘分。这个"大包干"，真是一个极为隐蔽的去处。从一连所在的"卫星河口"东大岗一直向南，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走二十多里地，到了一个深深的峡谷，再一路陡坡，下到谷底就是库尔滨河的一个"大汀"（当地老乡把水面平静的深潭叫"汀"），也就到了河边，一个绝佳的景色展现在眼前。 两岸长满了常青松（鱼鳞松、白松、果松、红松，都是四季常青），碧绿绿的松林倒映在河水中成了墨绿色。冬天白皑皑的大雪压在松枝上，松树林下面是黑色的火山岩，白、绿、黑三色分明，煞是好看。层层叠叠的青松林铺满了两岸的悬崖峭壁，库尔滨河水冲刷着巨大的火山岩，形成有台阶落差的"哨"（即小瀑布），因为水的冲力，即使在零下几十度的季节，"哨口"的河水也不结冰，水汽一遇空中的寒气瞬间凝成两岸树梢上的白茫茫的雾凇。 晴天的阳光照在满山的雾凇林间，晶莹剔透，银装素裹，琼枝玉叶，展现出一个银色的世界！如今人们争先恐后地跑到实地去欣赏大平台雾凇，赞其如此壮观!其实远不及真正原始状态的"大包干"雾凇，有着那种特有的炫丽、风味、神奇。因为随着大平台水库的修建，原有的两岸常青松已经被埋入大平台水库底部了，翠绿、银白、乌黑的三色世界也 就消失了！  每天早晨，老刘头领着伟民、根福和我，扛着大锯、大斧子和木榔头（用黑桦木疙瘩制成、大约十几斤重），走上柞树岗。那里是一大片百年以上的大粗柞树。我们要挑选最直溜、40-50公分直径、主干6米以上的大柞树，树干必须质地坚硬，不能有任何树洞和糟蛀，纹理要顺溜，不能扭曲。别看大岗上满山的柞树，符合这样规格的大树还真不多。用大锯放倒后，截成6米长的木材，然后用斧子打掉厚厚的树皮，再用桦木大锤对准斧子头，顺着木纹路把原木切成10×10公分的方子。如果木材纹理扭曲或中间出现一个疙瘩，斧子就会走偏，木材就报废。这个活必须在三九天进行，树木完全冻住了，才能靠斧头的震力把原木震开切成方子。干这活真是又累又冷还要有技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伐倒的大柞树成材率不到一半，浪费极大。我们是在使用一种极为原始的工艺在制造"花轱辘"。  春节临近，县木材厂的师傅们已经焦躁不安，闹着要回家。县工业科长老郑就在晚饭后开讲:你们现在回家，两手空空，老婆扭头理也不理你。年三十晚上回去，拿上几百块钱，往炕桌上一扔，啥话也不用说。老娘们立马上来问寒问暖："老头子，先吃饭呐还是先睡觉啊？"说得那帮工人开怀大笑，谁也不闹提前回家了。这个老郑还是个老革命，平时一脸严肃，可是一到晚上说笑话时，居然能把所有的人逗得捧腹大笑，还不动声色地把人心稳定下来了。当时我们这些小青年，就是听不明白，这么一个笑话，怎么就能把那些工人说得服服帖帖的？  直到最近十几年接触到文化问题，才知道这些段子、绕口令、歇后语等等，都是极为宝贵的原始乡土文化，现在想要收集都不容易了。近些年在电视上观看了赵本山的小品，才想起来原来北大荒的每个屯子里都有那么一、两个"赵本山"，我们那时把这些会说笑话的人叫做"流氓"，现在都可以称其为"幽默大师"。北大荒的冬季漫漫长夜，为了打发无聊，就把编段子当作娱乐生活，二人转也是在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东北的"俗"文化后来都登了大雅之堂。SHE组合唱的流行曲"全世界都学中国话"，里边居然有一大段饶舌歌词就是"扁担长板凳宽"。 在"大包干"夜话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关于"站人"与"小云南"的故事。 做饭的张师傅在大兴安岭筑路两年，从加格达奇一直修到漠河，在十八站那一带结识了一批特殊的"站人"。什么是"站人"呢？清朝入关后，在大兴安岭地区修筑了一条栈道，名义上是把漠河、黑河的金矿以及各种山珍奇兽护送至齐齐哈尔，然后再集中送往北京，实际上这条栈道以及沿线各站都是派兵驻守，每隔五十里至一百里就设一站，从齐齐哈尔到漠河大约有三十个站点。大兴安岭地区的"十八站"就是其中的著名站点之一。这条栈道的重点还远不止漠河，一直向北越过黑龙江到外兴安岭，就是《尼布楚条约》划定的中俄边境。看守这些站点的士兵及其家眷因祖祖辈辈在这条栈道上屯守，就被称为"站人"，他们既不同于"旗人"，也不是"汉人"，而是特殊又特殊的"小云南"。 说到"小云南"的来历，就要讲到"平定三藩之乱"，即康熙朝平定三股地方分裂势力。（所谓三藩之乱，是指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其中以久居云南的吴三桂部下最难驯服，康熙帝就把吴三桂余部统统发配到黑龙江的最北端，去看守栈道和沿线兵站，称作"站人"。"站人"和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蒙古、朝鲜、俄罗斯、汉族等混杂居住一地，并保留云南少数民族的风俗，成为一个特殊的族群。他们自称为"小云南"，世代相传，保留着很多云南民俗，例如一年四季在室内裸浴；男人剃光头，头顶留一条小辫子；把面团置于光头之上，远离锅台几米，快刀削面如飞，掉落到大锅里，大肉、蔬菜一起煮烂，是为"刀削面"；男女老幼在一条大炕上睡，来了客人也睡在同一条炕上。如此几百年，居然没有散伙也没有消逝。 1969年后，大兴安岭林区大规模开发，"站人"的生存环境彻底改变，大部分转变为林场职工，和知识青年混合在一起，从此消失。后来，我在东北师大历史系读研究生，与研究东北史的傅教授偶然谈起这段故事。他大为惊讶，说"我找了几十年有关吴三桂残部的下落，只知道发配到了东北，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哪里，原来就在大兴安岭"。清朝把吴三桂部下发落后，官方文件对此没有点滴记载，这批"叛军"似乎从地球上蒸发了。只有到过大兴安岭腹地，才会知道真正的"小云南"就在那里。可惜"站人"再也没有机会写出自己的变迁了。这是一段历史悬案，我能够有幸听到这段口述史，多亏了"大包干"的"夜话"。 又因为这段史料珍贵，丢弃可惜，我不得不借助反修知青回忆录来加以传播。 1972年春节到了，县木材厂师傅们和一连老乡全部回家过年。我和伟民留下看点（包括军火库和车辋子产品），为此过了几个月的"野人"生活。我和伟民俩人，有时一个人、有时俩人一起住在"大包干"。过个十天半拉月回一连去，用马驮回一些面粉之类的必需品以及信件报纸。此外就是在这个空谷足音的库尔滨峡谷里，用难以忘却的方式打发时光。 白天上山遛套子，就是用铁丝在兔子常走的羊肠小道上下套，常有收获。晚上就关起门来点着油灯读《毛选》以及唐诗宋词，读累了就睡觉等天亮。但是，这个觉也睡不踏实，因为门外常有野兽的嚎叫声。在这荒谷里，我们（或我一人）与狼、野猪、黑瞎子为伴，这些野兽能够凭着嗅觉一直来到我们住房门口。好在木刻楞的房门很厚实，野兽是拱不开的。只是早晨起来，出门一看，昨晚上扔在门外的肉骨头，已经被它们咬得粉碎，或者一扫而光。在我们屋子里放有56式自动步枪，可以壮胆；但见野兽足迹清晰地印刻在门前的雪地上，联想起晚上的狼嚎猪叫，不禁一阵子心悸。过了几周，慢慢地习惯了，也不在乎了，晚上居然能够安睡至天亮，即使窗外再怎样的鬼哭狼嚎，也听不见了。 我们孤单地在"大包干"生活几个月，从外貌到心态都发生了变化。外貌的变化就是剃光头，因为在"大包干"时间长，没有人给我们理发，头发长了就会长虱子。有一次回一连，就让陈根福把我的头发全部剃光，看上去像一个"小和尚"。心理的变化就是喜欢孤独而不愿意见到人多，见人多就觉得烦。当时"卫星河口"驻扎一连以及县"三线基地"指挥部（后来称作反修公社），加在一起也不到五百人，我还是觉得那里太闹。县制材厂的火锯声从几公里外传来，听得很清楚。唯有"大包干"才是真正的万籁俱静，世外桃源！就这样，居住"大包干"的几个月，把我从外貌到内心变成了一个"小和尚"。 即使这么一个似乎与世隔绝的"大包干"，也会同世界上发生的大事联系起来。1972年2月下旬，尼克松访华。此时我正在"大包干"看点，我们根本看不到报纸，只有我从上海带来的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可以接收到零星的外部广播。中国官方广播的信号十分微弱，连中央广播电台和黑龙江省台的电波都进不来这个无人区的深山峡谷之中。但有苏联电台的广播可以比较清楚地收到，尽管我方百般干扰苏台，但也无济于事。当时我打开半导体收音机，听见莫斯科电台的华语广播在抨击中美在搞缓和，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中国领导人在北京握手了。我听呆了，只认为这是"苏修"在造谣，不相信是真的。直到这年4月底，我从"大包干"撤回一连，2月份的报纸才刚刚送到卫星河口，看到《人民日报》上清楚地登着毛主席、周恩来和尼克松、基辛格握手的照片，才知道苏台讲的是真的!世界真的变了，真是"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 此后过了30年，2002年在上海锦江饭店纪念《上海公报》三十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美学者都要讲一段自己的30年前经历。我就把自己在"大包干"的这段经历讲了一下，谁知在场的那些美国外交家、学者大呼精彩。他们喜欢听这些历史细节，并说：没有你们在中苏边境上的军事对峙，就不会有尼克松派遣基辛格访华的事情发生。我也没有想到，当年在"大包干"听到苏台广播的中美关系，居然成为我终生的研究专业。 "大包干"，在我的脑海里，永远是那么美丽、独特、神秘、多趣、有意义！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