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10月10日，想到辛亥革命，亦想起七年前写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短文，乃改用微信重新发表） 共和尚未成功、共和必将成功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今天是20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 记得三年多前，有关部门找我聊天，我已经谈了自己对辛亥革命100周年的主要看法。今年我本已放弃就这个日子写点东西的计划，而专心于自己感兴趣的狭隘的经济学。 然而，几天前接到一位经济学教授的来信，其中提到“不管什么普世派、民主派、宪政派，还有毛派，其实我们都是一派，就是‘共和国派’”。 我很奇怪，那位教授好像不懂得什么是共和国，竟然把这些不同派别都归入“共和国派”。他的信提醒我，许多人包括一些社会科学的学者教授尽管天天说共和国，但并不知道什么是共和国。 因此，我决定还是为辛亥革命100周年写点东西，因为辛亥革命的目标恰恰是在中国建立共和国，因为在中国谈共和国就必须谈辛亥革命，谈辛亥革命亦必须谈共和国。 谈共和国首先要正名：什么是共和国？从汉语词源说，“共和”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司马迁记周厉王专制暴戾被国人驱逐，其时国无君王，由“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那一年并被称为“共和元年”，按现在的公元纪年法是公元前841年。正是从共和元年开始，中国历史才有了确切的时间表；这之前的三皇五帝、夏商周的时间包括周厉王登位年份都是谜。共和十四年，国人把厉王的儿子重新奉为天子，共和结束。这之后一直到辛亥革命，中国无一天无皇帝，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有时候甚至同时存在几个互相争斗的皇帝。而从司马迁之后，儒生学者也从未把“共和”当做一回事讨论过。 日本在东亚文化圈中首先接触了西欧国家制度并遇到法语“République”、英语“republic”和德语“Republik”。日本学者翻遍汉语古籍，发现《史记》中的“共和”与这些词有异曲同工之妙，遂将这些西欧词汇翻译成日语汉字“共和国”或“共和政体”。这大约是1845年即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时的事情。又过了几十年，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再把这个翻译带回中国，从此，“共和”在中文里也被当成“République”的翻译词。国人那时候还习惯用单字，因此常用民国来指称共和国，它们的意思都是主权在民的国家。中华民国和中华共和国、大韩民国和大韩共和国对当时的人来说完全是一回事，它们的英语翻译也都是Republic of China和Republic of Korea。 那么，今天中文的“共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查一下网络，“在线新华字典”的解释如下： 共和，gònghé,〖republicanism〗也称共和制。泛指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与“君主制”相对。(http://xh.5156edu.com/html3/1761.html) 查一下词典。我在图书馆发现的汉语词典对“共和”的解释有下列诸种。 《词源正续集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5版第175页)： 共和：国体之名称。国家主权在全体之人民。不立君主者。英文为republic。或译为民主政体。日本译为共和政体。 《新华词典》(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版，1987年印刷，第287页) 共和国：与“君主国”相对。指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的国家。 《现代汉语学习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03页) 共和国：实施共和政体的国家。[例]世界上有不少共和国，如法兰西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胡景北注：该词典没有“共和”或“共和政体”的解释} 《新华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34页)： 共和：国家权力机关与国家元首定期选举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共和制是当今世界主要政体 共和国：指实行共和政体的国家。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版第479页)： 共和国：实施共和政体的国家 共和制：国家元首和国家权力机关定期选举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 我估计其他词典对“共和”与“共和国”的解释应当与上述词典相差无几，也就是说，在现代中文的语境中，共和的核心含义是国家元首和国家权力机关定期通过选举产生。 100年前爆发的辛亥革命所追求的共和，与现代中文语境中的共和含义基本相同。而正是这一含义的共和才把辛亥革命和中国历史上无数次起义、政变、光复和造反区别开来。在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上，朱元璋的元末起义和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最为类似，两者的口号也几乎相同。前者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后者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前两句完全相同，第四句精神一致，区别仅仅在第三句：帝制还是共和。朱元璋恢复中华的目的是重建帝制王朝，帝王来自天命，救济天下百姓；孙中山恢复中华的目的是新建共和政体，元首出自民选，国民掌握主权。 有一个真假难辨的故事很好地揭示了这里的区别。深感大清皇恩的冯国璋曾发誓谁把清廷赶下台自己当皇帝他就毙了谁。听说袁世凯逼清廷退位，他便带枪去质问袁世凯清廷若退位谁当皇帝，袁回答“全国国民”，冯国璋一时“无所措”。不过，冯国璋后来变成共和国派，并且在反对袁世凯称帝与张勋复辟两件大事上厥功甚伟；以至于在中国的共和国历史上还当了一任共和国总统。 今天我们很难想象100年前中国的人心所向。在那刚刚出现电报而几乎还没有电话、谈不上海底电缆和互联网的时代，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说才过去四十年，他总结共和制度的“民有、民治、民享”名言就为国人耳熟能详。奈斯比特 (Naisbitt)写《中国大趋势》，说到他和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会面时后者对他背出了林肯的原话。现今五六十岁的我们这一代人无论对毛泽东如何评价，只要当时是学生，如今依然能够熟背《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句“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949年以前入学的学生无论相信与否，大概终生也不会忘记林肯关于政府应当“民有、民治、民享”的语录。辛亥革命前后人人谈共和，无论保持清廷的虚君共和，还是推翻清廷的无君共和，无论立宪派还是革命派，大家谈的都是共和，都是民选。辛亥革命起义为的是共和，袁世凯接受清廷命令统兵镇压武昌起义前对清廷提出的受命要求也是共和，甚至清廷退位诏书也承认“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倡议于前，北方各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清廷退位后，袁世凯就任总统，誓词也是共和。北洋军阀尽管常换政府，但每届上台所宣称的也是共和。1927年蒋介石到南京、1949年毛泽东到北京，建立的政权都自动地名为“共和国”。清廷退位100年来，中国公开否定共和、实行帝制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100天，可见共和观念之深入人心。 然而，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我们查一下“共和”的本意又会发现中国远远没有实现辛亥革命追求的共和，共和国远远不是我们中国的现实。例如，尽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现在都号称共和国，尽管共和国从100多年前到现在都是中国和世界的人心所向，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甚至不愿意提及自己的祖国是亚洲第一个建立共和国的国家。我们这代人一辈子从来没有领到过任何关于国家元首的选票。我们的孩子在课堂上听不到词典中对“共和”的标准解释。我们甚至还把政府“民有、民治、民享”视为反动言论，以至于江泽民前主席只能在外国人面前褒奖地复述这句话。事实上，辛亥革命至今的100年中，中国大部分时间是表面共和、实际帝制。蒋介石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为据、毛泽东以“社会主义”和“大救星”为由便分别把自己变为终身国家元首。由于他们不像袁世凯那样明确地黄袍加身，由于他们禁止任何对共和的讨论甚至谈论，以至于大多数国人包括我前面提到的那位教授都不再思考共和国是什么，都把共和国视为中国的当然事实。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选出的元首（“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有一句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说的尚未成功的“革命”可以从许多方面理解，但核心是共和。“革命尚未成功”指的首先是共和尚未成功。正如他本人所说：“我孙文此生啊，没有别的希望，就一个希望，那就是：让共和不仅是一个名词，一句空话，或一个形式，要让它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让它成为我们牢不可破的信念。共和是普天之下民众的选择，是世界的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孙文相信，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它一定会实现共和的，我坚信这一点！” 那么，什么是共和成功的标志呢？很简单，就是《现代汉语词典》等标准词典上对共和的定义：国家元首和权力机关定期选举产生。而选举的含义又是一个人自由地、无恐惧地选举自己比较认可的人成为国家元首。中国一天做不到这一点，中国一天便没有成功共和，中国就继续处在以辛亥革命为起点的从专制向共和的过渡阶段。 时间跑得真快。辛亥革命已经过去100年了，中国走出封建专制已经100年了。时间走得又真慢，100年了，中国还没有走入共和政体。不过，从传说中的大禹儿子建立帝王制度到辛亥革命，中国经历了几千年专制；从有确切记载的秦始皇建立皇权专制到辛亥革命，中国亦经历了超过两千年的专制。与此相比，100年的时间太短，不足以让中国走完从专制到共和的路程。法国皇权专制不过二三百年，可法国从1789年大革命推翻路易王朝到共和国稳定下来还用了差不多100年时间。因此，我们中华民族在走向共和的道路上不必自卑。100年后的今天，尽管我们还没有把共和从虚名变成事实，但今天的中国人比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辈还是有了许多进步。这些进步之一是今天的中国人终于懂得共和是一个超越的概念：共和超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超越了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超越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超越了儒教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超越了贵族和平民，超越了政党和团体、超越了文化和习俗，如同铁路和计算机一样，超越了所有这一切概念。今天中国人懂得了区别一个社会制度的特征，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三民主义或者其他任何别的主义，而是共和与专制。今天的中国人懂得了毁灭共和国不再需要光明正大地做皇帝；一个国家元首，即便他是被自由选举出来的，只要他取消对国家元首继续的自由和定期选举，他便取消了共和，共和国便徒有虚名。今天的中国人也已经懂得用任何理由取消共和都会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我相信在从今天开始的未来100年中，在走向共和的道路上，还有一些外国人中国人会想出中国不能实行共和的理由。中国人在过去100年中遇到的抵制共和的新概念是“社会主义”。中国人在未来100年中可能会遇到更新的抵制共和的概念。但我同时相信，作为亚洲第一个创立共和国的民族，中国绝不会成为亚洲最后一个让共和制度名副其实的国家。10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的后辈纪念辛亥革命200周年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宣布中华民族建立了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我的信念不但建立在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仰上，建立在国家主席、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在庆祝辛亥革命100周年时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的宣示上，而且建立在我自己对历史、对中华民族和人类发展变迁的思考上。 是为辛亥革命100年记。 （2011年10月10日作） （作者曾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退休前为同济大学中德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