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掐指算来，从1948年12月第一张人民币横空出世，到如今即将走过70个年头。这张世界上超过五分之一人口每天都在接触和使用的“国家名片”，见证了新中国从诞生、成长到壮大的沧桑巨变。你可曾知道，先后在国民经济舞台上五度“换妆”的人民币，其背后还蕴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有趣故事—— 名称之争：“解放”还是“人民” 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由于各解放区流通的货币名称各异，“苏币”“抗币”“边币”林林总总有250种之多，而且比价大相径庭，币值很不稳定，直接影响社会秩序的恢复，影响金融、市场、物价及百姓生活的安定。为此，成立中央银行与发行统一货币被摆上了议事日程。1947年4月，统管根据地财经的专门机构———华北财经办事处在河北省平山县组建，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兼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董必武起草了《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其中第五条明确指出“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毛泽东收到报告审阅后，不改其睿智幽默的本色道：“这个意见我很赞成。如果解放了北平、天津，我们还拿着各自花花绿绿的票子进城，不就像八国联军进北京了嘛。” 即将诞生的中央银行及货币，应该取个什么名字呢？一时间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有人提议，未来的中央银行由解放区相关银行合并组成，可称“解放银行”或“联合银行”，发行的货币就叫“解放币”或“联合币”，以适应革命统一战线的发展和解放战争进程的政治军事经济之需；有人主张，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永远为人民服务，不妨称“中国人民银行”，庄重大气，又接地气，货币则顺而沿之叫“人民币”……董必武比较倾向取名人民银行的提案，他在发给中央的电文里表示：“银行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可以，请考虑示遵，名称希望早定，印钞时要用。” 其时，毛泽东正率领中央机关转战陕北，接到电报后即会同周恩来、任弼时等人推敲商议，很快予以回复。查考电文草稿资料，最初有“至于银行名称，用中国解放银行或中国人民银行均可”字样，正式复电时改为“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足见中央领导人是经过斟酌再三之后才拍板敲定的。 
中国人民银行1948年在石家庄成立时旧址
天翻地覆慨而慷。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宣告成立，同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布通告：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在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统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人民币为本位货币。首批人民币刚刚出炉，票样被立即送到西柏坡，毛泽东手持崭新的人民币赞不绝口：“人民有了自己的武装，有了自己的政权，现在又有了自己的银行和货币，这才真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 题字之惑：名人还是素人 首套人民币付印在即，票券上的“中国人民银行”请谁题写？时任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后来成为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的南汉宸自然想到了董必武。理由有二：一是新的中央银行机构的创建和人民币的发行都是在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稳步推进的；二是董必武一手刚劲挺拔、俊俏舒逸的“柳体”，在解放区有口皆碑。起初，董必武自谦“字写得不好，还是请林老（指林伯渠）来写吧”，后来拗不过南汉宸的几番恳请，加之印钞迫在眉睫，他让夫人何莲芝找出一套干净的衬衣，沐浴更衣，虔心恭写，挥写了满满一整张纸，除了行名，还有各种货币单位及数字，经设计制版人员筛选后，神采倍添地出现在第一套人民币的图案上。 严格来说，按照“解放一个地区，发行一个地区”的原则，第一套人民币在各地先后印制发行了62种版面，其中一枚1000元耕地图券上的行名却不是董必武题写的。这张与众不同的钞券系委托东北局代印，由于未能及时获得董必武的手迹，遂请东北银行印钞厂一位票版设计师摹写，尽管也用柳体楷书挥毫，但两相对照，还是能够明显鉴别出不少差异。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迅速发展的经济形势，消除第一套纸币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最大面额为50000元）、图案要素五花八门、印钞质量良莠不齐等问题，南汉宸行长决定筹备发行第二套人民币，题字是否要换，他不敢擅作主张，当下请示了周恩来，周总理表示：“人民币代表了国家形象，马虎不得。” 一天午休，在人民银行金融研究室工作的马文蔚被南汉宸请到了办公室。南汉宸特意从故宫博物院借来一支宫廷用笔，也没说明意图，神秘兮兮地让马文蔚书写行名与相关面额汉字……直到第二套人民币面世，马文蔚对那天行长的良苦用心才恍然大悟———这位民国时期曾经担任中央造币厂要职的老学究怎么也没想到，他的墨迹一直被沿用至第五套人民币（个别字体因推行简化字而由北京印钞厂设计师作了精心挖补修正），为几代数十亿人所使用和珍藏，一不小心成为当世作品流传最广的“书法第一人”。 
董必武
马文蔚
那时人民币的设计印制属于国家机密，当事人心照不宣，守口如瓶，对家人都缄口不言。三十年后，这个谜团终于揭开：1983年媒体中引发一场“中国人民银行”究竟出自谁人手笔的争论，经过详细调查与取证，确认书写者为已经返乡务农的马文蔚。为了表彰马文蔚尽忠尽职、保守机密的良好职业道德，人民银行决定支付给他5000元润笔酬劳，并拨款为其修建新宅。1988年暮春，马文蔚驾鹤西去，享年84岁。 油墨之疑：红色还是黑色 十万火急！1955年第二套人民币发行没多久，人民银行收到各地群众雪花般的来信，对新版人民币的印刷质量提出批评意见，反映红色1元券在流通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变色、掉色、掉墨以及油墨溶化变黏等现象，造成百姓难以辨别新币真假，货币流通市场一度风声鹤唳。问题上传到国务院，周恩来作出批示：尽快查明原因，确定究竟是政治原因造成的，还是技术原因造成的。 承担印制红色1元券的上海印钞厂倍感“压力山大”，迅速组织展开调查，收集了部分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1元券加以研究，并向主管部门专题汇报。人民银行还向中国科学院“搬救兵”，请来专家会诊分析，查找原因，中科院经过两个多月潜心试验，终于找出了1元券油墨溶化变黏的症结是质量问题，而非“阶级敌人暗中破坏”。明察秋毫见真章，中国人民银行遂向国务院请示报告：鉴于当前流通的1元券所用的红色油墨存在严重缺陷，经过对各种颜色的钞票进行试验，感到黑色油墨的性质最为稳定，具有耐酸、耐碱的性能，较其他钞票色墨均匀，因此建议将新版1元券用黑色油墨印制，另以暖色地纹衬托，以便票券能经久耐用。 然而，原本票券上的红色天安门倏然“变了颜色”，却是非同小可。人民银行自然不敢怠慢，在想方设法改良工艺的基础上又印制了红色和黑色两种1元券样张供国务院领导审阅，从纯技术角度，实事求是地陈述各自利弊，并援引“苏联老大哥”的货币实例为佐证，即苏联100卢布券的克里姆林宫图案，也是采用黑色印制的。  
遭遇“红黑之争”的第二套人民币1元券
综合各方面意见，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摆出观点：之所以需要改版，就是因为红色1元券在流通使用中耐酸、耐碱、耐光的性能较差，给群众造成了困扰，从改制后的样品来看，黑色的钞券墨色稳定，也比较清晰大方，利弊相较，利大于弊。至于纸币上天安门的颜色，不一定要和实际颜色相同，群众若有意见，可以向他们解释清楚。从保证钞票质量的角度考虑，黑色比红色更耐用一些，以改用黑色油墨印制为宜。周恩来最终亦批示同意。 新钞上市后，细心的市民对比发现，红色1元券的天安门城楼上悬挂了八盏灯笼，而改印黑色油墨时却被悄悄“摘掉”了…… 版别之谜：进口还是国产 也许你未曾想到，基于当时国内制造业基础薄弱及人民币防伪能力欠缺，第二套人民币中的3元、5元、10元三种大面额票券中的“高技术含量”重任，只好仰仗“苏联老大哥”的援助。经中央批准，人民银行派出4人小组随中国国际经贸促进会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中苏双方于1953年8月正式签订了委托代印人民币的合同。保密起见，合同以“全苏木材出口联合公司”与“中国化工杂品进口公司”的名义签订，屏蔽了任何关乎人民币的字眼。没过多久，首批满载3元券人民币的列车从莫斯科驶抵满洲里，货物标注“技术装备”。中方为此还制定了严密的交接方案，诸如“白天交货，以免意外；争取一天交货完毕；10人同时开启10个车厢；箱外编号必须衔接；接运车辆不能有裂缝及漏水口；车厢两端要有小平台供警卫站岗”…… 但是好景不长，随着中苏关系日趋紧张，人民币的发行也受到很大影响。为防货币流通秩序可能遭遇的侵扰局面，1964年4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限期收回三种人民币票券的通知》，规定苏印“三种票”（即3元券、5元券、10元券）停止在市场上流通，一律回收销毁，限期1个月内到银行兑换成其他面额，逾期未收兑的一律作废。在召回苏联代印人民币的同时，人民银行马不停蹄开始发行自主印制的5元券人民币。由于国内印钞防伪技术仍然捉襟见肘，暂时还无法印制10元券，因而在较长一段时期内，5元券便是第二套人民币的最大面值了。 
朱德同志在北京印钞厂审看人民币样张
“钱”儿当自强，胸襟百千丈。上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推出第三套人民币呈箭在弦上之势，原计划从苏联引进技术的设想无疑“泡了汤”，苏联专家更是以“绝密技术概莫外传”为由带走了所有合作资料。好在中国制钞专家不蒸馒头争口气，克服重重困难，协同研发攻关，硬是在一穷二白的状况下，运用自制设备和自主技术生产出中国第一批固定水印印钞用纸，第三套人民币终于呱呱坠地，结束了“进口钞票”的尴尬时代。 路线之辩：向左还是向右 备受重视、层层把关的人民币设计，难道还会犯“路线错误”？情况还是在波澜不惊之中发生了。作为我国印制工业进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新时期的重要标志，第三套人民币中枣红色的1角券率先发行。第三套人民币票面图案较为集中地体现了那个年代我国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并举的方针，尤其是1角券，原先的设计图稿为“干部参加劳动场景”，考虑到小面额钞券学生群体可能使用较多，审查时中央领导要求将画面改为莘莘学子在老师的带领下深入农村参加劳动，象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非常契合当时社会的价值取向。 可是没过多久，这张1角券却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坊间盛传，枣红色1角券画面里的人物全都自左向右行进，这在“左右路线”之争甚嚣尘上的岁月里，疑似犯了“右倾”错误，罪名不轻啊。很快，枣红色1角券被银行逐步回收销毁，而因背面的墨绿色菊花图案而得名的“背绿1角券”临危受命，取而代之，匆忙进入流通领域。新版1角券上的人物统统转换行走方向，改为自右向左，才算平息了沸沸扬扬的社会议论。岂料背绿1角券也是命运多舛，由于设计上的致命失误，新券与已经发行的2角券背面颜色极为相似，老百姓在使用过程中稍有不慎，很容易混淆受损。公安部门就接到商家报案，有人故意拿背绿1角券充当2角券消费，一定程度上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于是乎，背绿1角券仅仅“露脸”14个月，即被央行召回，成为人民币历史上流通时间最短的纸币。  
经历“左右之疑”的第三套人民币1角券
小小1角券，两度触礁，两度搁浅，两度改版，身世颇为坎坷。而枣红1角券、背绿1角券因损耗和销毁，存世量骤减，数十年之后竟然摇身变成收藏圈内的宠儿，身价不俗，炙手可热。 头像之论：亮相还是回避 让毛泽东主席的形象出现在“国家名片”———人民币的票面上，是老百姓的朴素情感与愿望，同时，采用领袖像也是各国货币图案设计的惯例。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民银行经常接到反映类似呼声的群众来信。然而，毛泽东主席在世时发行的三套人民币上均未见其头像，缘由何在？ 筹备发行第一套人民币时，华北财经办事处参照解放区部分“边币”票面设计，将毛泽东头像印在人民币上。正在陕北的毛泽东得知后当即反对：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现在我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主席，怎么能把我的像印上去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出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第一套人民币的后续品种接踵而至，南汉宸行长可没忘了这个茬，趁着去中南海开会的间隙请示主席，毛泽东依然没有松口：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是当上了，但当上政府主席也不能印，因为在进城前开会已经作了决定，我不能违反。毛泽东所说的“进城前开会作的决定”，指的是1949年3月“进京赶考”前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拍板的六条规定，即“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没辙，南汉宸只得讪讪而退。 第二套人民币绘制时，央行设计团队试图“两全其美”，既不违反中央规定又能顺从民意，对票面作了匠心独运的设计，诸如2角券“毛泽东号”火车头上绘有领袖挂像，1元券天安门城楼上悬挂毛主席画像，5元券欢庆节日的各族群众高举宝像参加游行……送呈国务院审核时，这些善意的“小动作”被微察秋毫的周恩来一眼识破，向人民银行传达了毛主席不赞成票版图景上出现个人画像的意见，并建议“中国人民银行”书写排列应改为从左向右。这样，1955年3月问世的第二套人民币，同样没有出现毛泽东像。 
第四套人民币上才首度出现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
第五套人民币百元券（局部）上的毛主席形象
“文革”时期，毛泽东依旧坚持不让自己形象亮相于钞票图案上。人民银行曾经迫于造反派的压力，于1968年7月16日行文上报国务院，提议在新版人民币上展现伟人的光辉历程。这个提案似泥牛入海，从此杳无音信。 世事如苍狗白云。经国务院研究批准，从第四套人民币开始，票面上才陆续出现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而当下正在流通使用的第五套人民币采用毛泽东风华正茂时期的正面画像，更是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毛爷爷”了。 （刊于2018年8月30日解放日报朝花周刊·夕拾版）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