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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口述(17)|余国清:两次参加远征军,一个班打到只剩他一个

时间:2018-01-09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刘玉 点击:
余国清 【余国清】 1920年2月出生于江西奉新县。1937年报名参军,加入国民革命军新二十八师八十三团迫击炮连,后任上士班长,驻防滇缅公路;1942年随中国远征军第六十六军所属新编二十八师进入缅甸对日作战,第一次远征军失败后回国;随后进入贵阳辎重汽车兵

余国清

      【余国清】

      1920年2月出生于江西奉新县。1937年报名参军,加入国民革命军新二十八师八十三团迫击炮连,后任上士班长,驻防滇缅公路;1942年随中国远征军第六十六军所属新编二十八师进入缅甸对日作战,第一次远征军失败后回国;随后进入贵阳辎重汽车兵团二团;1943年再次入选中国远征军入缅参战,在汽车兵团十团三营七连一排一班任班长;1945年8月回到昆明休整后调往驻扎在贵阳市清镇县的重炮十二团汽车连;1948年8月整编进炮兵十五团;1949年在广西小董镇被解放军俘虏后遣散,到桂林安家。婚后育有一女,现独自一人生活。

      一

      我原是江西省奉新县人,因为家中贫寒,我们家从祖父那一代开始就借住在奉新县南门外桥头的龙王庙里,我祖父、父亲都靠帮人做零工维持生计。

      1937年8月,我在江西南昌报名参军,当时在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十八师(师长刘佰龙)八十三团迫击炮连。按照计划,部队招够 1000 多人就开赴重庆附近。

      到训练基地以后,我们领了枪,开始正式训练,光是行军这一项就练了几个月。

      训练结束,我们被调到贵州省贵阳市,主要负责保卫能直接通往缅甸的西南通道,防止日军由此进入内地,力图确保“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的畅通和重庆乃至整个西南大后方的安全。

      1941年12月23日,中英签署《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国远征军第一路长官司令部正式成立。

      1942年4月初,第六十六军所属新编二十八师、二十九师进入缅甸腊戌抗击日军。我们进入缅甸时,战局对盟军已十分不利。当时因盟军指挥失策,协作不力,加之日军于1942年4月28日偷袭腊戌成功,切断了我方后路,十六万盟军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由主动陷入被动。兵败“野人山”(克钦山)之后,我们在溃败的情况下,不得不一路向云南方向撤退。在离中缅边界大概不到一天路程距离的山地,因为天黑又不熟悉路线,我们八十三团遭到日军伏击,被敌方的机枪、炮火猛烈扫射攻击,部队彻底被打散。

      退回云南境内后,我带着二十几个战士一路经过腾冲赶往保山。

      退到怒江边的时候,连接东西两岸的惠通桥已经被防守保山的国军炸毁。逃难的人群发现惠通桥被炸,想到后面随时会出现的日本兵,立即乱了起来。一些尚未过桥的战士和华侨,相继点燃引爆了自己的汽车和车上的军火物资,以免这些车辆和物资落到日军手中。但更多的人,则不顾一切地试图逃生。一路上除了走散的军人,到处是惊慌逃难的人群,大多是妇女和孩子。

      日本兵很狡猾,他们在路上截住华侨的小车,然后坐车跑到撤退队伍的前方搞袭击。所以,沿途到处都有我们死伤的兄弟和华侨。

      二

      1942年5月5日上午10时许,我带着 20 多人的“超级班”,在惠通桥附近设法渡江,想要撤回保山。

      远远地看着一队日军士兵从山上冲下来,于是,我带着战士们躲入路旁的密林中,决定偷袭一下。等气势汹汹的日本鬼子靠近,我们就用身上所携带的武器,对准走到近处的日军开火。看到我们打了起来,附近的溃兵也纷纷向日军开枪射击。

      双方就在桥头的公路两侧展开了对战。

      由于我们枪弹不足,炮也在当初从缅甸撤退时埋了,只带着一点轻武器。最后寡不敌众,我身边的战友们都牺牲了,我这个20多人的班,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几个鬼子见我已经没有子弹,就围了过来,我两腿的膝盖附近被他们刺穿了六个洞,当刺刀再次逼近,我拉响胸前的手榴弹,准备和鬼子同归于尽。鬼子吓得惊慌逃窜,我就把手榴弹顺势扔出,前面的鬼子被炸退了几步。过了一会儿,又有几个鬼子向我这边冲过来,我看准时机,丢出最后一颗手榴弹。那几个鬼子是不是全部被炸死了,也不清楚。我趁乱滚下高坡,爬到河边的小树林躲了起来。

      公路上的日本兵,一边叽里呱啦地叫喊着,一边猛烈地向树林里放枪。日军布置在惠通桥一侧的迫击炮,也不断地向对岸的中国部队轰击。

      在这个小树林里,这时已经躲了好些人,有华侨、伤兵和当地的老百姓,也有死难者的遗体。

      第二天,我腿上的伤口开始恶化,疼得我龇牙咧嘴的,还好人群里有个老乡懂点医术,帮我弄了点树叶、草根嚼烂敷上,才不那么疼了。

      这么多人一起挤在那个死角里,没有食物,也没有药品,虽然日本鬼子看不见,但是大家连话都不敢大声说。大家实在饿得慌了,就胡乱抓一把树叶、草根之类的东西充饥。白天渴了也不敢去河边喝水,怕被公路上的日本兵发现,只有等天黑以后才敢悄悄去河边饱喝一顿。就这样艰难地熬过了十多天,公路上终于安静下来,躲难的人便逐渐散去。

      三

      第15天傍晚时分,我确认应该没有什么危险了,才大着胆子找了条木棍撑着,慢慢走到几十米远的一个河湾边,一个老船工见我是当兵的,主动把我送到了河对岸。

       老船工听说我是江西人,就对我说 :“你有救了,不远的江边住着一个村的江西人呢。我送你去他们那里。”

      在老乡那里,他们先帮我在伤口上敷了药,然后让我美美地饱餐了一顿。第二天一大早,我决定离开“江西村”去找部队。临走前,我劝老乡们出去躲一躲,他们说,知道日本人要来了,已经想好了到时候去附近熟悉的山上藏身。见我腿上有伤还执意要离开,村里的一个年轻人提出要送我一程。年轻人把我送到十多公里外的保山县城外,因为担心家里的人,他就返回去了。我拄着木棍,拖着伤腿,走走停停,一路乞讨着走了估摸有两个月,好不容易熬到了昆明。

      找到当地军队收容所说明了情况以后,我被送到宜良县后方医院疗伤,半年以后,见脚上的伤好得差不多了,我就又想回到部队去继续抗日。

      一天早上,我见有辆军车停在小溪边加水洗车,便上去搭讪,司机听说我是从缅甸打仗回来的,就热情地在旁边的铺子里买了个糍粑给我充饥。得知他正要赶往贵阳,我心里大喜,就求他带上我一起去。到了贵阳,热心的司机还请我在路边吃了顿饭,我对他千谢万谢。司机却说 :“都是为了打日本鬼子,我们是一家人。”

      四

      在贵阳市区,见一堵墙上贴着贵阳辎重汽车兵团二团招考学生的广告,我就赶忙找过去报考。

      可是,因为要求报考者必须有初中以上文化,我被拒绝了。我有些不甘心,打听到他们领导的住所,就直接跑过去求情。第三营营长原是第五军的,也是从缅甸回来的,他了解到我的情况后,就把我破格录取了,并安排在招考处负责招考学生。我们招了300多人,返回毕节县团部驻地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当时整个团只有一辆德国柴油车,但没有柴油,因此训练时都是推着走,虽叫汽车兵团,其实主要是步兵训练。

      大约一年以后,国防部及美国军方代表团到部队招人参加第二次远征军,我又入选了。

      我们先被送到昆明马家坝机场,然后在那里体检,有好些检查项目,因此手臂上被盖满了红章。没有盖章的,就证明身体不合适,被退回原部队。

      之后我们被送上陈纳德将军组建的“飞虎队”的飞机。飞机很小,只能坐60人。

      起飞的时候,昆明下着鹅毛大雪。这飞机性能不是很好,遇到高山也只能慢慢打转升上去。经过喜马拉雅山后,到了印度的汀江机场,在那里,我们换上了美国军衣,原先穿来的衣服全部烧了。停留一天之后,我们被送到兰姆加。兰姆加是中国远征军总部训练基地,由美军史迪威将军出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他是个“中国通”。

      在基地整训和装备好中队后,我被正式编入远征军汽车兵团十团三营七连一排一班任班长。我们独立团团长是余廉一,营长袁尚中。我们团是按照美军的编制组建的,一个连有200人,由美军教练员负责授课。

      我接受了一个月的汽车驾驶训练,毕业后领到了驾驶证,留在汽车学校做督教班长。当时每天训练8个小时,一个班有20人,每人一辆美军四轮“尖比西”大卡车。我们营的人都不准留头发,全剃成了光头。训练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被安排开着汽车运送修建史迪威公路用的材料。
没过多久,缅甸战事胜利结束。

      1945年8月,中秋节前夕,我们随一个回国的新车车队经史迪威公路走了14天,回到昆明集中。此时已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不久,我被调往驻扎在贵阳市清镇县的重炮第十二团汽车连。十二团是榴弹炮团,炮筒有三四米长,轮胎有现在的挖土机轮胎那么大。我们之所以驻扎在清镇县,主要是因为城东南约7公里的地方有个清镇飞机场。按照之前的说法,我们部队是在那里等上级的命令,为“打到东京去”做准备。不过,就在我们在贵阳待命期间,日本投降了。

      五

      随后,国内战争爆发。

      1947年,我们在沈阳战败。公路、火车都不通车了,我被安排乘飞机护送军官们的家属到上海、汉口等地。

      1948年8月中旬,我所在的部队被打散。混乱中我被整编进炮兵十五团,因为开车技术好,被安排开车运送满满一卡车用50厘米长的铁盒子装着的黄金、大洋,随部队转移。两吨半的卡车上堆了整整五吨重的货,我估计一个盒子里面可能装着1000块大洋。这一卡车的金条和光洋,据说是国防部长白崇禧亲自要求运送到广西的。我们从汉口出发,一路辗转长沙、衡阳、桂林、南宁,然后到了钦州县下面一个叫小董的地方。

      1949 年,我们在小董被解放军俘虏,军官都被抓去劳教了,我们这些当兵的,就各自被遣散回家。我领了路条以后,坐车到了桂林。因为我老婆在桂林呢,我们是 1948 年我在桂林停留的时候结婚的。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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