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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辰光网】今起转载澎湃新闻网文章老兵口述，以纪念当年抗日救亡、为国捐躯的英烈。
这是一群自称“与时间赛跑”的人。
他们奔赴在全国各地，寻找、聆听、记录、思考，试图触摸历史的温度。他们要面对的是抗战老兵。 八十年前，中华民族最危急的关头，成千上万中国军人奔赴战场，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存亡紧紧联在一起。 八十年后，昔日的战士已进入耄耋之年并加速离去，另一群人抱着“抢救”的念头，希望通过口述访谈，为历史留下些什么。 这是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南师大”）抗日战争研究中心正在做的事情。 2015年11月，由南师大历史系教授张连红申报的“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获得当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立项。 之后一年多，课题组成员坚持学术与民间力量相结合，完成近500位抗战老兵的口述访谈。 到2020年年底，他们还要通过多种方式，抢救搜集整理完成40册2000万字的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建成全国性的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影像数据库。 “为家国写信史，为民族争人格。”这是课题组成员、南师大历史系教授齐春风对抗战口述史的概括。 而在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馆长吴先斌看来，书本上的抗战史，总是被描写为波澜壮阔、艰苦卓绝。他想做的，是通过老兵讲述，告诉后人那场长达14年的战斗，如何波澜壮阔、又如何艰苦卓绝。 
2017年1月，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张连红、莫非、肖晓飞等人访谈抗战老兵夏德兴并合影留念。
获批立项 2015年11月5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官网公布当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立项名单，“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赫然在列。 作为这一课题的首席专家，张连红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史、南京历史文化方向的研究。他曾专注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走访过上百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而今，张连红把目光投向抗战老兵。 他告诉澎湃新闻，以2005年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为契机，我国抗战老兵口述历史调查取得很大成果，出版了不少有价值的、生动的口述历史资料。 2015年7月，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抗战研究提出要求。 习近平强调，“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档案、照片、资料、实物等，同时要面向全球征集影像资料、图书报刊、日记信件、实物等。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 总书记的话让许多人感到振奋。与此同时，张连红也深深意识到，和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相比，现有的抗战老兵口述历史调查工作仍有不足。 首先是数量和内容。 张连红认为，总体来看，社会各界对抗战老兵抢救调查的投入严重不足。相对于抗战结束时中国500余万官兵来说，接受过口述访谈的老兵所占比例太小，留下的口述史资料太少。 他还指出，在已出版的抗战老兵口述历史调查资料中，八路军和新四军老兵的口述回忆资料较多，国民党抗战老兵的调查偏少。相对重视对高级军官口述历史资料的搜集，针对普通士兵的调查很少。口述内容偏重军事抗争，对抗战时期军队生活细节很少涉及。 其次，历史学专业人员的参与不足，严重制约了抗战老兵口述访谈质量。 张连红坦言，过去的抗战老兵口述访谈，主要由媒体工作者、专业作家及众多民间志愿者完成。他们虽然进行了一些“抢救性”采访，但由于缺少专业指导，访谈质量不高，甚至出现过低级错误。 “受访者在讲述时，可能受到记忆和情绪等因素的影响，出现张冠李戴、前后倒置甚至故意颠倒是非的情况。”在张连红看来，口述史研究不是简单地复原历史，而是与历史对话，是访谈人与受访人的双向互动交流。 然而，由于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术评价导向不够科学，口述访谈往往付出多、回报少，很难成为科研成果。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做老兵访谈的专家少之又少，这是制约抗战老兵口述历史调查质量的关键所在。 此外，张连红还表示，从调查组织来看，近年来，抗战老兵口述访谈虽然陆陆续续在进行，但缺少全国统一的专业组织。访谈工作较为分散，未能产生具有一定影响和一定规模的集成性成果，也无法满足进一步深化抗战研究的需要。 联手民间 既然现有的老兵口述有所不足，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如何开展？ 张连红表示，当下主要任务是以最快速度，运用专业知识，尽最大可能抢救目前健在的抗日老战士的口述史资料。 这里的“抢救”，一方面是课题组人员自己去找抗战老兵做口述访谈；另一方面是联合其他院校及民间力量，对已有的抗战老兵口述资料进行搜集整理。 值得一提的是，张连红认为，由于抗战老兵口述访谈缺少交流平台，重复劳动太多，有必要建立一个开放共享的数据平台。 “数字化技术为我们提供了共建共享抗战老兵口述资料库的可能。”据他介绍，在参考借鉴国外的口述史项目后，课题组建立了抗战老兵口述资料中心网站（http://lb.njnu.edu.cn）。 目前，该网站已设置媒体报道、口述记忆、访问视频、口述经验交流等板块。用户可以免费查阅使用数据库中所有资料，也可以注册成为志愿者，自行上传老兵资料。 不过，张连红也清楚，有限的时间里，想在包括香港、台湾在内的全国范围开展抗战老兵口述访谈，仅靠他一个人或几个人远远不够。 目前，课题组主要成员有十多位，大多来自南师大历史系。此外，对新四军老兵比较熟悉的盐城师范学院历史系也有多位老师加入。 另一支重要力量来自民间，比如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馆长吴先斌。 吴先斌，南京人。早年做生意小有成就，2006年创立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他和张连红相识多年、合作多次，对于老朋友负责的这一课题也非常支持。 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能提供什么？澎湃新闻了解到，除了自己参与，吴先斌还抽调馆内3名熟悉口述访谈的工作人员加入课题组，负责前期对接、物资筹备、行程安排、摄影摄像等多个环节的事务。 前期对接相当于搭建桥梁。开展口述访谈，首先要找到老兵，茫茫人海，去哪里找？这在高校学者看来有点难，对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来说，却不难实现。 据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工作人员莫非介绍，由于过去参与组织过一些“关爱老兵”活动，他们与全国各地“关爱老兵”志愿者建立了联系网络。目前，老兵基本信息的前期收集，通常由他们联系当地志愿者协助完成。 同时，莫非还认为，尽管是高校科研项目，“关爱老兵”的色彩不能少。因此，每次出发前，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都会准备一些慰问物资。如果遇到生活非常困难的老兵，他也会通过网络发起募捐，给对方一些经济上的帮助。 随着分工大致明确，2016年3月，“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正式开题。4个月后，暑期来临，课题组每3-4人一组，奔赴江苏、安徽等地，开始寻访老兵之旅。 
抗战老兵姚一汉留下自己的手模。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为每一位老兵做一份手模，未来在馆中陈列。
打开记忆 所谓抗战口述史，是不是找到一个抗战老兵，拿着纸和笔，加上手机录音，记录并整理就万事大吉了？ 用南师大历史系教授齐春风的话说，“如果这样进行下去，会产生惨不忍睹的抗战口述史资料。” 齐春风认为，从事抗战口述史工作，除了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体力，访谈者必须具有比较高的抗战知识水平，不能对抗战史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 他还坦言，最担心同学们没有多少知识储备就满腔热情投入进去。比较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有大学教师、博士等，带领大家做口述史调查，能在一定程度发挥引导作用。 这一点，肖晓飞深有体会。尽管已经学了7年历史，马上就要攻读南京大学近现代史专业的博士，但他感觉到，面对老兵的讲述，自己的人生经验、知识储备仍然不够。 因此，访谈之前，肖晓飞会通过志愿者，先拿到一份老兵基本资料，再花时间做好案头工作。老兵的部队番号、在哪些地方呆过、参加过哪些战役、长官是谁、有没有整编到别的部队……这些信息点，肖晓飞都要借助书籍、网络一一查清楚。 他告诉澎湃新闻，充分的准备，非常有利于和老兵沟通。对方一听你对抗战这么了解，不仅讲的内容多，可信度也会大大提高。 面对老兵，听他们讲什么？ 在抗战老兵口述资料研究中心网站，有一份已经列好的“采访抗日老战士”提纲，大大小小近40个问题。其中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入伍情况、所在部队的情况、个人参加作战或其他工作情况等8个方向。 肖晓飞告诉澎湃新闻，这些问题不会“一股脑儿”全抛出来。访谈的第一步通常是聆听，让老兵先讲个人经历，有问题的话做笔记标注，等他讲完再提问题。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老人有自己的思路，一旦打断，没准儿就会忘记后面要说什么。 事实上，对访谈人员来说，老兵的身体状况是摆在面前一个严峻问题。 肖晓飞访谈老兵的最长时间是4个半小时，这已是非常难得的。另据南师大历史系教授王志龙介绍，接受访谈的老兵平均年龄接近90岁。很多时候，谈话进行1-2个小时，老兵的身体就吃不消了，脑子也开始犯糊涂。 这种情况下，如何帮助老兵回忆起七八十年前发生的事情？ 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工作人员薛刚总是随身带一个“汉阳造”步枪弹夹，那是他从北京南口战役战场遗址捡来的。 访谈中，如果老兵提到打仗时使用的枪支，薛刚就拿出这个弹夹。 他说，有的老兵年纪大了，不一定记得当时使用什么枪，把“汉阳造”的步枪弹夹拿出来，老兵的记忆就像唤醒一样，会很清楚地说出这个弹夹用来装什么枪，甚至还能讲出怎么使用。 当然，有些东西是没办法携带的。比如有的老兵当年是机枪手，薛刚只能提前准备一些重机枪的图片。如果对方想不起来自己使用的是什么枪，他就把这些图片拿出来让老人辨认。 在薛刚看来，与老兵交流，借助实物、图片、音乐，要比单纯的语言描述效果好得多。 他印象深刻的一次是访谈一位黄埔老兵。黄埔军校校歌，那是军校学生当年每天早上要唱的。半个多世纪过去，老人只能大概记得歌词，想不起曲调了。 这时，薛刚打开手机播放黄埔军校校歌，老人的感觉一下子被打开了。他跟着手机里的歌声放声歌唱。连老人的孙子也表示惊讶，20多年来，他从没听过爷爷唱歌，还是这样激动地唱。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志龙与抗战老兵刘峻交谈
日常生活 老兵的讲述，哪些需要格外关注？张连红给出关键词——日常生活。 他告诉澎湃新闻，现有的抗战档案和文献资料，偏重于记录政府主要领导人、社会上层精英和军队司令长官的活动，也比较重视政治、军事方面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战役。 对于抗战期间士兵的衣食住行、奖惩抚恤、通讯联络、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等生活细节等资料，档案文献中很难找到，亟待通过口述访谈加以补充。 “抗战期间不是每天都有战斗，战争中这些军人怎样生存下来的，他们吃什么？穿什么？转战南北，使用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在张连红看来，每一位老兵的经历都是一部生动的抗战史。只有先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抗战的艰辛与残酷，从而对国家和民族有更多思考。 事实也证明，口述访谈反映的历史是生动而丰富的。 比如为什么参军？王志龙告诉澎湃新闻，理由五花八门。有人家乡被日军侵略了，那是有家愁国恨。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家里穷、吃不饱肚子，去部队只是为了有口饭——这与人们传统印象中的“心怀理想”“保家卫国”有所不同。 比如上战场的感受。许多抗战题材影视剧都会突出军人的“英勇无畏”，但南师大历史系博士后叶铭问过不少老兵，第一次上战场，大部分人还是会害怕的。有的人心里紧张，光想上厕所；有的人闷头往前冲，觉得子弹好像总是冲自己来。 还有一位黄埔老兵，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师部当参谋。因为没直接上前线，他当时还有些不乐意。 没过几天，师长派这位年轻的参谋去前线送信。在路上，一颗炮弹砸下来，同伴当场被炸得尸骨全无。自那以后，他再也不主动说上前线的事儿了。 “长官让我上前线，我再上前线。”老兵这句话，让叶铭颇有感触。他深刻体会到，老兵也是人。是人，就会有爱惜生命的想法。真实的人，本来就是多层次的。 
2016年7月，抗战老兵杨伯琪翻出和妻子刘翠华的旧照。
令张连红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抗战时期的爱情故事。 有一位姓杨的抗战老兵，1944年还是通讯排排长。有一天，他在湖南衡阳附近的村子遇到一位姑娘，很快爱上了她。杨排长很想把姑娘娶回家，可当时是战争时期，部队不允许下级军官娶老婆。 没过几天，杨排长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转战到广西，临别之际，他对姑娘许下承诺，战争结束后一定回来。 此后一年，两个人没有联系，一直1945年抗战结束后，杨排长才回到衡阳找到爱人并顺利成亲。 张连红说，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兵荒马乱的年代，杨老和爱人分开后，只能靠着彼此信任互相等待。杨老的个人经历也印证了战争时期军人婚姻的实际状况——参军后，只有一定级别的军官才能结婚并家属随军，一般的普通士兵和下层军官是不能结婚的。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琐事，对历史学者而言意味着什么？ 叶铭提到一本书，法国人雅克·梅耶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士兵的日常生活( 1914 ～ 1918) 》。 作者广泛使用法国军事部门留存的档案与士兵回忆，加上士兵的日记、书信、回忆录、报刊报道以及相应的其他资料，描写了战地士兵日常生活众面相，展示了战斗之外士兵的“私人空间”，并由此探讨战争给士兵个人留下怎样的烙印，揭示战争中的个体———人的状态。 这本书带给叶铭很大的启发。他坦言，历史学者研究战争，过去倾向于研究战争的结构、战争的进程与原因、战争中的外交等宏大叙事型的内容，对于成百上千万普通士兵关注不够，不知道或者说不想知道士兵的喜怒哀乐。 “我们的研究难免过于学院化，而不能做到所谓的‘接地气’。”叶铭这样感慨。 
2016年7月，抗战老兵杨伯琪接受课题组访谈。
难言之隐 口述访谈，不是每一次都能顺利进行。有些时候，老兵不愿讲怎么办？ 去年夏天，叶铭在南京访谈一位老兵。对方部队番号一报，国军四十师120团，他马上意识到——经历过1941年的“皖南事变”，还是“打响第一枪”的那支部队。 可是整个讲述过程中，老人从头到尾都没提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叶铭判断，老人这么说，要么有心提防，要么选择性遗忘。他只好先问了几个其他问题，突然又绕回来，“老爷子，你们抓的新四军战俘怎么处理？”“我们也优待。”老人不假思索地说。 “那在哪儿抓的？”叶铭继续追问。老人愣了一下，缓缓吐出几个字，“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那正是“皖南事变”发生地。 叶铭说，这下就很明朗了，“皖南事变”四个字不必再提，但不妨碍他继续询问。 当然，这种办法不是每一次都管用。 老兵不想讲的情况，王志龙也遇到过。他认为原因很多，比如涉及隐私、有过不愉快的经历、情绪太激动等等。 去年夏天，他和张连红在山东访谈过一位抗战老兵。 老兵姓徐，早年是八路军某文工团干事。1944年，他和另外十多名文工团战友与押送物资的日本兵有过一次对抗。那次日军人手较少，稍作抵抗就逃跑了。徐老他们缴获了不少战利品，有酒有肉，在当年都是难得一见的美食。 八路军战士们决定把这些东西吃掉，没想到，吃完后纷纷倒地中毒。 他们被送到当地老百姓家治疗休养。此期间，徐老认识了一位叫“玉兰”的村妇女主任。当年玉兰只有21岁，两人朝夕相处、萌生爱情，不久后结了婚。 结婚之后徐老才发现，中毒之后，自己身体出现问题、无法生育。他十分伤心，劝说妻子离婚改嫁，但玉兰不离不弃，一直到2014年去世。 王志龙回忆，对90多岁的徐老来说，不能生育这件事是非常难以启齿的。他在讲述时，刚开始也只是提到自己中毒，其他没有多说。访谈人员听到这个故事，追问中毒后有什么症状、后来对身体有没有影响，老人也没有详细作答。 直到访谈临近结束，不知经历了怎样的内心斗争，徐老才说出原委，这让在场的人十分震惊。 “日本人居然能在酒肉里下毒，还是专门伤害男人的生殖能力，如果不是亲耳所闻，真是匪夷所思。”张连红说，他后来请教过一些专家，专家认为是化学毒品导致的。至于事实的本来面目，还需进一步查阅史料、档案进行核实。 不是每一次访谈都能这么“幸运”。 同样在山东，王志龙拜访了另一位八路军老兵，这位老兵的父母都是中共情报人员出身。王志龙很想知道老人父母从事情报工作的一些细节，可是一谈到父母，老人就非常伤心，完全讲不下去。 王志龙记得，当时试了几次，老人的情绪都无法平息。他坦言，从历史研究来讲，如果老人讲更多，也许会获得有价值信息。但面对老人的痛苦，他们只能放弃，虽然遗憾，但尊重更重要。 
2017年7月，莫非、肖晓飞在湖南洞口县采访92岁的抗战老兵刘奇元。
鉴别真伪 即使老兵愿意讲，访谈人员也面临一项重要任务，对口述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进行甄别。 张连红坦言，近十年来，社会各界十分重视老兵口述访谈，留下了大量第一手的珍贵史料。 但不能否认，由于受访人受到立场、身份、环境、情绪、身体、年龄、记忆、人际关系等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不论是高级将领还是普通士兵，其口述内容都有可能出现有意或无意的夸大、避讳、遗忘、差错、隐瞒、曲解，甚至同一受访人前后内容也会出现相互冲突之处。 2016年6月，在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抗日老战士口述调查研习营”活动上，长期从事滇缅一带老兵口述调查的云南腾冲县文物管理所原所长李正就谈到“造假问题”。 他指出，2005年9月，一家电视台曾播出一期关于“活着的烈士”周某某的节目。节目中，周某某自称14岁参军，曾任中国远征军谍报员，参加过腾冲战役勇炸敌人碉堡，最后被战友误以为牺牲而作为烈士在国殇园立碑纪念。 李正认为，周某某的叙述有一些值得推敲的地方，于是，他在2008年、2009年期间，对周某某进行了3次深度访谈。经过对访谈的内容认真分析，再结合史料、档案考证，李正得出结论——周某某故意编造了远征军身份和参加抗战的经历。 课题组人员如何避免类似问题？ 齐春风表示，访谈人员应具备一定的知识面，并且用比较恰当的方式让老兵知道你对他的个人履历、对抗战史十分了解。如果做到这一点，有的老兵即使喜欢夸大其词，这时也会比较谨慎。 “我明显感觉到，一说是大学老师带队领着研究生来做访谈，老兵的说法就非常客观了。绝大多数老兵的说法是很客观、非常谦虚，吹嘘是极少的。”齐春风说。 当然，有些时候，老兵并非刻意说谎，而是时间久远、记忆出现偏差。这个时候，就需要访谈人员从日常生活切入，针对细节不断追问、互相佐证。 叶铭面对老兵，会抛出很多细微问题。比如军队生活，一天吃几顿饭？每餐吃什么？几个人一桌？比如念过黄埔军校的，“入伍生”期间打靶打几次？每次几发子弹？学过什么科目？对武器装备是否认识？ 他还遇到过一位和日军拼过刺刀的老兵。 老兵告诉叶铭，电视上演的拼刺刀喊口号是假的。真正到了那个时候，大家都不喊，因为“一喊就泄气了”。除了刺刀撞击的声音，就是人被刺中后“啊”的声音，其他什么都没有。大家只有闷头往前冲，靠的是勇气。 “能够互相印证的内容，就是惊喜。”叶铭认为，这些细节，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说出来。并且，现有的档案、文献、史料，也能提供不少信息。因此，从技术操作角度讲，老兵口述访谈，真正无法证实的东西虽然有，但不多。 对于明显说谎、或口述内容确实有问题的老兵，大家态度相对一致——不会当场戳破，但会在后期整理时做出标注。 齐春风认为，记忆错误可以原谅，主动造假不能接受。出于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假的调查史料没有学术价值，也没有传播的必要。 张连红则从另一个维度来看待这一问题。 他表示，老兵在讲述个人经历时，会回避、夸大、虚构一些内容。从研究角度讲，也可以去想想，他为什么撒谎？不同时间的讲述，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版本的内容？这不仅仅是历史研究，也涉及到教育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 此外，张连红还指出，从情感上说，所有经历过抗战洗礼的老兵，都值得敬重。作为晚辈，我们没有资格怀疑他们。 但是，我们更要尊重历史，敬畏历史，只有记录真实的抗战口述史，才有助于我们科学认识总结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史。因此，在调查访问抗战老兵过程中，急需大批专业人员参加，去伪存真，为后人尽最大可能提供真实的抗战老兵口述史。 
南京师范大学抗战口述资料中心教授齐春风（左）、行政秘书肖晓飞（右）与抗战老兵李连仲（中）合影。
抢救第一 2017年7月，“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组成员已奔赴湖南、广西等地，投入新一轮的老兵访谈。 过去一年多，课题组已访谈老兵近500位，按照计划，到明年年初，这个数字要力争提高到1000位。同时，到2020年12月，他们要通过互联网平台，抢救搜集整理完成40册2000万字的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建成全国性的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影像数据库。 摆在面前的困难有很多。 张连红说，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组可获得80万元经费支持。这笔钱并不算多，根据国家有关经费管理办法，主要支出用于差旅费，以及给学生和志愿者少量补贴。课题组人员没有劳务报酬，一些其他开销，只能由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承担。 资金也限制了课题组增加人手。抗战老兵口述是一个浩大工程，需要更多有经验的人加入。但张连红觉得，别人也要养家糊口，让对方无偿或拿很低的报酬来做这件事并不公平。 莫非把大量时间都花在与志愿者的沟通。他告诉澎湃新闻，有时候，由于志愿者提供的信息不够准确，他们赶过去才发现，老人是在抗战胜利后参军的，只能白跑一趟。 王志龙还在苦苦寻找八路军老兵。 他向澎湃新闻表示，目前，他们寻找八路军老兵的办法是联系军队或地方干休所，在采访数量上还是明显少于国民党和新四军 老兵。 叶铭比较头痛的是方言问题。语言的隔阂，对信息摄取和细节追问都有一定影响，同时也给后续的录音整理增加了难度。 
2017年5月，山东枣庄，90岁的八路军老兵陈立付接受课题组访谈。
不过，和时间紧迫相比，这些困难似乎都不算什么。 2017月1月，肖晓飞和莫非、齐春风去安徽池州拜访一位抗战老兵。之前听当地志愿者说，这是一位经历过“皖南事变”的老兵。然而，当他赶到，老人已经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了，问什么都答不上来。 “你来晚了，早几年来就好了。”过去一年多，这是让肖晓飞最沮丧的一句话。 回访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 薛刚采访过一位老兵。老人在讲述时提到了戴笠，当时大家没留意，回去整理录音才发现这个细节。为了了解更多，他本打算找时间再做一次补充采访，遗憾的是，老人去世了。 事实上，在齐春风看来，我国的抗战史研究已经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 他表示，抗战胜利后1946年－1966年，是开展抗战口述史的黄金时期。那个时候，不管是普通老兵、还是高级别的军官都还健在。如今，70年过去了，健在的老兵大多在90岁左右，这意味着，他们在抗战结束时只是20多岁的青年，基本不可能是高级军官，对抗战的全局和部署都不太熟悉。 即便是这些级别并不高的老兵，也在加速离去。 张连红介绍，国内目前在世的抗战老兵大约5万余人，大都90岁以上，抢救抗战老兵口述资料已是时不待我、万分紧迫。 而据莫非掌握的数据，过去一年，仅南京范围，就有9位抗战老兵去世，今年上半年又有7位抗战老兵去世。目前，南京的抗战老兵数量在80位左右。 每一位老兵走，莫非都会想办法送最后一程。如果是外地的，他会找当地志愿者帮忙，以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的名义送一个花圈。 在“关爱老兵”圈子里，老兵去世被称为“归队”。莫非说，老兵“归队”，谁也拦不住，自己能做的，就是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