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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届初中生是所谓的“老三届”最年少的一届，然而这一届学子却用他们稚嫩的肩膀，和整个“老三届”群体一起，承受着“文-革”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我就是1968届的一员，1965年9月考入厦门最有影响的重点名校“厦门双十中学”，但就读不足8个月，即被1966年5月16日爆发的浩劫所断送，到1977年10月21日高考恢复，我在青春年少的大好时光，整整失学长达11个春秋，8个月的初中几乎成了我终身的学历！ 不过老实讲，1966年文革刚刚开始不要上学，天天放假，心里还是偷着乐，因为家庭出生不好，父亲是厦门大学的“右派分子”，我没有参加红卫兵，乐得当逍遥派，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1968年12月，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突然发出，我们这一届中学生很快被宣布为“1968届初中毕业生”，随即上山下乡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汹涌而至，势不可挡，我在街上的“光荣榜”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被发配到龙岩地区武平县永平公社唐屋大队，被正式转为农村户口，并被要求“一辈子扎根农村干革命”，一个又一个“被”接踵而至！  我被这阵历史的狂潮抛到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大山深处的“唐屋村”，往右翻过一座山就是江西会昌的洞头，往左翻过两、三座山就是广东的平远。唐屋村没有电，最现代化的标志就是一根从20余里外的公社所在地——帽村拉来的铝线，供电话和有线广播两用，时光仿佛一下子倒流百年。格格不入的农村生活令我开始惶恐起来，与惶恐的感觉并驾齐驱的居然还有莫名其妙的读书欲望，而且越发强烈起来。有一天，我居然自己一个人步行了100多里的红土小路和砂石公路，来到了武平县城，径直伸手敲开了“武平一中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木门，一进门就很急切很诚恳对办公室里的三、四个人说，我是厦门知青68届初中生，我想接着读高中。那几位人一时愣住了，其中一位半笑不笑地对我说，你们厦门知青是来我们武平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的，不是来读书的，你要安心上山下乡，好好劳动。”我则不依不饶，重复着我是初中知青，我要读高中，并且据理力争“我要读完高中才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办公室那几个人用客家方言嘀咕了几句，其中我连猜带蒙大概有一句听出个八九不离十——“来了这么多厦门知青，这个人是不是神经不大正常”。 我已经记不清后来是怎么离开学校又步行百里回到唐屋村的，但想读书的欲火非但没被浇息，反而在胸口越烧越旺，干渴难忍，我写信要求父母亲将我所有的中学课本都寄来农村，我要读书！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我在昏黄的油灯下开始了自学与阅读，那煤油的气味温暖了闽西冬天的寒夜……大队部的《福建日报》以及县“毛泽东思想宣传站”两个月一本的《新阿尔巴尼亚画报》都成为我饥不择食的文字口粮，父母亲每一封贴着红灯记或金训华邮票的家信成了我精神的支柱…… 1974年冬天，在厦门大学任教的父亲毅然提前退休，动用当时唯一的救命稻草——“补员政策”，把我补回厦门，学校人事处安排我到厦大外文系食堂当炊事员，这是当时绝大多数“臭老九”子女理所当然的去处。工作分配结果一出来，与我同时分配到食堂的几位老知青当场就哭了，我却偷着乐，因为有自知之明，右派分子的后代压根就没有选择的空间，更因为我从此可以尽情地自学，厦大图书馆那么多的藏书正等着我去如饥似渴！ 食堂工作的繁重强度其实不亚于农村，烧煤洗菜水深火热，最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常年没有假日，你星期天轮休一天，实际上是你周六一个人干了两个人的活后换来的，因为每天吃饭的学生永远都是300多人。男工还要煮稀饭，凌晨3点起床，在一口特大的锅里熬粥，头昏眼花，稍不留神一旦摔进锅里那就得熬到清晨六点，等前来接班的女工来处理这锅“瘦肉粥”了。繁重的劳动也没有阻挡我的自学和阅读，厦大图书馆不少“英语简易读物”上都沾有我的斑斑手迹，或是煤污，或者带着五香的淀粉，应该没有油渍，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哟！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很快不满足这样的自学状态，我要读书，我要与同龄的工农兵学员一起上课读书，我有我的理由，既然我也是工人，我就有权利成为工农兵学员里的一员，我要用实际行动参加“教育革命”，我要半工半读，我写了很长的一份要求，提出我的诉求，一式两份，一份寄给了当时国务院教育组的组长周荣鑫，一份送到了厦大外文系革命领导小组。寄往北京的要求信自然石沉大海，但给外文系的要求却即刻有了回音。系办主任（她是我小学同学的母亲）代表系领导小组郑重其事地专门回复了我，记得大概的意思是，首先肯定了我身体力行要求参加“教育革命”的愿望，但做好食堂本职工作就是对教育革命的最好支持，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可以参加工农兵学员的政治学习。我很清楚，这是我所能获得的最好回复，我因此更加自由和大摇大摆地出入外文系的阅览室、资料室，自学和写作相辅相成，我发现当时写作不仅是自娱自乐，还是门槛最低的挣扎。我有恃无恐，跑到大教室去听课，当时的工农兵学员零起点，我正好如鱼得水，英语日语不亦乐乎，还首创了中英混合的卖饭用语——“How many Liang do you want?”(你要几两？) 1976年9月，“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我的散文处女作《解放了》发表在《福建文艺》1977年2期，我挣扎了几年的自学努力终于有了初步的回声，随后为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而创作的长诗《诗的花圈》也发表在《厦门大学学报》上，一时间信心倍增，踌躇满志，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高考恢复的消息，一时间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确认之后，我随即立马认识到有三道门槛横在自己面前：一、只学8个月的初中，能否报名？二、自己这点自学的水平够用吗？况且我的数学一塌糊涂，分母在上还是分子在上我都分不清楚。三、即便过了前两关，我的家庭出生能被组织上认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从恢复高考的消息发布到开考，总共给我复习的时间只有一个月，而这一个月里食堂却一天假期都不给，其实我自己不愿意也不敢请假，因为我一请假就势必增加同事的工作负担，让人家为你干活。而上述的“三道门槛”也让我一切顺其自然，不慌不忙，颇有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淡定。我以极为平静的心态走入考场，日积月累的知识量得到了最大的挥发，语文的作文是读后感，素材是魏钢焰发表在《人民文学》写大庆铁人王进喜的报告文学，这个我早就熟读了；而英语考卷也没有逃出我的视野，那段《熊猫》的英语描绘好生眼熟，它来自我不久前精读过得英文版《中国建设》杂志。但数学注定是一败涂地，我草草做了前面的几道小题，然后马上交卷，随即赶回家复习隔天要考的历史和地理……
最终我以数学只有7分而其它科目几乎满分的成绩过了体检线，参加体检时我兴高采烈，这应该是我成人之后首次遭遇公平对待，我够本了，我居然越过了三道门槛中的两道！录取通知书终于发完了，我没有份，这是早有预料的，第三道门槛显然是无法逾越的。有人风言风语，说“狗崽子还想考半保密的外文专业，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是损人的话，又何尝不是大实话？！我回到食堂加班加点，因为考试耽误了同事的休息时间。我继续埋头苦干，并很快迎来了恢复高考后首届考进来的大学生，只是那句“How many 两 do you want?”再也说不出口了！就在这个人生难受的节点上，传来了中央要求各校挖潜扩招，以及政审要重在考生个人表现的传闻，1978年3月的一天傍晚，我拖着疲惫的脚步经过学校信箱，发现我家的信箱玻璃格有一张挂号信通知单，我的心剧烈地跳荡了起来，我一夜无眠，隔天一早，我就坐在信箱门口的石阶上等待开门，取单签名，凭单取信，这封挂号信果真是我梦寐以求的录取通知书，信封上贴的是20分工农业建设普通邮票里的“钢铁”。（事后30多年在看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的邓小平》，关于恢复高考的那几集总是令我泪流满面！）  随后在厦大外文系举行的迎新会上，我上台朗诵了自己写的诗歌《这是梦吗？》，头四句是“这是梦吗，这是梦吗，有谁能告诉我，这不是梦境”，事前没有任何彩排，但现场熟悉我的外文系师生大声回应：Cook(炊事员)，这不是梦啊！ 这怎么不是梦，这是一个1968届初中生失学长达十一年后实现的大学梦，我人生的重大转折就此开始！在巨大的时代洪流里，我是一头无望的小蚂蚁，但不管怎么说，上天还是赋予了我等蚂蚁挣扎的权利，挣扎，挣扎，再挣扎，只要还有一口气，没准真能爬上一根救命的稻草，进而跻身梦想的平台……  恢复高考是邓小平复出后惊世骇俗的一步棋，瞬间改变神州大地青少年的学习面貌，意义非凡，今年10月21日是高考恢复40年，发一套高考纪念邮票怎么样？这可是一套最接地气和人气的纪念邮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