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出版社，何大章著
连载43：《宋庆龄往事》在最后的日子里 这是1981年5月8日宋庆龄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她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时所穿的博士服。 1981年4月底，宋庆龄被确诊为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这时传来消息，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决定授予她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对于此事，维多利亚大学十分重视。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校园以外的地方授赠学位。 5月初，维多利亚大学的校长率领相关人员专程远道赶赴北京。这时的宋庆龄已经多日卧床，一直发着高烧，身体十分虚弱。 考虑到她的健康状况极差，有关部门建议，请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代表她接受学位证书。出于对远道而来的贵客们的尊重，宋庆龄拒绝了这个好意，坚持要自己接受学位。大家见状，只得又劝她在家里接受学位，以免路上的颠簸。对此，宋庆龄依旧没有同意。 在她眼里，这不仅仅是她个人的事，更是国家的事，她坚持要去人民大会堂出席仪式。 按照仪式安排，在接受学位以后，宋庆龄还要发表讲话。由于担心身体实在支撑不住，在大家的劝说下，她在自己的寓所，用英语事先录制了答辞。工作人员找来3台录音机，同时对宋庆龄的讲话进行了录制，然后逐个放给宋庆龄听。她从中确定了一盘效果最好的。 由于病势日渐沉重，宋庆龄已经不能像平时那样乘坐自己的轿车了。工作人员为她准备了一个装有4根活动提把的轮椅，并且借了一辆后开门的旅行车。5月8日，宋庆龄被扶上轮椅。工作人员用提把将轮椅平稳地抬上车。汽车缓缓驶到人民大会堂，宋庆龄就这样坐着轮椅来到了大会会场。 乐队高奏中加国歌，身着大礼服的维多利亚大学校长霍华德·佩奇博士亲手将学位证书交到了宋庆龄手里。佩奇校长致辞后，宋庆龄没有允许工作人员播放她录制好的讲话，而是临时找来一份中文稿，亲自用清晰流利的英语致答辞。20分钟的演讲精彩而得体。她说:“我接受这一学位，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把它看作是你们对中国人民的崇敬和友谊的象征。”她温和灿烂的笑容，雍容大方的举止，使人无法想像她正在重病之中饱受煎熬。在场的人们不会知道，这已经是她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仪式圆满结束，宋庆龄却没有力气坐回轮椅上。她被安置上担架，用救护车送回了后海的寓所。 当天晚上，宋庆龄虽然卧病在床，但她仍按照礼节，在楼下的大餐厅举行了家宴，款待加拿大客人。有关部门安排北京饭店的一些同志参加宴会的服务工作。对这些同志来说，这是他们应当做好的份内工作，是理所应当的。 然而，病势沉重的宋庆龄没有忘记对同志们表示自己的感谢。5月11日，她在病榻旁口述，请秘书代笔给北京饭店写了一封书信。她在信中写道: “5月8日在我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赠给荣誉博士学位时，让你店部分工作人员也辛苦了。他们（副经理、科长和干部、炊事和服务同志们)来到我家为宴会辛勤劳动。为此，向他们致谢。 5月8日的宴会，得以顺利完成，外宾欢欣地告别，有赖于你们所出的一份力量。我特地致谢并祝你们的业务在世界上赢得好评。” 在这页信纸后，她还专门附了一份名单，仔细地开列了参加服务工作的18位同志的名字。 1981年5月12日清晨5点，病危中的宋庆龄突然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她对守在身边的保姆仲兴宝说:“扶我起来，我有事要做。”两个服务员搀扶她到了书房。她请仲兴宝帮她准备好笔墨。 原来，她心里还惦记着自己曾经答应过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缜，要为《韬奋手迹》一书题写书名。 她慢慢地坐下，凝聚起全身的力量，勉力写了一幅。但由于身体虚弱，手抖得厉害，写出来的效果不够理想。于是她就坚持着又写了一幅，以便沈粹缜可以选用。好不容易写完了两幅字，宋庆龄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躺到床上，口里喃喃着:“我现在放心了。”这是她一生中最后一幅题词，为朋友完成的一件事。 也就是在这一天，宋庆龄请工作人员安排一次宴会，她要专门酬谢精心护理她的医护人员。宴会结束后，仲兴宝到楼上卧室向她报告情况。宋庆龄躺在床上，拉着仲兴宝的手说:“这一件事，我总算称心了。” 病重的她，在生命的终点来临之际，仍然不忘感谢同志的关怀，履行朋友的嘱托。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