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运动”始终是知青人的心头之痛，在那里有不少知青人留下了不光彩的脚印，我便是如此。记得是1967年春天，我随所在的上海市向群中学十余名红卫兵在蒋姓司令的率领下，登门一位“右派老师”家中问罪，罪名是现成的：“死不悔改”。因其“死不悔改”，红卫兵拳脚相加，他的嘴唇破裂流血了，眼镜打飞破碎了，人倒在地下痛苦地呻吟着……。在场的红卫兵都伸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其中也有我引为耻辱的那一拳。那一年我十五岁。

　　很多年过去了，此事已被遗忘。重新被记忆是20年以前，那时我已接触人文主义启蒙思想，在对“青春无悔”思潮的反思中有了对这段往事进行忏悔的意识。原本想通过与班主任陈晓春老师取得联系，借助她寻访“右派老师”，无奈，因旧址迁居没有找到陈老师，以后也去过母校，母校已不存在，致使寻访搁浅。

直到十年前开始第二次寻访，起因是“非典”。那时我在山西太原工作，4.19中央决定抗击非典实行属地管理，省委宣布兼任太原市委书记的领导为“非典重灾区”太原的第一责任人。作为领导秘书，每天也要跑灾区，染上非典的概率极高，对于非典疫病，初期我只有染上即死亡的意识，因而经历了为期一周的“死亡恐惧”。白天随领导奔波一线指挥抗击战役，深夜心事重重彻夜难眠。那些天里，那幕场景屡屡呈现脑海：被击倒在地满嘴鲜血的“右派老师”那充满屈辱、愤怒、恐惧、绝望的眼神在注视着我，良心不安灵魂不宁，时有鞭笞煎熬之感。在忏悔中我告诉自己，如幸免此劫就要找到他，即使他不在了也要在他的墓前下跪。

　非典过后，在上海我把这一切告诉了知青朋友张钰，请她帮助寻访。次年，张钰告诉了我寻访结果:陈晓春老师已作古，“右派老师”杳无音讯。继无奈之后是失望，好在这十年间我已把我的忏悔仪式化了，每年的清明节在祭奠先父时，我总要行忏悔，祈求被我伤害过的老师的宽恕。

此刻在行文之时，我仍对寻访存有一丝希望，希望读到本文的原向群中学的“老三届”师生能为我提供一些寻访线索。

关于“右派老师”我仅能提供如下情况：男性，姓名不详，浙江口音，身高1.6米,身材瘦弱，带近视镜，家住人民广场西侧附近，当时年龄近50岁。另外，只记得他给我们带过一节课，同学们因其口头语称之“带到棺材里去”。迄今对四十多年没联系的同班同学还能记住姓名的只有侯永顺、乐文耀、范耀国、赵伟元、徐健、朱伟亨、完艾礼几位了。如寻访有果，我将给帮助者以重谢。

在遭遇了那次“死亡恐惧”的体验之后，我懂得了许多真道理，尤其是懂得了对生命的神圣敬畏。记得当代学者钱理群在十四年前，曾以《青春是可怕的》为题撰文，记述了1966年8月18日发生在北京101中学的令人悚然的一幕：在红卫兵的狂欢中完成了对陈宝坤老师的虐杀。据说这是“第一个死在红卫兵手下的人”，而“八·一八”这一天被称为“红卫兵的革命盛大节日”。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我们还不知道有多少老师在那场“狂欢”中致残致死，这是一段不该被掩饰的。

钱理群在文中说，集“天使”与“魔鬼”于一身，这就是中国红卫兵；“天堂”的梦与“地狱”之门并存，伊甸园与集中营同在，应该这样来把握与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他还说，“青春是美丽的”（巴金语），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正视：“青春是可怕的”（米兰·昆德拉语）——连同所有与青春相关联的乌托邦幻想，一切非理性的“抒情诗”都有指向“*”的可能。因而，我对梁晓声的《知青》理念始终不予认同，因为它的“抒情诗”式的非理性处理，屏蔽了历史某些重要的记忆。

　“老三届”知青大多经历了那场令红卫兵成为“魔鬼”的灾难，那场灾难直接导致了华夏文明的破坏，人性的扭曲和道德的堕落。被称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的一代“新人”，居然失掉了起码的文明准则和道德底线，甚至以病态的价值看世界，把残害凌辱无辜当作天经地义。反思是应该的，但是作为那场灾难的主要参与者，进行忏悔更是必须的。

对此，当代学者徐友渔如是说，一个民族难免有悲剧发生，但不论是起于内部还是外部，当它的代表以言谈举止表明自己并不遗忘，就不会丧失尊严。只有记住黑暗与罪恶，才能远离黑暗与罪恶。

面对历史和记忆，我只想说，我是知青人，曾经也是红卫兵，我拒绝遗忘和掩饰，愿意为那段耻辱的往事作公开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