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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存在了8年的西南联大，在80年后仍是今人缅怀的对象，实非幸致。 
图：杨振宁在西南联大80周年纪念活动上致辞
近日，西南联合大学建校80周年纪念活动，在北大举行。包括杨振宁在内的诸多联大校友到场致辞。 联大诞生于抗战烽火之中，仅存在八年。8000多名毕业生中，产生2位诺贝尔奖得主、174位两院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学者。 取得如此成就，除管理制度科学与师资力量一流外，也得益于战时的教育政策。 一、不破坏正常的教育体系 抗战爆发后，各界围绕战时教育问题，有过诸多讨论。 有人主张战时应暂停大学教育或增设军事课程，一切为抗战服务。大多数人的共识，则是维持原有教育体系。 如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认为，“不但大学不能停办，就是义务教育也不能停办……文化是民族的生命，民族的生命不能中断，所以文化也不能中断。”后来挂名西南联大校务委员的胡适也多次说，“国家教育，似仍宜为国家打长久算盘，注重国家的基本需要，不必亟亟图谋适应眼前的需要。”“国防教育，非特殊而是常态的教育”。① 受此种舆论氛围影响，“战时应作平时看”成为了国民政府的战时教育政策。 自1937年至1945年，中国的大专院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从战前的108所增加到145所，在校学生总数也多了一倍，很多学校建起了研究所。②时人评价，大后方“这七年间的科学进步与贡献，比起过去三十年来，在质在量皆有增无减”。 
图：1937年—1945年，中国在校大学生人数变化（表格来自陈钊《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方针研究》）
二、不吝啬对师生的补助 1、战时教育投入占财政1.5%~2%，西南联大有稳定的经费支持 国民政府战前主要财政来源为关税、盐税和统税。东南大片领土的沦陷，收入锐减；加之军事费用大幅提高，被迫压缩教育经费。战前，教育经费投入占全年预算的5.5%，战争期间只剩下1.5%~2%。 按照《国难时期各项支持紧缩办法》的规定，拨给各国立大学的经费，减少至原来的七成，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也不例外。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教育部拨给西南联大的常规经费，连年上涨。1938年不过26万元，1940年增长至138万元，1943年为945.6万元，1945年达到2000多万元。 为帮助各内迁高校恢复教学，临时增拨经费成为常态。西南联大也不例外。比如，1939年7月物价上涨，教育部增拨经费3万元；1940年8月搬迁需要，教育部拨款4万元；1941年10月联大遭到空袭，教育部发放5万元被炸救济费；1943年全年，教育部共计增拨了315万元。③ 此外，西南联大还有部分经费来自美英退还的庚款、社会捐助及银行借贷。 2、设置奖助金，侧重理工科，鼓励教师的学术研究 不止学校有固定和临时拨款，在校师生还有生活补助。 （1）教育部制定了《设置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奖助金办法》，对学者们的研究报告、专科译著实施奖励、发放补助。 比如，1943年5~12月，教育部为西南联大部分教授发放“奖助金”，闻一多、朱自清等12人得到600元，杨武之、郑天挺等获得500元，另外还有15人获得200元。1944年11月，教育部又给家庭困难的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汤用彤等27人各发放1万元研究补助费。 （2）对普通教职员工，教育部也有补助。 比如，1942年12月，西南联大共计“员工及其直系亲属成人3601人，儿童199人。另有成人122人，儿童10人支半月”，由教育部“每人发给平价粮贷金147元，儿童折半计算，合计应发553308元”④，以保证员工及家属生活。 （3）为鼓励学者开展学术研究，教育部从1941年~1946年，还举办了六届学术评奖活动，分别给予一、二、三等奖获得者2000~10000奖励。 其中，西南联大教师先后获奖30余次，大多数为自然科学奖项。如获得一等奖的《堆垒素数论》、周培源《激流论》、吴大猷《多元分子振动与结构》，以及二等奖王竹溪《热学问题之研究》、李谟炽《公路研究》等。西南联大师生在理工科的建树颇多，这一点常被今人忽略。⑤ 3、战时一半以上教育经费，被用来补助困难学生的膳食费 为保障来自沦陷区的学生就学，教育部自1938年起向经济困难的学生发放全额、半额两种贷金。 1943年起，教育部实行公费制。分甲、乙两种公费生，甲种免学费、膳食费，还能获得其他补助；乙种仅免膳食费。按照战时“对所需各项建设人才的缓急程度”，教育部规定： 国立、省立专科以上学校师范、医、药、工各院系学生，全部为甲种公费生；80%的理科院系学生，60%的农科院系学生，40%的文、法、商等院系学生，可成为乙种公费生。对于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新生，70%的医、药、工各院系，50%的理、农各院系学生，有资格成为乙种公费生。 由此亦可见，当时对工科、理科的重视，远在文科之上。 依靠上述贷金及公费，西南联大的学生们，得以在艰难的时局里吃饱饭。据亲历者李钟湘回忆： “一九三八年学生贷金每人七元尚有鸡蛋可吃，一九四四年贷金涨到一千元，食的却只有‘八宝饭’、老菜叶、毛皮肉。早上稀饭西大桶，花生及盐菜一小盘。午饭四盘菜两桶汤。米由政府配给，砂石、谷子、稗子、糠屑夹杂其中，米色又红，故曰‘八宝饭’。买菜在下午三时之后，菜市将散未散之时，残菜剩肉，囊括而归，故菜为老菜叶，猪皮带毛。”⑥ 李钟湘口中“八宝饭、老菜叶、毛皮肉”式的艰辛，同食不果腹的后方民众、前线将士相比，已算好很多了——据中央军校17期毕业生谭继禹回忆，1940~1942年间，他每月的薪饷，仅够买肥皂与草鞋。1940年后，前线军队普遍改三餐制为两餐制，菜品普遍退化为菜叶盐水汤。1945年初，每一士兵每日副食费标准仅12元，而汉中的白菜一斤要30元，萝卜一斤要20元。1944年，美国专家曾随机抽取1200名中国军队士兵进行体检，结果发现营养不良者高达57%。 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后来回忆： “（除来自沦陷区的学生外）非战区学生，因家庭不胜负担，也几乎都得了贷金和公费。此项支出费用浩大，几乎超出全体教育文化经费二分之一……据统计，战时由中学以至大专学校毕业全赖国家贷金或公费完成学业者，共达十二万八千余人之多。”“这一笔庞大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 据统计，1945年的教育经费预算为66亿元，其中75%是各校师生的膳食补助。⑦ 
图：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度决算（部分。来自《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 6 经费、校舍、设备卷》）
三、不放松对师生的考核 1、组织聘任委员会，严格审核教师学术水平 “战时应作平时看”不仅仅是指继续维持高校师生的待遇，也包括不放松对高校师生的考核。 1940年颁布的《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规定了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的聘任资格。统计显示，1941~1948年，教育部审议委员会共审查合格教授2685人、副教授1260人、讲师2068人。 西南联大虽然反对由教育部审查大学教师资格，但也成立了自己的聘任委员会，聘请冯友兰、吴有训、陈序经等知名教授为委员。 联大对教师的考核，较之教育部更为严格。据统计，在179名正副教授中，“九十七位留美，三十八位留欧陆；十八位留英；三位留日，廿三位未留学。三位常务委员两位是留美一位未留学，五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廿六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三位留英外，皆为留美”。⑧ 2、考进联大，从联大毕业，都不容易 战时对于学生入学、毕业的考核，也同样严格。 1938~1940年，国立高校曾举行过三次统考。第一次统考因时间太紧，只规定了大纲，然后由各考区分别命题。西南联大所在的昆明考区，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胡适等18人组成“招生委员会”，张奚若、朱自清、华罗庚、吴大猷等分别负责公民、国文、数学、物理等课程的命题。这一年共有11119人参加考试，录取5460人，其中西南联大录取了661人。1941年停止统考，西南联大实行自主招生，规定新生要经过英文等7门初试，进校后再通过“甄别考”，才能正式入学。⑨ 学生毕业同样不易。教育部1940年出台规定，要求各高校实行“毕业总考制”，学生“除最后一学期所学的课程外，须通过二三年级所习之专门主要科目三种以上”，才能毕业。农、工、商三科学生还要出示课外实习证明。这对毕业生质量是一个重要保证。西南联大的左翼学生组织，曾发起“反总考委员会”，对抗上述规定，但没有成功。⑩ 综上。仅存在了8年的西南联大，在80年后仍是今人缅怀的对象，实非幸致。 
图：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大纪念碑
注释 ①胡颂平：《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1-10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第5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1586、1600页；②胡国台：《抗战时期教育经费与高等教育品质：1937—1945》，《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0年6月；③④《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 6 经费、校舍、设备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⑤《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 3 教学、科研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⑥李钟湘：《西南联大始末记》，钟叔河编《过去的大学》，同心出版社2011年，第356页；⑦贺金林：《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复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22页；⑧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 1895-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年，第331、332页；⑨朱端强：《西南联大与国立大学的三次统一招生考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⑩张均兵： 《国民政府大学训育 1927-1949年》，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125页。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