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大陆

原文刊发于《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6年第2辑（杨凤城主编，辛逸、董佳执行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月出版）

一、国内学界的文革研究

国内学界的文革研究依据研究主体的不同，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国内党史、国史研究机构的研究，二是高校和社科院系统的研究。前者的大多数著述者属于国内党史、国史机构中的研究人员，他们为文革研究构筑了第一轮次的史料基础，实质性地推进了文革研究。

下面请看近年来，党史、国史机构文革研究成果的出版情况。

2000年以前，国内出版的文革类著述及史料汇编主要有：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冯骤才的《100个人的10年》（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席宣与金春明合作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以及力平、马芷荪主编的《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等。

2000年以后，国内出版的文革类著述及史料汇编主要有：张化和苏采青主编的《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历史的审判》（群众出版社，2000）、陈扬勇著的《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安建设编著的《周恩来的最后岁月》（重庆出版社，2002）、逄先知和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当代中国口述史系列吴德的《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冷溶和汪作玲主编的《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王文正口述的《共和国大审判》（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陈丕显父子的《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和《我的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原江青秘书阎长贵、王广宇合著的《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以及顾保孜撰写、杜修贤摄影的《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郑谦与张化合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76》（人民出版社，2010），等等。另外，笔者所著的《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下）一书，也于2011年正式出版（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年，党史研究界有一大事，那就是借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推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二卷》本由中央党史研究室承担，历时十六年编写和修订，其中直接反映文革内容的第三编（“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共计8章（从第20章《“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至第28章《对“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基本分析》）、28节、60目，长达223页。

就此，比照此前的研究，《二卷》本不仅篇幅完整，颇具规模，还在内容和观点上有不少的推进。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认识，《二卷》本就不只限于其自身的价值体现，而是对各省市版的党史《二卷》本（1949—1978）具有了示范的意义。同时，于1990年中央批准成立，专事编纂、研究和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当代中国研究所（现已正式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所主持的大型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编年》（简称《国史编年》），正以一年一集的形式，处在编撰出版的过程中。不久，处于文革年间的1966年至1976年的分卷本也将出版问世。《国史编年》的体例兼采编年与纪事本末之长，即“纲文”按年、月、日排列大事；“目文”叙述事件的来龙去脉，史料出处均源于档案文献，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文革类著述在时间上没有间断，在内容上大致有简史类、资料汇编类和回忆录类等，且多集中于高层政治运动的框架。当然，以上举例呈现出的是当前文革正式出版物的“主干”状态，还有一些“枝叶”没有列举在内。

另一方面，高校和社科院系统的研究人员，更具资源和学识上的优势。但事实上，这批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没有得以充分发挥。以至在中国的主要高校和社科院系统内，专题从事文革研究的学人可谓凤毛麟角，更毋谈有计划，有系统，有团队的研究了(这却是方向)。

做进一步的探究，可知――

其直接而实际的原因，是史料开掘和成果发表的艰难，与学界的积分式考评制度形成不可通约的冲突。以至学界中对文革研究有兴趣，有想法的人员，面对考评、升职等严峻现实，也不得不选择等待或放弃。

其间接而客观的原因，则是文革研究选题政治上的敏感，使一批认同文革研究价值的学人，在第一时间就选择了回避、观望和等待。久而久之，这批学人在不同的学术方向上积累了资源，筑建了高地，成就了事业，尽管仍对文革研究葆有兴趣和想法，客观上已完全没有精力实施新的学术转向了。

从技术和管理的层面上看，没有学界的全面参与，中国文革研究在整体上仍徘徊于有待开发和突破的“低水平状态”中。反之，从战略和政治的层面上看，这种状态不可能降低文革研究的权重，更不可能消解文革研究的价值。

当然，如果说以上是对国内学界文革研究状况的基本分析和判断，那么，从另一个向度来看，国内学界仍有一些学者在坚持。首先看学位论文方面，列表如下：

                            高等院校文革题材硕士学位论文目录

表一

　　　　　　　　　　　　　　　　　                                 （资料来源：网上信息）

 高等院校文革题材博士学位论文目录

表二

（资料来源：网上信息）

（囿于文字字数限制，此处有删减。）

二、国内民间的文革研究

不必讳言，比照国外的文革研究和国内（含港台）学术界的文革研究，国内的民间文革研究正率先出现“突破”的状态，具体则表现为大量回忆录、大量口述访谈、大量聚会研讨，以及通过或香港出版机构、或自印本、或现代网络技术等形式问世。现仅以2010年至2011年的信息为中心进行举例和说明，以求一斑窥豹。

据有关消息，近年来北京、上海、四川（重庆）、武汉等地，均有当年的文革参与者组织各种形式的聚会和讨论，如2010年11月，原北京地质学院一批文革亲历者在北京聚会，商讨写作《地院文革史》，并以“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资料征集联络组”的名义向当年校友发出征集《通知》，声称 “我们不说话，留给后人的将是零碎、片面、甚至被歪曲的历史。”“我们不满足于对重大事件现有材料的简单重组，而是致力于挖掘存在于更多的个体间的个性化资料，重大事件之中的重要细节，人的活动背后的物质支撑……不统一在一种观点和风格之下，它最关心的是能否挖掘出更多的材料，使历史更真切，更丰满。”《通知》还制定了2012年6月定稿的进度安排等。此类活动在北京清华大学、北京男四中（据最新消息：《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已由北京三联书店正式出版）、北师大女附中等校友中均有展开，有的甚至因细节辨析和观点分歧而发生激烈的争论。上海方面也有当年的大学“红革会”、中学“中串会”及上海中学等人员，在筹备组织材料，撰写回忆录等。武汉方面则有不少当年的文革主要参与者，在积极地搜集、核对资料，撰写回忆录。

如果说以上多是文革时期群众组织和基层单位（属于权重较高的组织和单位）亲历者的聚会和讨论，那么，当年经历文革运动的高级干部的后代，或者以家属、亲友的身份，或者以老红卫兵的身份，也在组织各种类型、各种主题的聚会和讨论（包括纪念仪式）。比较典型的事例有：2010年11月，分别在湖北省咸宁和北京举行的黄永胜诞辰一百周年祭拜与纪念仪式，包括许多著名将帅的子女如林彪之女林豆豆、罗荣桓之子罗东进、陶铸之女陶斯亮等一二百人参加了活动；2011年10月6日，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等元老子弟和学者二百多人在北京召开了纪念“粉碎‘四人帮’三十五周年”研讨会。会议由胡德平、叶选基主持，强调要“彻底否定文革”；2011年12月26日，原北京海淀区各中学的老红卫兵及“联动”成员近二百人，在北京东郊京城梨园大戏楼餐厅举行了《联合行动》45周年纪念会等。至于非学术机构（堪称“民间”）出面组织的学术研讨也时有出现，如2011年8月和10月，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分别召开学术会议，座谈海外学者丁凯文、司马清扬合著的《找寻真实的林彪》一书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2011年5月，以文革美术印刷品及其他各类出版物的整理、收集为目的的“考史堂～文革资料研究交流中心”在京成立等。

近年来，以纸媒形式呈现的民间文革成果多往香港方面汇聚，香港甚至专门成立了“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除了前述中已提及的吴法宪、邱会作等人的回忆录外，比较重要的还有《林彪文集》（中港传媒出版社出版），以及2011年9月，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的舒云研究林彪问题的新书《百问九一三》和《林彪元帅最新相册》。《最新相册》共搜集有照片2300余张。当年武汉地区的文革参与者表现得特别活跃，由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的系列回忆录有：李承弘（原武汉钢工总发起人）所著《百年寻梦》；杨道远（原武汉钢二司负责人、省革委副主任）所著《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曹承义（原“新一冶”负责人）初稿、钟逸整理的《悲欣交集话文革》；魏绳武（武汉市委机关造反组织负责人）所著《机关——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等。其他还有韩爱晶以“许爱晶”之名所著的《清华蒯大富》；李木森回忆、何蜀整理的《亲历重庆大武斗——重庆反到底派一号勤务员自述》；聂树人著《地质东方红兴亡史——北京“地派”二把手的回忆》等。各地自印本的情况同样十分普遍；据丁东《私家文献的价值》介绍，南京邓伍文先生一连推出三本其家属的关于文革经历的自印本：《灵魂受刑录》（父亲邓克生，著名经济学家，前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党校副校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党组书记）；《不尽的思念》（母亲臧文的回忆录）；《风雨人生路》（舅舅臧亦夫的回忆录）等。

与此同时，近年来民间文革研究充分注意利用网络技术，不仅一些网站搜罗、转贴各类文革文章，还创办了定期或不定期的网络版文革研究杂志，在网上广泛流通，并产生很大影响的主要有《记忆》、《往事》等（海外有《文革博物馆》）。《记忆》创刊于2008年9月13日，自我定位为“民间、专业、小众”。三年多的时间已出刊79期，近500万字。《记忆》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很有声誉，甚至引起了海外学术界的关注，2009年，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请求订阅本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北卡罗莱纳大学教会山本部电子图书馆均请求授权打印、装订《记忆》，并永久收藏。由其编辑部结集的《记忆精选》第一、二辑交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版。《往事》亦已发行一百多期。2010年11月，“以回忆、思考四川现当代历史”为主旨的《蜀道》，2012年1月，以“抢救文革回忆，积累文革资料，交流相关信息，促进文革研究”为宗旨《昨天》，均以民间电子刊物的样式宣布问世。

综上所述，民间文革研究如此展开的状况，已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促进中国文革研究的动力，即它以“民间”为基座，构筑了一个极富弹性的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及在这个平台上上演的戏目，理应受到高度的关注。

其实，不管是收集、整理文革资料（包括基层档案、传单、报刊等），还是从事民间写作；不管是组织聚会讨论，还是自编、自印非正式读物供收藏和流传，民间文革研究在法律的范围内，充分运用网络、自印本等各种手段，追求研究目的的实现。就此，首先应该承认，民间文革研究的开展是一件好事。它起码说明文革研究存在着较为厚实的群众基础，有一部分责任人、热心人愿意为后人，为未来，为回复历史真相，探寻历史奥秘，总结历史经验出钱、出力。况且，尽管民间文革研究多偏重于基层的、自我的位置和态度，许多第一手资料的披露，许多亲历见闻的记述，仍然呈现相当的效用。其次应该承认，因当下的民间文革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当年的参与者，且当年的参与者各有自己的境况和立场，许多民间文革研究的事实，也证明这些参与者在表述中多有维护和申辩。这就有可能产生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各路的民间文革研究有可能延续旧有的意识形态，完全脱离历史研究的轨道，背离研究历史的价值。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重视这个问题，求解这个问题。

三、中国港台地区的文革研究

介绍这方面的情况很重要，因为在当下，香港的出版市场甚至成为了中国文革研究作品的集聚地和发散地。

事实上，针对中国大陆发生的文革运动，香港地区在“第一时间”就进行跟踪报道和研究了，例如由《明报月刊》编委会、丁望编辑的《中共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以收录中央文件、报刊文章、社论、首长讲话、红卫兵大字报等为主。金庸在《序言》中称：这些资料，主要系《明报》及《明报月刊》读者“从大陆携带这些珍贵的资料出来”）就在1967年出版了第一卷《斗争当权派》。继而，1969年出版了第二卷《邓拓选集》和第三卷《彭德怀问题专辑》；1970年出版了第四卷《吴晗与海瑞罢官事件》和第五卷《北京市文化大革命运动》等。丁望所著的《文化大革命评论集》也于1967年由香港南天书业公司出版。还有香港“友联研究所”编写了系列的资料和著作，如《红卫兵资料目录》（收录1966—1968的红卫兵报刊目录）及1970年出版的海枫著《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1971年出版的赵聪著《文革运动历程述略》等。现在看来，这些资料和著述多半是摘录和编选来自于大陆的正式出版物（如报刊、书籍等）和非正式出版物（如小报、传单等），其优势在于早期问世，迅速传播，起到了积累资料和扩大影响的作用；其缺陷则在于粗枝大叶，研究不足，无法在学术上起到支撑的作用。此后，也有少数的港人关注国史研究，如张家港所著，由香港政策研究所1999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建国以来（1949——1997）》，较多着墨于文革及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

同样，台湾地区的各研究机构也收藏从大陆流散出来的文革资料，大概当年多是出于情报收集和分析的需要，所以那个地方针对大陆的文革研究并没有获得深入地展开，或许两岸在文化传统和政治构架方面有某些相沿之处，以至那个地方少量的文革研究，还是显示了一定的学术含量。例如汪学文所著，分别于1970年和1990年由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国际关系中心出版发行的《中共文化大革命与红卫兵》和《中共文化大革命史论》；韦政通所著，2002年由立绪文化出版的《一阵风雷惊世界: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等。包括台湾的高等院校（主要是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化大学）也有以大陆文革为研究方向的学位论文，如1972年由陶希圣指导，熊钰铮撰写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大革命》；1980年由佘延苗指导，张大卫撰写的《中共文化大革命与大陆知识分子》；1997年由高永光指导，吴黎明撰写的《中共群众路线之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个案分析》和关向光指导，舒中兴撰写的《论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冲突》等。这说明在台湾，关于大陆的文革研究有一个比较“小众”的学术圈子。这个圈子因文革年代的久远，因两岸新世情、新问题的热闹而不被关注，但这个圈子知晓大陆文革研究的价值和权重，故默默地坚持着、等待着，这正是台湾的文革研究没有中断而又不显赫的原因。其实，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当前包括港台地区在内的所有海外的文革研究，都在期待、指望并依赖于国内的文革研究获得有效的展开。

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尤其香港地区作为大陆与海外联系的前沿地带，其文革研究的状况发生了相当明显的变化，那就是港人的研究除了少数学者有兴趣外，或者一些外国学者利用香港的位置，如社会学家魏昂德、人类学家詹姆斯·沃森和历史学家麦克法夸尔在罗斯基金会（The Luce Foundation）的资助下，于1996年7月在香港科技大学召开“回顾文革”的会议。2006年6月，一批西方学者参与的 “重新思考文革的历程和遗产”的国际学术会议在香港举行等。

具体而言，在论文方面：自八十年代以来，徐友渔、丁东、谢泳、印红标、何蜀等国内一线的文革研究工作者，还有已定居海外的宋永毅、王友琴等从国内出去的学者，均汇聚在《香港社会科学学报》、《二十一世纪》、《中国研究》等刊物发表文章。如印红标发表于《二十一世纪》杂志的《文革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徐友渔发表于《中国研究》(香港)杂志的《中国研究关于“两个文革”说》等等。

继而可见论著方面：自九十年代以来，许多国人的论著集中在香港出版发行，其基本分为两个路径展开：一个路径是国内学者的研究著述，如巢峰主编的《“文化大革命”词典》，1993年由港龙出版社出版；唐少杰著，《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2003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等。与此同时，一些关涉文革主题的大型项目也在香港策划和出版，最典型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电子版《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和纸媒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据有关消息《文库》项目（前文已提及）在增加“文革中的检查、交待、请罪书、申诉书、遗书”等一栏后，已于2010出版了第三版本。《国史》项目由沈志华主持，集中了杨奎松、韩刚等学者，全套设计十卷本，涉及文革的有第六《“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和浩劫》、第七《新秩序和新冲突－从中共九大到林彪事件》、第八《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孔》等三卷。个别卷本因特殊原因外，已于2008年出版。该书以时间为径，重大事件为纬，通史与专题相结合，被称为“目前最具规模的大型中国当代史研究著述”。

另一个路径则是各种文革经历者的回忆录，如王西彦所著《焚心煮骨的日子：文革回忆录》，1991年由香港昆仑制作公司出版；毛毛著《我的感情流水帐：父亲邓小平文革十年记》，2000年由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出版；王力著《王力反思录》，2001年由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徐景贤著《十年一梦》，2004年由时代国际有限公司出版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自《吴法宪回忆录》由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以后，林彪一路的邱会作、黄永胜、李作鹏等集体性地在香港推出回忆录。

四、海外文革研究之一：外籍学者的研究

讨论了中国文革研究在党史、国史机构、学界、民间，以及中国港台地区的情况，那么，海外的文革研究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呢？

文革发生在中国，震动并影响了全世界。文革构成了20世纪60年代的主题，所以，文革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课题。应该承认，国际上的文革研究是伴随着文革运动的爆发而展开的，但因冷战思维的需要，这一阶段的研究多集中于情报分析和政治战略性质的研究，如美国政府智库兰德公司主编的《中国的文革大革命》等，以及发表于《中国季刊》、《亚洲概览》、《共产主义问题》等刊物上的文章。还包括一些外交官见闻之类的记录。

就此，如果说海外的文革研究起步于政治学范畴的“中国问题研究”，那么，自197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后，因为海外机构已有大量资料的积累，中国文革运动的过程和影响，已逐步呈现出学术性的研究价值，这一阶段在海外便有资料库建设、课程建设和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等活动，尤其以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中国文革研究为典范，如麦克法夸尔等对文革的起源和文革高层政治的研究著作等，并已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如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费正清、麦克法夸尔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

以文革为反衬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成为新一轮“中国问题研究”的热点后，海外的文革研究曾一度降温。然而，正是这一度的降温，也即进入了一个可称谓“沉着”的阶段,于是，表面上是研究人员和研究著述在减少；实际上则是更多的资料在流动和汇聚（包括大量的中国新编方志的出版），对中国文革研究更有志趣的学者在成长。正是经历了这一“沉着”的阶段，90年代后期以来，海外文革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尽管其热闹的程度已大大地不如以往，却因“沉着”后而真切踏实。

其具体的表现首先是大批资料的整理出版，如美国图书馆协会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的《红卫兵资料续编二》（8卷），《新编红卫兵资料，第一部分，小报》（20卷）及《新编红卫兵资料，第二部分，北京地区文革小报特辑》（40卷），以及《美国对外关系文献第十八卷，中共，1973-1976》（以中美关系正常化为中心）等。其次是学术活动的组织和举办，如2003年6月8日至9日，加利福利亚大学圣迪亚哥分校举办题为“作为历史的文革”的会议；2006年5月12日至14日，美国21世纪中国基金会、纽约市立大学、纽约皇后区图书馆联合召开了“历史真相与集体记忆：文革大革命40周年国际研讨会”；2008年12月，“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大革命’”学术研讨会”又在美国纽约举行等。这些研讨会的成果均有新闻媒介的传播，并结集出版。最后是学术方向上的转变，如由哈佛大学麦克法夸尔与瑞典隆德大学沈迈克教授合著的著作《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充分利用新近发现的史料，不仅注重高层的政治运动，还注意将视角延伸到普通群众；加州大学的韩起澜教授则正在进行《文革中的女性研究》等课题，尤其发现“婚前性行为、婚外恋、色情文学、卖淫、流产等现象在‘文革’中存在”； 2006年周锡瑞教授等三人主编的《作为历史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由斯坦福大学出版，该书着重于中国不同地区的文革进程。另外，还有法国学者潘鸣啸的知青研究，新西兰学者康浩的文革文化现象的研究等。总之，海外的文革研究正呈现出向多元化（并非集中于政治史范畴，还包括经济、教育、社会生活等领域）、专题化（并非采用宏大叙事的模式，还包括对局部的具体的情况、事件和人物的研究）和地区性（并非局限于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甚至还包括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转变的趋势，实质上，这也是对策性的政治战略的研究，向学术性的历史学研究转变的趋势。

在此，应承认外籍学者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源流上。正是外籍学者的率先启动，并在资料积累、课程设置和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建树，使以中国文革为主题的研究，保持了一条长长的脉流，甚或具有了“源头”的意义。这不仅使中国文革研究的学术史梳理有了对象和内容，其发生意义上的种种要素以及所产生的交互影响，更值得记载和探究。

第二，在方法上。外籍学者的治学比较注重理论框架的建构，在中国文革研究方面，从“极权主义”到“多元主义”的模式变化；从“政治网络”到“利益团体”的理论解释，从西方政治学、社会学借鉴来的“心理文化”、“政治象征/符号”到力图结合中国现实的“毛主义”等，尽管各有路数和特色，也各有偏颇和局限，终究在思想方法上，给中国学者以指点和启示。

然而，话题又必须转换回来，因为综合考量外籍学者的研究，其总体的水准并没有达到所期望、所相象的那么高，原因大致也有两个方面。

第一，尽管外籍学者进入资料比较早，利用时也无任何限制和干扰，但这批主要从文革动乱时期流动出去的文革资料（请注意，国外的文革资料多是从北京和广州两个口岸流出去的，所以上海及其他省区的资料则相对少），多为正式出版物的“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和非正式出版物的传单、群众报刊、大批判资料等。毫无疑问，此类资料对从事文革研究是首要的和宝贵的，它起码呈现了文革运动的大致线索和面相。但比较现存于各级档案馆的各种简报、批示、会议记录、总结报告等；比较深藏于民间的各种信函、日记及至揭发、交代等，此类印刷品的材料毕竟是浮于表面的，且不是独家的。正是从这个角度可以断言：外籍学者普遍缺乏关于中国文革研究所需的“深部”和“细部”的资料，以致很难进入和把握问题的堂奥。

第二，确实，中国文革运动作为20世纪的重大事件（人类史或全球史视角），引起了外籍学者的关注。但这终究是发生在中国本土的故事，不仅时间长达十年，空间跨越全境，上至最高领袖，下及万千民众，更因文革运动的整个过程波澜起伏，错综复杂，各派关系，各路人马纠合缠扰，且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当权的政治路线及各种、各类人群的历史渊源和纠葛，社会人情和世故息息相关。正是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并参考多版本的相关著述，大致可以判断外籍学者的一些见解，尤其对贴近运动的深刻和关键的部位时，所呈现出的社会“心理－行为”模式，尚缺乏“中国式的体悟”。

所以，我对所谓“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这个摹仿“敦煌学”的说法，一直持部分认同，或称保守的看法，甚至坚持认为：只有依靠中国学者，甚至只有取决于中国学者做出巨大的努力和贡献，才可能真正提升文革研究的层次和品质。

五、海外文革研究之二：华人学者的研究

近年来，通过不同途径跨出国门的华人学者中，有一些进入了文革研究领域，并成功地利用国际舞台，成为了该领域的号召者，其中具有影响力的是宋永毅、王友琴等人。

宋永毅，上海学者，与其图书馆管理专业密切相关的职业特点，宋联络同道，大规模、大篇幅地编辑了《文化大革命文献目录•1966－1976》、《新编红卫兵资料》3辑等。2002年，宋又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合作，出版发行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光碟》（达3千多万字）。应该承认，宋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文革资料汇聚起来，并按照学术规范进行编排，对推进文革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甚至可以说宋光碟是文革研究工作者必备的工具，因为它将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和毛、林、周等所有时任中央领导的讲话打捞了一遍，起码在表层的材料使用方面和对初步的进入者来说属绝大的方便（当然，宋光碟仍不属于上述所提及的“深部”和“细部”的材料）。

王友琴，北京学者，曾以北京高考文科状元的成绩入学北京大学。1988年赴美，现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王近30年来坚持从事文革研究，致力于文革死难者的调查，并于2001年建立了“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2004年出版了《文革受难者》一书。王的研究受到国内外的关注，被余英时教授称为“一个人抗拒着数亿人的遗忘”的人。其英文著作《1966年：学生打老师的革命》，被列为哈佛大学所开设中国文革历史课的读本，国内的一些刊物也曾发表王的文章。最近，由王友琴提及的北师大附中殴打老师致死的事件，就史实、责任、道义等诸方面引起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综合以上宋、王两人的例证情况，大致可知这些海外华人学者一般既有文革经历，又有学术背景，正是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便使他们在材料辨识、路径判断、框架结构和叙事表述上，具有外籍学者不可比拟的优势，以至在很大程度上已占据着海外文革研究的制高点。另据有关信息，专题从事文革研究的海外华人学者并不是很多，在海外也并没有形成联盟之类的组织，但他们的能量很大，个体的坚持性很强，包括在普林斯顿编辑出版的《当代中国研究》刊物和电子版《文革博物馆》等均常年运作，研讨活动也不间断。所有这些，在全面开放的环境中，均通过各类传媒影响着国内。

六、推进中国文革研究进入历史学学术轨道

当前文革研究在理路上有两个倾向值得正视：第一个是“图谱化倾向”；第二个是“意识形态两极化倾向”。

“图谱化倾向”亦称“脸谱化倾向”、“概念化倾向”（网上还有称“妖魔化倾向”），除了存在于一些碎片化的文章和一般思想史性质的论述推断中，在文学创作（含影视剧）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其主要原因是研究者、创作者或者凭借自身的经历刻印；或者指靠一些摘编转抄，便对文革运动的来龙去脉、内在动因等十分复杂的问题，大而化之地进行逻辑推演，牵强附会地进行理论构建，这怎能不造成研究的单薄、粗陋和错乱呢。所以，主张中国文革研究进入历史学学术的轨道，首要的要求就是以求实的态度，以踏实的工作，以扎实的功夫，进入到文革史史料的开掘和整理中去(除了浮于面上的报刊社论、领导讲话等，还包括各类简报、动态、通知、信件、报告、报表、批示、总结、揭发、交代、会议记录、工作笔记、统计汇总等)，否则一切都是既不着根基，又不着边际的空谈。主动出击，四处寻求，还是等待现成的史料送上门来，是判然不同，天差地远的选择和结果。殊不知，当下大量流散在民间的文革史资料，正为研究者的追寻、爬梳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复旦文革资料库拥有成千上万件的原始文档，正源于研究者不倦的追寻）。至于为什么强调“历史学”的学术轨道，而不是其他？恰是因为历史学的学科特点与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最大的不同，就是其总是面对过往的人与事，并依据材料说话。这种“史料为本”的特质，与最大程度地追求中国文革研究的学术品质是一致的。历史学的难度在于此，历史学的价值更在于此。

“意识形态两极化倾向”是中国文革研究亟待正视和解决的严重问题。文革研究伴随着文革爆发和文革终了均已数十年了，缘此，“文革研究”本身已构成了研究的对象。立足在这个视角，回溯并检证以往的研究，可知有“浩劫灾难”说、“权力争斗”说、“路线斗争”说、“社会冲突”说、“两个文革”说、“人民文革”说等种种的理论构架（或称“范式”），且多围绕着“文革动因”、“文革路线”、“刘少奇案”、“林彪案”等重大问题，企求给予确定的解答（甚或解决）。

如果说这是多年来文革研究垒筑起来的平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研究的成果。那么，当这些观点和论述纠结着继续展开争辩的时候，便拉扯着向左、右两个端点迁移，以致形成了“两极化倾向”：一个可谓“集体罪错”说，即指认文革是高层政治的“集体罪错”；一个可谓“重要遗产”说，即认为文革具有人民自下而上追求平等的“遗产”价值。如果前说是一种终极性的批判思路；那么后说便是一种颠覆性的辩护思路。再仔细辨析，可发现这两个倾向充满着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且着眼于宏大叙事和逻辑推演（非“史料为本”的历史学学术论证），力图在惯常的政治的框架内得出结论。应该承认，“意识形态两极化倾向”有较大的市场，也不能否认其在研究上各有存在的价值，终究不是历史学学术研究的正道。

笔者在《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一书的“题旨与结论”中，曾有这样的论述：固然，文革运动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特征，甚或就是意识形态性质的革命，那就是既以“意识形态革命”为引导；又以“意识形态革命”为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文革研究就难以回避“意识形态革命”的特征和影响，即不可避免地要搅扰在“意识形态革命”的漩流中――因为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的“立场”、研究的“方法”是可以剥离的。这就是说，即便“意识形态革命”是凸显的主题，是重要的内容构成，却不可以是研究的“引导”和“目的”。在此，剥离不仅是学术的技巧和学术的智慧，更应是学术的自觉。尤其对一代“文革亲历研究者”（或称“亲历性的研究者”）而言，或许剥离是艰难又痛苦的蜕变，但不剥离是拖累的、陷落的、狭隘的；剥离了则是自由的、卓立的、宽畅的。因为只有坚持学术的立场，只有坚持以学术的态度审读史料和史实，只有坚持将“意识形态革命”的主题和内容，降落到历史学的文本中去粉碎、去梳理、去陶铸，才可能真正产生具有学术意义和学术价值的作品。所以，文革研究能否进入历史学的学术轨道，关键在于研究者是否有清醒的认知和态度，由此，才能坚持“史料为本”，遵守学术规范，追求学术品质。固然，学术研究之间可以有差异，有交锋，但只要是学术性质的，一切就是正常的和健康的。

但愿中国文革研究出现更多更好的学术作品。学术之树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