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学少年，下乡知青 1950年出生的季路德，襁褓中随父母从浙江来到上海。季路德从小热爱学习，也有学习的条件。季路德的父亲是当地的一名牧师，得益于家庭氛围的影响，季路德小学之前就开始读圣经，还经常给人讲其中的故事。当时，在人前用着稚嫩的童声将圣经故事娓娓道来的他可能不会想到，他将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得不与他热爱的知识和书本分开。 由于“文革”，季路德的求学之路被阻碍。因此，1968年他自愿成为了第一批下乡的知识青年，坐了三天三夜火车，到达了东北的建生产设兵团。 东北的生产建设兵团 之后的生活对于季路德来说是新鲜的，他成为了建设兵团的一份子，跟着当地人进行阶级斗争、学做农活、修水利、上大兴安岭伐木。1972年他被安排到农业科研实验站工作——主要辅助农作物种子的培育和提高产量的研究。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季路德考入了东北农学院，期望走上农业技术员的道路。但因为当时已出现知青返城大潮，他和妻子都可以“顶替”回上海，加上学校推迟开学，于是，1979年，下乡11年后，季路德回到了当时正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上海，迎接他的是社会和人生的双重巨变。 初回上海 改革对于季路德来说并不是一个新词，新中国成立之后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尝试，改革时有发生。记忆中，在60年代初，因为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之后，国家经济就出现了状况，当时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在60年代初之后，当时中央提出了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调整是指当时比例关系混乱，需要调整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例；巩固是粉饰的说法，其实就是巩固之前的成果；充实的是轻工业生产；提高的是人民生活水平。 “小时候听到的这八个字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文革”结束我回到上海后，中央又提出‘调整， 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这让我又想起了之前的那八个字，我就进行比较。”1978年的改革主要是针对“文革”中间产生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比如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等。之后改革的意义变得越来越丰富。 1980年代改革开放春潮涌动的上海 季路德切实感受到了改革带来的变化。1980年，刚回到上海的时候，有一天一个警察上门，因为父亲常来往上海和温州，所以有人托他带手表。就因为这件事，警察怀疑他走私。警察盘问了几遍后离去，较为傲慢的态度使得当时的季路德心中不快。然而，当时计划经济的确对民间的货物交易很敏感，警察的盘问不过是社会整体态度的体现。 然而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1979年到1984年期间，季路德在一个很小的街道里的服装加工厂。“这类加工厂是外加工的延伸，比如上海的针织厂拿到国家给的订单后，但因为数量大会做不过来，就去找一些加工点，然后这些加工点就会组织起来形成加工厂，当时我就在这里。”季路德回忆道。但在1981、82、83年的时候，情况开始变化，因为订单逐渐减少，加工厂里的人也感到收入很低，没有积极性，所以就开始找新的工作。“当时我们开始做电容器，自己去找材料，然后去做。虽然我们总体的收入没有变，但是工厂的收入增加了。而且我们发现一笔订单有几千块，而我们当时一天的工资只有一块两毛钱，所以我们感觉到这就是方向。”随着1978、79年大批知青返沪，加上改革开放释放出的信号，这种市场化的现象，正变得越来越多。 复旦与学术道路 季路德与复旦的相遇其实在他看来纯属偶然。1983年，一个老同学建议当时连本科都没有读的季路德去报考复旦大学的研究生。这位同学跟季路德一样，在文革期间中断了学业，但他没有下乡，而是去了上海的航运公司。他之后读了大学，又考上了复旦大学的研究生，最后被哲学系录取。这位老同学的建议鼓舞了当时十分渴望继续学习的季路德。当时复旦大学还没有管理学，季路德报考了科学管理系的研究生。招生办询问了季路德过往的学习经历。季路德说自己在华东师范大学上夜大学，主要是学英语。但是当时他的夜大学还没有读完，于是季路德请工厂里的同事开了个证明，证明他通过自学，学历已经达到了本科水平。“我请那位同事开了个证明，他也是知青，去了新疆，我非常感激他。学校认可了这个证明，所以我就报名成功了。” 报名虽然成功了，季路德对于研究生入学考试还是很担忧。当时的考试科目有政治、英语、数学和企业管理。政治和英语对季路德来说都不是问题。季路德在农村的时候，一直都有关注政治，并且自学了政治经济学。得益于在工厂期间读的华东师范大学开设的夜大学，季路德的英语也相当不错。企业管理课的复习较为简单，季路德买来了复旦大学经济管理课的教材，然后通读，最后整理成两百多个问题，对于书中的内容算得上烂熟于心。唯一有问题的就是数学。为了突击应对考试，季路德请了一个数学很好的同学住到自己家，教自己数学。为了腾出地方，他的妻子住回了娘家。同学陪着季路德做了七天七夜的高等数学题。那一年的数学题较为简单，所以季路德的笔试顺利地通过了。复试老师是苏东水教授，他觉得季路德自学成才相当不容易，给了他很多鼓励。就这样，季路德顺利通过了考试，成为了复旦大学科学管理系的一名研究生。 充满着勃勃生机的复旦大学 接下来季路德就在复旦大学开始了三年的研究生生活。由于没有本科的训练，季路德对于未来的生活比较迷茫，缺少规划。“我只知道我自己走了一条很好的道路，我不知道前面是什么，到了快毕业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要找工作。”于是，在老师的建议下，季路德留在了管理学院，成了一名教师。然而季路德随后发现，自己缺少一种投身教育的热情，也缺少学术训练。因此，他觉得留在复旦任教可能不会是自己的终身职业。尽管如此，季路德还是尽心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做了几年辅导员，与学生们有许多日常相处。 转变的机会发生在季路德考博士之前。那时，上海外经贸委的一位朋友找季路德写一些东西，季路德开始复旦和外经贸委两头奔波。之后，他1993年报考博士，1997年毕业。但在毕业之前，也就是1996年，季路德便正式进了政府机关，“开始做一些更为实际，更快见成效的事情。”  相对来说，政府机关对专业知识要求不高，需要的是快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一定的表达能力。得益于在复旦期间所受的训练，季路德很快便进入了角色，不久就担任了外经贸委研究室的副主任。随后，外经贸委接到申办世博的任务，季路德与世博会的缘分便由此开始。 申办世博对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来说，是一件大事。世博会能够让中国更好的了解世界，也让世界更好的了解中国。中国人民能进一步开眼界，看到不同国家的价值观，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契约精神得以普及，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也将迈出非常重要的一步。 作为主办地，上海将在此次世博会中扮演国家的公共外交平台。从最早的小县城变成后来的开放口岸，然后对外开放，上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角色。世博会让中央更重视上海，也是一个让上海更开放的机会。北京和上海都曾竞争过举办世博会的机会。最终中央考虑到北京需要申办奥运会，不宜将所有的期望放在一个城市上，因此让上海承担了举办世博会的任务。 在世博会中，季路德主要负责文字类工作，借助以前的思维方式和在政府机关的经验，他做的得心应手。在后世博时代，季路德以及一批世博人，仍然在试图延续世博会的影响力。他们创建了微博，用来收集和发布世博故事。他们期望把世博期间的一些优秀科技成果及管理经验，传递下去。在季路德的眼中，世博会不应是一个句号，而应是一个问号。这场盛会将引发人们对于城市化进程的争辩，引发人们对深入改革的探讨。  上海世博会场馆之一 “现实可能不那么尽如人意，很多人觉得我们这些世博人只是在自娱自乐，但我相信，种子已经种下了。”季路德如此说道。 （本文选自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校友中心） （季路德：1984级工业经济管理硕士、1993级工业经济管理博士、上海市会展行业协会原秘书长。） （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责任编辑 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