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葛天琳
我的知青岁月 葛天琳 下乡插队是我人生最重要、最难忘的岁月，它影响了我的一生，激励了我的一生，虽然艰难困苦，甚至饱受病痛折磨，但是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度过了艰难的日子，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也收获了很多青春的历练和成长。 我是上海市复兴中学68届初中生，上名牌大学曾是我的梦想。在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后，投身广阔天地成为一代青年的必经之路，我义无反顾，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1969年3月10日我离开上海，到一千多里以外的江西省峡江县马埠公社（现为江背公社）流源大队插队落户。我们那一批到峡江县的上海知青有四千多名初高中毕业生，大多是虹口区的，分布到九个公社一百多个大队、生产队。我所在的流源村是在永丰、新干三县交界的地方，离县城最远、交通最不方便。 我们生产队一共十二个上海知青。到生产队第二天，我们就上山扛毛竹，要走好几里山路，每一步腿脚都在发抖。大家很努力地学做各种农活，没有人甘愿落后。三月份是春播的季节，我们跟着老表天不亮就起来学拔秧、插秧。初学农活赶不上老表的进度，只好埋头拼命追赶，半天也不直起腰。直到一块地插完，才站起来。这时候自己的手也肿了，脸也肿了，腿上还有蚂蟥叮咬。但是知青们没有人叫苦喊累。 女知青住的屋子，是在牛棚里用木板隔出的一小间，旁边依旧关着牛。牛栏的外面砌了个灶头做饭，就算厨房了。每天一做饭，灶头就烟熏火燎的，浓烟进入了我们的房间，床单被子几天就黑了。山区没有电，天一黑啥也看不见了。我们喝的是井水，因为住在山坡上，要往下走一段路才能打到井水，一开始只能挑小半桶，否则根本上不了坡。我们吃的菜也很紧张。没有荤菜，蔬菜开始几天是老表送的，后来就几乎没有了。上海带的酱菜也很快吃完了，只好吃白饭。 接下来连着一个多月，我天天腹泻，时而发烧。母亲给我带的小药箱有各种药，退烧片、消炎片和止泻药，都吃掉了，可没有什么效果，腹泻不止。我还是坚持出工。眼看人一天天消瘦下去，腹泻不止，我便到大队诊所看病配药，该吃的药都吃了，没有一点好转。就这样坚持了两个月，我终于病倒爬不起来了。在一个晚上发高烧昏昏欲睡时，女知青们叫来了大队、生产队干部，他们决定第二天一早用大队拖拉机送县医院抢救。到了县人民医院，挂上盐水用了抗菌素，几天以后，烧退了，我回到生产队。可之后的一个月，我还是每天腹泻不止，流脓流血。有同学写信给家中提起了我的情况，我父母得知消息后，很快派我哥哥从上海来到江西，赶到山里接我回了上海。 在上海，我先后转了四家医院，换了好几个科，做了各种检查，最后才在长征医院确诊，是直肠瘤，作了切除。按当时的政策像我这样的情况可以不用下乡，也可以申请退回上海。可我当时根本不打算再回上海，那时的口号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难道一场疾病就要打退堂鼓吗？再说哥哥妹妹都面临毕业分配，我不下乡也会影响他们，所以我执意要回江西。父亲知道后支持我的想法，他说，你们要听党的话跟党走，争取光明的前途。我没有多逗留，很快返回了农村。 农忙开始了，我们每天凌晨就要起来，参加拔秧插秧。一天十几个小时浸泡在水稻田里弯着腰劳动，还要比速度，稍微慢一点就会被别人抛在后头。一块地里大家排成一条线，自然谁也不愿落后，我就常常干到直不起腰来。尽管艰苦劳累，我还充满了对农村广阔天地的新鲜感和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至今保留的一本日记中，我在《插秧曲》中这样写道： “插下一簇簇嫩绿的秧苗，献上一颗颗火热的红心，用我们的巧手双双，为祖国的大地织春锦。” “红日照耀新苗壮，碧水滋润新苗绿，排排禾苗迎风摆，株株向阳长得齐。” 父母每次写信都鼓励我要吃苦耐劳，好好经受锻炼和考验，而农村干部就更是根据“革命加拼命”的要求来号召知青们向老表看齐，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新农民。我不愿被人看作是娇气的人，所以拼尽全身的力气，坚持着。大队干部对我很关心，老表们也反映了我带病坚持劳动的情况。经大队反复讨论后，决定调我到大队小学去当民办教师。正好那时适龄儿童特别多，学校非常缺教师，却没有公办老师指标，于是我当上了公办学校的民办教师。 流源大队小学是一所县教育局管辖的公办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有六个班级还附设一个初中班。我开始是教一年级的语文、算术、音乐和体育，担任班主任。我逐步记住了同学的姓名，认识了他们每一个人，还经常进行家访，和同学谈心，下课后和他们一起玩，给他们讲故事。课堂纪律渐渐好了起来。 大部分家长支持我严加管教，对我十分认可。我坚持原则要求学生必须上课听讲，课后完成作业，使学生养成了认真上课、按时完成作业的习惯，学习成绩也有了提高，得到学校领导的好评，在县里统考中也取得了好名次。我也获评公社和县优秀民办教师。记得有一个奖品，是笔记本，上面有毛主席题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它让我铭记一生。 我经常给同学们讲故事，还帮他们排练文娱节目，教学生唱歌跳舞，拉手风琴给他们伴奏，孩子们非常投入。我还把自己穿不下了的衣服送给孩子们穿。下雨天，我总是打着伞把路远的小同学送回家。晚上，我还要经常到学生寝室查铺，帮他们盖盖被子，看看他们睡得怎么样。学校有一架风琴，我每天放学后抽空练琴，于是校长让我担任了好几个班级的音乐课。我还把在小学里在少年宫里学来的简谱知识教给同学们。 我在小学校可谓如鱼得水，以校为家。虽然一天的工作时间很长，拿的工分只是全劳力工分的一半，但我从来不去想报酬，只是一门心思想把工作做好。平时，我虚心向老教师学习请教，看他们怎样备课，怎样板书，怎样上课，怎样批改作业。我母亲是中学教师，我也曾学习过她的备课教案，老教师和大队干部们也给了我很多鼓励，让我一心一意扑在教学工作上。 上级领导认为我的汉语拼音基础比较好，普通话标准，还让我给几百名教师上过课，也组织过到流源小学来听我的公开课。买不到教学参考书，我让读过华中师范大学的母亲把她过去的教科书寄给我，还让她买来了许多自学丛书。后来，得知吉安师范有语文教师函授班，我便积极报名参加学习，认真地按照要求做作业，自学并参加考试通过了全部课程。年复一年，我成了一名受学生和家长尊敬的民办教师，只要校长一让我换班级，班里同学和家长就会去要求校方不要把我调离，不要换老师。我感到大队干部领导的信任和乡亲们的信任，我必须对得起这些渴望知识的孩子们。所以我尽可能地完成好教学任务，不让一个孩子留级。 学校每个星期都要组织学生上山砍柴，除了供学校做饭用，还卖给供销社增加学校经费。学校还有水稻田、菜地、鱼塘，还养了猪、牛、鸡、鸭、鹅等，我虽然经常心脏不适，但是从来没有找任何理由不参加勤工俭学和农活劳动。在艰苦的劳动中，自己的体力和心智都得到了磨练和考验。 一天傍晚，突然听到村里的有线广播里大声喊：三队着火了，大家快去救火！我赶紧奔往起火的地方。火光冲天，噼啪作响。我和救火的人们忙着往里浇水，递水桶。有人喊：“上海阿拉小姑娘，快下去，这儿危险！这是男人干的！”我当然知道有危险，可危险就能不救火了吗？ 直到后半夜，火势才被基本控制住。人们从一大堆发黑的砖头下，用力扒出被压得变形的老主任。他是被倒下的砖头压死的。他的口袋里还放着一叠当天从公社开会带回来的五保户救济金。我对他肃然起敬。 县里要举行全县中小学文艺汇演，我就自己作词作曲，编歌编舞，创作了一台诗歌朗诵剧再现救火的场面，歌颂老主任的事迹。这台节目得到好评，被选作代表公社参加全县汇演。在县里的演出很成功，出人意料得了全县第二名。 我在一次带领学生参加平整操场劳动中诱发了心脏病，被学校领导派人送到山外医院抢救后直接送回上海，从此再也没能回到山村教师的岗位上。 在知青岁月里，我全部的青春激情，我所有的身心时光，都给予了那些孩子们。高尔基的“我的大学”是广阔的社会，我和千千万万知青的“大学”正是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漫长的岁月可以让人忘却很多事情，但那些时光难以割舍，久久留存在我的记忆中。 作者简介：葛天琳，上海市复兴中学68届初中生。1969年赴江西省峡江县插队落户。工大中文专业毕业。回沪后在街道团委、街道图书馆、区职工联校、船厂党委宣传部工作。退休后任上海知青网、知青杂志社及老辰光网编辑，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上海知青诗社成员。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