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加耕(前排中)在团中央九大期间和张韧（前排左）徐建春（前排右）等知情代表在一起。
激情岁月绕心头
记者董建新 沈健 雨花茶 董加耕，一个响亮的名字。他的座右铭“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忧天下”和他高中毕业后不上大学下农村的事迹，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及至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当时，他被称之为“毛主席的好孩子”，是全国知识青年学习的榜样。他和邢燕子、王进喜、陈永贵、钱学森一起，受到毛主席的宴请。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多次接见了他。岁月如流水，已由毛头小伙变成年逾花甲的董加耕对于那段激情岁月依旧缠绕在心头。 毛泽东时代的好青年 1961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灾害给董加耕的家乡江苏盐城农村带来了无尽的酸楚与艰辛。这一年，他的家乡饿死了30多人，董加耕的父亲因为饥饿，喝了爆青的茨菇汤而中毒身亡。临终前，他咬碎了嘴巴里的陶瓷汤勺，这一幕让还是学生的董加耕刻骨铭心。 当时面对农村的实际，很多年轻人把考大学看成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出路。董加耕特别幸运，由于他品学兼优，中学就入了党；1961年高中毕业时，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然而，他却放弃了这个机会，主动提出留在农村，立志用自己的智慧、知识、精神和体力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他在报考志愿书上毅然地写下了这样8个字：“回乡务农、立志耕种。”同时将“家庚”改为“加耕”，意为加倍努力地耕耘家乡。 不到20岁的董加耕虽然选择了回农村耕种，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举动带来了巨大的连锁反应，并因此很快上了“天”。1962年8月8日，《新华日报》以《目标始终如一》为题，率先报道了董加耕回乡务农前后的经历，在青年读者中引起了积极的反响。1964年1月，共青团江苏省委发出了开展学习董加耕活动的通知，同年3月，中共江苏省委发出《关于宣传和开展学习董加耕的通知》。1964年1月，《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3月《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充分肯定了董加耕的壮举。随后，董加耕也由生产队长跃为不脱产的共青团盐城地委书记，全国人大代表、团中央委员，在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彭真、薄一波、陆定一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报告中号召全国青年“向新式农民董加耕学习”。 1964年12月，董加耕作为盐城地区第一位年轻的全国人大代表，以江苏省人大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上，又被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和执行主席。26日下午，大会要散之前，一位服务员招呼董加耕，请他散会后就地稍等。陈永贵、邢燕子、王进喜3人也被招呼就地稍等。不一会，周总理从后台上来向他们4个人招手，他们一起围到了总理身边。总理说：“跟我来。”于是就把他们带到主席台下北边一间休息室内。董加耕一看朱老总早已坐在那里了。周总理向朱德委员长作了介绍。当朱老总得知董加耕是苏北黄河之滨的盐城人时，就问他：“你们那里树多不多？”董加耕说：“不多。”朱老总指示说：“你们那里地处沿海，树木要多栽，一棵树就是一个警卫嘛。”董加耕以为朱老总是在关心国防战略教育，事后才知道朱老总曾分管过绿化工作。 待到三张餐桌都摆好后，他们猜想是吃饭或陪外宾。没等几分钟，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满面红光、精神抖擞的毛主席在周总理的陪同下在西门口的桌旁坐了下来。董加耕是幸运的，也是值得自豪的。要知道毛主席生日请客，一生中也不过两回，一次在延安，这是第二次。而这一次，他连自己的女儿都没有请，说是没有上山下乡不具备资格。三桌酒席，功勋卓著的老帅们没能坐到首席。毛主席的这一桌是他亲自选定的。而董加耕被安排到毛主席的左边，跟老人家臂靠臂，足见毛主席对他的器重和厚爱。 众人坐定后，主席对大家说：“今天既不是过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用我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让来，他们不够资格。这里有工人、农民、解放军同志在一起，不光吃饭，还要说说话嘛！” 主席首先问一旁的董加耕：“读了几年书？”董加耕：“读了12年，高中毕业。”主席点头说：“好！”然后又问邢燕子和余秋里，当余秋里回答只读了小学三年时，主席说：“三年小学能搞出个大庆来，就不错嘛！”主席对钱学森说：“你是搞卫星的，卫星上天就靠你了！” 这时董加耕从桌上的烟盒中抽出一根烟递给主席，邢燕子给主席点了火，主席吸了一口烟，又将脸转向董加耕关切地问道：“你在乡里看到《参考消息》吗？”董加耕略有紧张地回答说：“一个公社只有一份，只有一把手能看到，并且一看完还要封起来退到县里，听说要保密。我是党委委员，偶尔从书记那里看到，就是字太小。”主席向总理说：“《参考消息》要多印一些，字要大一些。”周总理说：“《参考消息》全国发行30万份，字是小了些。” 开始上菜了，是分食制，每道菜是一搪瓷盘，你不吃服务员就拿走。董加耕怎么也没有想到服务员竟然避开主席将第一盘菜端给了他。他怀疑服务员搞错了就将第一盘菜让给了主席，主席收下了。第二盘菜服务员又从董加耕开始，董加耕又让给了主席，主席又微笑着收下。到第三盘菜再让给主席时，服务员对董加耕说：“你自己吃。”董加耕这才拿起筷子吃起饭来。席间，主席不断地给董加耕添饭夹菜，并说：“你年轻，农村来的，多吃一点。” 囚禁中，他为儿子起名叫“拥军” “文化大革命”中，身为共青团盐城地委书记的董加耕受到了严重冲击。十年“文革”他先后受到4次“审查”，一次说他是“刘少奇的黑标兵”，一次说他是“走资派”，一次被诬陷为“反对毛泽东思想”，一次被打成“5·16的头子”，董加耕因此被非法囚禁了8年，历经种种磨难。 董加耕被非法囚禁期间，正是爱妻郝鸿鸾怀孕生孩子的时候。尽管郝鸿鸾是共产党员，人民教师，但同样也受到了株连，多次被抄家。儿子一周岁了，还未见过父亲。经过多次请示上级，郝鸿鸾才抱着孩子去农干校看望丈夫，这天上午8点钟，郝鸿鸾被安排到一间办公室里，那里放了一张长方桌，周围坐着十几个军人和公安人员，他们叫她抱着孩子坐到另一张凳子上。 约过了5分钟，董加耕过来了。见了面，他便哭了起来。郝鸿鸾倒显得坚强，她问丈夫一年前她写的长信可曾收到，孩子的照片是否看到，又劝丈夫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家里的事不用担心。这时，儿子嚷着要撒尿，郝鸿鸾就将他从凳子上抱下来。董加耕听说孩子要撒尿，哭声戛然而止。原来他正将头埋得低低的，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孩子的裤裆，孩子一周岁了，他做父亲的竟然不知道是男是女！ 董加耕问妻子：“儿子叫什么名字？”“等你给他起名呢！”妻子眼里噙满了泪水。“就叫拥军吧。”给孩子起了名字之后，董加耕望了望妻子说：“这次组织审查，不知何时结束。我要坐20年牢，你守得住就守，你守不住就另嫁吧！”妻子听了，哭了好半天，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来了夫妻见面，却连句安慰的话也没有，能不伤心吗？过了片刻，郝鸿鸾哽咽着说；“我永远等你，你即使坐20年牢，我都等你回来，咱们种田过日子。” 名誉比金钱更重要 1987年，董加耕由郭猛乡副乡长位置调任盐城郊区乡镇企业管理局副局长，出差总是坐公共汽车，有些老朋友跟他开玩笑：“董兄，别人做官越做越大，车子越坐越小，你怎么官越做越小，车子越坐越大呢？”他笑着答道：“何为大，何为小，党和人民最伟大，计较个人得失最渺小。” 1990年6月，董加耕带领郊区一些乡镇企业负责人去贵州参加乡镇工业产品展览会，会上人流不息，正在贵州视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同志也来了。当乔石驻足江苏展厅时，感觉身着短衫短裤的董加耕好面熟。记者中有认识董加耕的，向乔石介绍：“他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董加耕。”乔石连忙伸出手说：“我们见过面，你名气很大，还是老样子，搞出不少新产品嘛。你们可要永远注重产品质量，保持良好的名声哟！”说完，拉着董加耕的手，边走边谈了好一阵，最后还和董加耕合影留念。 乔石同志所说的“名声”，董加耕时刻记在心中。一次，一位深圳立足的“老知青”找上门来：“你如果能到我们那里供职，我包你每月收入不少于2000元。”董加耕说：“组织上让我搞乡镇工业，我就要服从领导安排，坚守岗位，怎么只顾自己远走高飞呢？一个人的名誉比金钱更重要。” 说来有趣。他自己特别注意名声，而有人却利用他的名声，冒充他去搞诈骗。有一年秋天，郊区有一对农民夫妇在汽车站候车室唉声叹气，原来他们是进城打官司的。他们1991年承包了村里10多亩鱼塘，正当鱼肥待捕的时候，邻里一户人家偷偷打开丁涵洞闸门，致使他家鱼塘鱼群散失，损失惨重。老两口气得到法院告状，法院同志叫他们先到乡里调解。老两口以为法院人借故推托，在车站叹气发愁。这时，一个50多岁的陌生人前来关心询问，表示不平，还说他法院有熟人，能帮助打这场官司。老头急问：“你贵姓？”“我叫董加耕。”老头子被骗走200元钱，原来这是个假“董加耕”。 老两口后来找到真的董加耕，看到面前的董加耕稳稳重重，待人客客气气，才知道上当受骗，当下呜呜哭了起来。董加耕又是安慰，又是招待。后来，他真的帮老人家打官司，依法起诉，并向公安机关反映，终于捉到了那个假董加耕，对其绳之以法。 郊区乡镇企业办实体，有人提议利用他的名字办个“加耕实业公司”，他没有同意。经再三商量，用谐音办了个“佳庚实业公司”，让他兼名誉董事长。后来他认为不妥，婉言谢绝。 董加耕承认自己是有一定名气的人，但他认为，自己的荣誉是党和人民给的，他要利用“名人效应”为集体办事。有不少单位请他出面做广告推销产品，许诺给高额报酬，有的企业高薪聘请他当总经理，他都婉言谢绝了。有人说：“凭你的知名度，下海早就发财了。”他说：“我的知名度不是个人资产，而是人民财富。为人民服务是我的人生宗旨，不可改变。别人做广告当个体户，我不反对，这就叫人各有志嘛！” 构筑“人生五彩桥” 有人把“政协”和“关工委”视为“养老”的地方，说什么：“大牌子，空架子，坐着几个老头找岔子。”董加耕在担任盐都县政协副主席和关工委副主任期间，仍严格要求自己，争取多干实事，还经常对其他老同志说：“人老了，不能倚老卖老。”他把自己的晚年形容为构筑“人生五彩桥”，即为各级领导牵线搭桥的信息之桥，千方百计帮助青年致富之桥，搭好“忘年交”之桥，善于做思想工作的心灵之桥，向广大青年宣讲的理想之桥。 2000年，他作为“三讲”代表被锡山市关工委请去演讲，原计划15天，一天讲一场，他要求一天讲两场，每场80分钟左右。演讲时，人家安排座位，他不坐，而是站着讲，还说，我从青年到老年都这样，已成了习惯，对听讲的人来说，也是尊重嘛！驻市区机关学校请他去演讲，从不要人家车子接送，也不在人家吃饭。有一次，去市区现代实验学校讲课，学校已将小车准备好来接他，可是没等车发动，他已到了，既不是乘公共汽车，也不是骑自行车，而是步行7里多路从家里赶到学校的。讲课后，学校坚持用小车送他回家，他还是没同意，指指两条腿风趣地说：“这11号车子安全，也不耗油。顺便练练腿功！” 老伴郝鸿鸾是退休教师，任教时，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三八”红旗手。老夫妻在中青年时，没有时间游山玩水。2001年4月28日，是《中国青年报》50岁生日，特邀曾被该报报道过的18位英模去北京与首都各界青年座谈，畅谈人生。董加耕也被邀请了，接到通知后，他内疚地对老伴说：“我欠你太多了，这次报社邀请，我们就一起乘飞机去北京，好好逛逛，也算我对你的一点补偿吧！”郝鸿鸾点点头笑了。 老两口乘坐盐城——北京飞机，坐在飞机上，通过窗口观看沿途景色，头靠头，肩靠肩，手靠手，像当年恋爱一样心花怒放。在首都，老两口共同会见了全体英雄。他们对邢燕子和“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尤其亲热。老两口子手拉手登天安门，又去北戴河观光，当年老知青侯隽还邀请他俩去天津逛逛。返回后，家里人和邻居看到这些合影，都说：“老两口子真像当年的‘小两口子’。 ”
（原载于2002年11月2日《银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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