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加耕人生札记（20）
 蒙 难 记 1969年3月至1970年3月，原盐城地专机关（相当于现在盐城市直机关）800多个干部身背背包，徒步90华里，到黄海滩涂的原盐城地区农科所新洋试验站。一百多个新老职工及十多个技术员进行棉花良种试验以及新品种推广。这些过去身住地专机关大楼的干部，为了防修反修，到五·七干校来了。所谓“五·七”，来自毛泽东1969年5月7日的指示，其大意是干部要学工、学农、学军。所有五·七干校都有军代表，以及干部代表、工人（职工），是“三结合”的领导。 地委书记、常委以及30个中层干部都被划为当权派，其标记是身上挂白布条。当时被围观得最多的是地委书记。而围观我，也是一大热点。几年前大报小报广播电台都号召学习董加耕。原来不过是不再读书当农民，弄成了全国典型，还成了毛主席七十岁生日宴的座上宾。现在我身上挂的白布条上面写“刘少奇培养的标兵”。为了开展革命大批判，除了专人办专栏，还在饭堂搞大批判。批斗，称为斗批改，即为斗争当权派，批判走资派，改变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大家把走资派、当权派带到群众中去批斗，说是提高群众觉悟。 五·七干校要包干种田，与职工一起种棉花、锄草、治虫、摘顶心、打老叶、摘棉拾棉拔棉秸等等。我从当权派黑林兵被解放后任命为排连干部，因为我原是农村青年，各种农活都干过，所以不怕劳动改造。明眼人都知道我高中毕业生，保送北大不去，回乡当农民；下乡以后开河治水，推广良种，……这一切获得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赞扬。造反派知道打不倒我，不如放我，发挥我的作用呢！于是，地革会决定让我到比较落后的滨海县担任社教工作队队长。 我这个人没有多大胆，就是听党的话，组织上让干的事力争干得出色一点。我在滨海工作队待了一年，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搞得有声有色，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被评为“五好”队员。在地区机关全体800多人的大会上，作为先进典型发言介绍。开完大会，我高高兴兴地准备回家过春节。当时，我妻子听村大队书记说，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县委书记王继民点了我的名，说我是“5.16”骨干分子。她非常担心，专程摸到100多公里外的滨海，找我问个明白。我肯定地向她说：“你放心，我决不是什么‘五一六’分子，你不要怕！”我妻子当时怀二胎在身，我带着她到她哥的家、我外婆家走走看看，鼓励她要坚信党的政策，我已做好各种准备。我立即到地区五·七干校报到，我鼓励她咬紧牙关渡过难关。 果然不出所料，把我打成盐城地区5.16反革命集团的总头目。用十三个退伍军人轮流大战日夜不停，酷刑用尽，大会批，小会斗，软硬兼施伤及无辜。生儿子第三天被抄家，我家属成了反革命家属，教师不让做，干部不让当，白天下地干重活，天亮前还替队里推四十斤豆子的磨。靠她一人挣工分养活全家，不空人家一分钱。……盐城地区搞死近百人，伤残无数。我坚信实事求是，才是真共产党。极少数无中生有，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折磨我达27个月。在相当高一级领导精心策划的丑剧闹剧中，他们拿在逼供信高压得到的伪证摆在我面前，要我立功赎罪，并要我报告每县发展了多少5.16分子。这种就可以获得人身自由，而且重用。这对我来说是真正的考验来到了。是趁机借梯下楼一时之快，成为千古罪人，还是坚信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立场？我咬紧牙关揭穿这群所谓领导的圈套，迎来了更残酷的迫害，我咬紧牙关，坚持真理，熬到最后是水落石出。但谈何容易，他们说我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在万人大会上宣布我至少判廿年徒刑，死路一条。我关在里面向领导寄了许多信，要求坐牢，免得在无中生有的折磨中活活死去！我坚信实事求是才是真共产党，不实事求是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最终一定失败。真共产党越战越勇。结果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我参加四届人大，当选为常委，又担任共青团十大筹备组副组长、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对我来说，真是死里逃生，党实事求是的政策救了我的命，救了一大批受害者的命（单滨海县就有十个寡妇达京告状，我的多位朋友被搞伤残和死去）。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一定要经得起考验，黑暗过后一定是光明……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