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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加耕人生札记（18）
 得 宠 记 我于1974年11月，我接到公社宋维权主任（即社长）的电话，说中央要求连夜将我从盐城送到南京，接着再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第四届代表大会，不能有任何延误。老郝听了，因为我多次被审查抄家，害怕了，所以很不放心，说什么地方也不去，在家里老的小的过安稳日子比什么都好。但宋社长讲，这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指示，才一级一级加急通知。这样，老郝才勉强同意把一件准备过春节穿的脱壳棉袄让我穿上，上了小轮船到18里外的秦南镇轮船码头。那里堆圩上站了黑压压的一大群人，县里说，为保障我的安全，特地派民兵站岗。军分区领导的吉普车就在新筑而未通车的鞍湖龙岗大的新公路途中下来推了几次，赶到地委常委会议室，九位常委和我握手问候，下了碗面条，吃下了就上路，军分区方玉华政委反复交代，绝对保证安全，送到省委中等的地方（南京北夏路省委招待所）立即回电报平安，万政委要我想讲什么，我说衷心感谢党对我的培养，但你们放心，在深挖5.16时那么残酷斗争，我也没有乱说一句，我在中央首长面前不会讲你们的失误，这一点请领导放心。彭书记高兴地与我握手，委托省委组织部负责将我送到中央组织部。省委组织罗文志负责安排我第二天乘火车到北京。 在北京火车站出口处，我右手拿一本毛主席语录，就有人接我。中组部处长廖蓋龙将我安排在长安街西边翠微路中组部招待所北楼，第二天转到二里沟国务院第二招待所二楼。我看到同时住在一层楼的，有刚解放的部长胡乔木，还有甘肃省长张仲良。在那里，他们安排我看中央文件，因为我被关押长达3年之久，与外界有些脱节了，所以学习文件是必需的。三天以后，在京西宾馆西会议室，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纪登奎政委和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委托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郭玉峰与我交谈了一个小时。郭玉峰说，我们受纪副总理的委托，了解你的情况。他问我：“深挖‘5.16’，他们有没有打你？”我强忍住不讲具体情况，只说：如果不打，还称得上什么法西斯专政？他又问：你出来以后，为什么不反过来搞他们？我说：为人民工作是我的权利和义务，我工作时间不够用，没时间搞他们。再说他们几人搞我能出名，值得搞；反过来，他们不值得我搞。谈得首长很高兴，郭说：1964年12月26日，毛主席过生日请你吃饭，今天是十年之后的12月26日，我们请你吃饭。郭还说：河南焦裕禄的战友张欽永受了迫害，中央把他接来，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哭。你看不愧是毛主席老人家看中的，胸怀宽阔，迫害后谈笑风生，真是难能可贵！吃晚饭时，几位领导争着付款记账，并高兴地给每人斟上了白酒。我说不会吃酒，大家说你不吃，让你的老乡袁木（国务院秘书）代吃！我问袁木是江苏哪个县的？袁木说：是兴化邹奋公社的。我高兴地说，是真正的老乡，欢迎你常回家看看。 谁知道，我与首长的谈话由袁木秘书整理送达周总理，深得总理的好评。组织上让我到清华、北大、中央机关、北京市丰台区、朝阳区和正义县等宣讲，讲全局，讲团结，讲党性。其实之前，我在盐城地县讲过了，讲出了实情，感动了自己，也感动了别人。我还在北京台亲历节目、中央台万家灯火节目，以及上海、南京等电视台作嘉宾专访。其实，事后我才知道：我被选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直接到北京，是由中央首长见面考察。本来盐城县有一个人大代表，是红旗机床厂的，姓杨，但全国人代会还未开，他病死了。这就要补一个人大代表。国务院办公厅报告周总理，总理说：让上届全国人大代表董加耕参加怎么样？当时，有人说董加耕因“5.16”，被关着。周总理说：毛主席说“5.16”全国只有13个，已经全部解决了。董加耕应当立即平反，补为全国人大代表。所以，我从第三届人大主席团成员成了第四届人大常委。 在这次四届人大主席团会议的主席台上，周总理见到我亲切地握手，说欢迎小老乡来开会。邓大姐也问长问短，表示关心。就在这时，江青对我说：“小董，你有个老战友在我那里，散会后到我那里去一下。”散会后，有一男青年用他的小车把我送到西苑大旅社。在车内，他说他是江苏省江都的小刘。我说，咱们是老乡。到那里，邢燕子已经在了。江青陪我们看了科教片《台风的形成》、《铺纸种田》，其他并没有什么。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我为此被关押审查13个月。不过，这次和深挖“5.16”不同，没有搞逼供，也没有什么处分。我回家种了三年地，后来分配在公社当副主任。 1974年底，我奉命去北京参加四届人大会议，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全国168人之一）。回盐城后作了传达。大约在3月5日，地委通知我到盐城，说是毛主席批示恢复工会、共青团、妇联筹备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23号文件，将我列在团中央筹备组第二副组长。其原因，一是1964年8月，我就是团中央正式委员，当时江苏只有两人（团省委书记刘平、副书记王庆汉）；二是“文革”前，我就是团地委书记，加之我在知识青年中有一定的影响。据说，进京的要求起码是高中文化程度，是处级。我当时35岁，是盐城县委副书记，所以符合进京的要求，让我参加筹备共青团的工作。当时，我的家属由于我在“文革”中被搞垮了身体，并上有老下有小，不赞成我进京。我也希望在县内工作，稳定下来，但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到省里，我向彭冲书记要求：一是最好不去北京，我虽然带头下乡，但没有坚持好好干，就被提拔了；二是北京人才多得是，我的水平肯定跟不上，不要闹出洋相来。彭冲书记说，这是毛主席批的文件，谁都要执行。你去了是借用，不是调去，可以两头跑跑，常来常往。我说，我年纪轻轻蹲在京城不合适，请省委保留我的县委副书记职务，我在北京搞一阵子肯定要回来。省委采纳了我的意见。 这样，我就去团十大筹备组担任第二副组长。谢静宜是组长，她42岁，军人，中央委员，北京市委副书记兼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她是毛主席的机要秘书，是位神秘人物，经常与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密切往来。她兼职多，一年难得来团中央筹备组一次，来也就是看看，不讲什么。筹备工作主要是由王道义（二把手）抓，他是抚顺煤矿工人出身。筹备组其他几个副组长是陈相文（天津大学团委书记，是造反派头头）、陕西回乡知青代表韩志刚、上海团市委副书记杨佩莲，还有广西的梁吉泉。驻京办公的是王道义、我、杨佩莲，其他人有重要活动才来京。筹备组开始驻京西宾馆三楼，因我们觉得条件太好，不习惯，经领导批准搬回原中央中学生杂志社一幢三层小楼，地点在东交民巷的正义路。这里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原团中央大楼在天安门（长安街）东南方向的七层大楼，是胡耀邦任团中央书记时，用全国每个团员的团费建造起来的。“文革”初，被北京卫戍区占用了。筹备组成员驻会的宿舍，就是中学生杂志社小楼后院的车库，在“文革”中是关团中央当权派的牛棚。配红旗轿车一辆，是谢静宜专用的。她有几辆车，此辆常用。我们几个副组长配一辆丰田小车，一辆丰田中巴，还有下乡劳动用的大客车一辆。每月或每周组织机关人员到团中央下属的西山农场搭葡萄架或锄草、剪枝。四周是山，我是水乡人，看不到水，心就慌。夏天干个把小时，我就到水井边用凉水冲一冲，好多北方人看了发笑。由于是非常时期，工、青、妇三个全国代表会未能召开。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