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赵全国
桂福叔是我的贫下中农老师。 刚下乡，我们15名知青就拜了村里15位贫下中农为老师。海源村小，很难找出15个十足真金的贫下中农来当老师。老师不够分了，没奈何，于是有的两公婆都成了老师，而有的知青只能拜了个不太纯正的贫下中农当老师。我的第一个老师本人是贫农，但师娘却是个富农分子。这算怎么回事呀！还好，不久队革委会另外又给我找了位老师。新老师就是桂福叔。能拜桂福叔为老师，我挺高兴。 知青进村第二天，桂福叔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天有人背着一只麂子到知青厨房。来人50岁不到，五短身材，瘦瘦的，两只眼睛经常眨巴，却很精神。他放下麂子说：“我自己装彀抓的，送给你们上海知青做菜。”我们很快就知晓，他叫曾桂福，不但是贫下中农，还是一位老红军呢！我们立即肃然起敬。我也曾纳闷：当时拜师时队里怎么就没请他出山来当老师呢？这下好了，拜老红军为师，徒弟我脸上也光彩啊！ 拜师的仪式很简单，在红太阳像前我向老师深深一鞠躬，然后又赠上一本毛主席语录。桂福叔是个文盲，好在语录本前有红宝像，不至于因拿颠倒而犯了“大不敬”。 老师身体不好，出工很少，不大教我农活。“三光”、做田塍、挑担、舞柴等活计我基本上是向别人学的。到了栽禾时节，桂福叔终于出马，亲自教我栽禾。他栽禾速度不快，但一行行都栽得非常整齐，而且特别使劲。看着一排排像尺子量过似的禾苗，我佩服极了，什么时候我也能学到这手绝活呢？从别的老表眼神里，我却看到了一丝诡谲的笑意。过了一些日子，有人站在田塍上指指点点，有一溜整整齐齐的禾苗特别显眼，可惜都是死禾。这是我师傅的“杰作”，他栽得太深了。桂福叔不服气，嘟囔道：“虽然死了几株禾，但谁栽禾有我这样齐整呢？再说，没准原本就是死禾，”有人笑道：“死禾你也栽下去，当什么老师？”他尴尬地笑笑，不吭声了。我栽禾一直速度很慢，又没学到师傅的整齐，终于没成为栽禾能手。 慢慢有风言风语传来，说：“他算什么老红军、老贫农？一个逃兵、二流子罢了。”我不愿相信这种说法，却又觉得不会空穴来风吧？忍不住有点相信。我心里憋屈：人家的老师都好好的，我的老师怎么总出问题呀？桂福对此好像毫不知晓，心情好时还会拉开嗓门唱几句红军歌曲：“开小差那个不要脸，无缘无故回家转……”歌声有些苍凉，翻来覆去就是那么两句。闹不清他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呢，还是心中无愧天地宽？ 有一年我从上海探亲回来，特意给他带了一条劳动牌香烟。他高兴得什么似的，逢人就夸我的烟好。唉，2毛2分一包的烟，在他眼里成了好烟。 他的老婆早死，身边只有个十几岁的女儿九女仔。若不是女儿能干，挣的工分比老爸还多，一家子日子还不知怎么过呢！老师把很多精力用来侍弄自留地，家里时鲜瓜菜倒是不断。 知青在小卖部板墙上开辟了一个大批判专栏。干部群众对桂福出工少都有意见。我虽是他的徒弟，对他却没有多少敬畏之心，又想到斗私批修事关路线，不是说“吾爱吾师，更爱真理”吗？于是写了一篇言辞不很激烈的文章批评他。文章上墙之后，我觉得有些忐忑。还好，他一直毫无反应。也许他不认字，没看；也许他也听人说了，却假装不知。 因为桂福叔总爱喋喋不休地发表高见，便得了个不雅的野名——“叫鸭仔”。每逢开群众会临近结束时，他总要大声嚷嚷地提意见，说得兴致勃勃，吐沫飞溅。大家却一点不买账，笑骂着一哄而散。这时他会有短暂的失落感。作为徒弟，师傅太窝囊，我都觉得脸上无光。不过，打铁先要身板硬，他自身就有不少软档，却不知趣，最后讨个没趣，也是必然的。 几年后，知青都分灶吃饭，桂福叔常摘些蔬菜给我。那天送来一把豆角，不像豇豆，也不像刀豆，味道很好。后来又向他讨了几粒豆种，第二年播下，收获颇丰。不知这豆的名字，权称它“桂福豆角”。 不几年，他女儿九女仔出嫁了。他年纪更大，身体更弱了。那时，我正为看不到前途而迷茫着，也没顾得上关心老师。他倒经常把我记在心头的。那天又没菜了，我正在把红薯切成薄片，打算炒着吃，桂福的女婿金根来了。他一见我切红薯就皱起眉说：“你们上海人就是懒，不好好种菜。这红薯怎么能当菜吃呢？”他也是民校教师，我们开会时常见面，所以说话很随意。说着，他抓起厚厚一叠薯片塞进嘴里。我还指望着它混上几餐呢，不由一阵心疼。他随即却说出一句使我心花怒放的话来：“我丈人阿爸请你吃晚饭。”嗨，你怎么不早说呢？我已经记不清到桂福叔家吃饭有多少次了，他家有贵客到，常不忘喊我陪着吃饭。至今还记得，他家有一只方形的碗，可能是全村独一无二的。 好不容易度过了10年的光阴，我获准病退回上海。托运家具需要大量草绳，想到桂福叔心灵手巧，搓几根草绳应该不会犯难的。谁知他冷冷地说了句“我不会搓草绳”，便再无下文，自顾自忙着去了。我顿时很失望，还有点怨气。回沪后他曾托老表捎来几个冬笋，我还怨气未消，后来在给乡亲们写的信里给他附了一句话：“请不要再给我带任何土特产，因为我无以为报。”还意犹未尽地在下面加上一排着重符号。 又过了几年，听闻村里分田、分山了。桂福叔运气好，抓阄抓到一块好山林。他手头有了几个钱，人老心不老，也风流起来。我听了一笑了之。他就是这么个人，当年在村里勘探的901地质队的老胡就不屑地对他的生活作风发表了四字考评：“桂福差劲！”… … 转眼间，返沪已经40多年了。十多年前重返山村，得知桂福叔早已去世了。尽管我对这位老师没多少敬意，但听说他去世，还是很感惆怅，不由想起了他的许多往事。人走了，他的音容笑貌却一点点清晰起来。上了岁数，我想事情也比较客观、比较平和了。 桂福叔出工确实少，但他很愿意为群众办好事，而且不计报酬，这点在农村尤其难能可贵。村前有一条小溪潺潺流过，村民们都会在石块垒起的岸边洗涤衣物。时间久了，石岸不免受损坏，每次都是桂福叔把它修补好。他边修边嘟嘟囔囔地抱怨：“队里也不想着关心群众的生活，除了我，还有哪个来做好事？”做了好事，不赚工分，却还得罪了干部和群众，最终也不落一个好。他的脾气有点古怪，喜欢独来独往，好像不爱扎堆干集体活。 因“草绳事件”引起的不快，早已云散。都怨我太小肚鸡肠。也许他真的不会搓草绳，也许当时他身子不适。即便他因对我有些不满而拒绝我的请求也是情有可原的——那时我对我老师——一个孤独的老人，实在谈不上关怀二字。 至于绯闻也不足怪。老人中年丧妻，孤鳏一人，熬了几十年。我们真有资格以柳下惠、鲁男子的标准要求他吗？ 突然想起桂福叔的年龄。我们下乡没几年，大约是1970年左右的吧。那年秋天他生日，有人送了一块写着“再来五十”的寿匾。这说明他生于1920年左右。又推算，“闹红”时他才是个十岁出头的伢仔。我们无须再去细究他的过去，我的贫下中农老师桂福叔只是中国千千万万农民中的普通一员。 作者简介：赵全国，上海市67届高中，1968年到江西新干县插队，1978年病退回沪进生产组，2008年退休。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