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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军垦十年三步曲

时间:2024-01-19来源:《广阔天地 终身难忘》 作者:胡煜贤 点击:
1974年作者胡煜贤在兵团武装连队参加军事训练 我1952年11月出生于上海。1965年考入向明中学,才读了一年初中,遭遇了文化大革命。1969年,被卷入一片红,去了北大荒。至1979年,赶上大返城,军垦了整10年。十年中,我种过田,扛过枪,最后几年做了X光医生,

 
1974年作者胡煜贤在兵团武装连队参加军事训练
 
  我1952年11月出生于上海。1965年考入向明中学,才读了一年初中,遭遇了文化大革命。1969年,被卷入“一片红”,去了北大荒。至1979年,赶上“大返城”,军垦了整10年。十年中,我种过田,扛过枪,最后几年做了X光医生,也算不枉“上山下乡”一趟吧?

      种过地

  1969年4月28日,我由向明中学出发,到北郊乘上专列,经4天4夜到达黑龙江虎林县安兴乡,此地为兵团4师34团所在地,遂被编入农一连,为农工。北大荒的5月,天还很冷。当时连己开始试种水稻。连长,一位老军垦帶着我们下到水田里挖土。当我们赤着脚站在没踝的冰水里干活时顿感彻骨的寒冷!这是北大荒给我上的第一课。

  此后,我虽调离农一连到了武装连,但时不时还要到农业连,去支援夏锄秋收挖水渠,甚至于人工拉犁种大豆。后来武装连还接受特别任务种植罂粟,即鸦片,为制作吗啡提供原料。当罂粟开花时,那花儿真是漂亮极了,见所未见。

      扛过枪

  在我由上海抵达虎林军垦的前1个月,震惊世界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刚刚告一段落,中苏间的军事磨擦还在蕴酿之中。为加强边境的武装力量,经毛主席亲笔批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在沈阳军区黑龙江兵团建立武装部队,以对抗苏军的侵扰。于是,在我编入农一连才两个多月的一天。指导员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去武装连当战士。我当即一口答应:我愿意扛枪去打老毛子!

  其实,参军当兵本来就是我下乡前的愿望。只是体检未过关才退而求其次参加了军垦。如今还能扛枪戍边,正中我下怀。我毫不含糊地回答指导员,我去!

  记得是1969年6月22日,武装值班二连成立了。7.62步骑枪马上发到手上,外带4颗手榴弹。武装连的排以上干部都是复员军人,连长还是个神枪手。军训开始后不久进行实弹射击。

  第一次打靶,是一百米的胸范靶。不慌不忙地卧姿射击,第一枪报靶竟然是零环,脱靶!再来二发三发,你道如何?竟然是9环、10环!真是令人拍案惊奇!排长也在一边叫绝:你这个新兵蛋子校正的也太快了吧?在旁观看的团政治部胡主任二话不说,从我手里把我这把2333号的步骑枪借了过去,他想等会儿打靶就用我这把枪!他相信不管刚才这新兵枪法如何,这把枪肯定是准的。

  在实弹射击当年的冬天,我们遭遇了多年不见的一场大风雪,当地称为“大烟泡”,一时间狂风加上大雪,刮得天昏地暗。一早,连部接到团司令部的命令,要我们派出三个排的兵力去追逃!据说是团警通排一值班人员发现有一逃犯向北部边境逃窜,他当即开枪示警并报告。于是团司令部下达了追击的命令。我连当即出击!冒着大烟泡,踩着厚厚的积雪向北追击!追出十几里路后,连指导员突然发现公路右侧的野地中似有一人影在晃动。大雪中也看不清楚。于是他拔出二十响驳壳枪大呼:共产党员们,共靑团员们,立功的时刻到了,冲啊!我等自不甘落后,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抢,拼命向远处的黑影冲去!待到近前才发现,根本没有什么逃犯,不过是一个灌木丛而已!这时才觉得自己的腿竟阵阵抽筋,倒卧在齐腰深的积雪中几乎不能动弹了。此时,随行的团参谋长开始怀疑情报的真实性,对报警者进行追问,方知此人是想立功做英雄而谎报了警情。当即他被扣下。队伍班师回营。一场乌龙就此结束。对我而言,也应该是一种体力和意志的考验啊!

  也许是这0、9、10三枪19环的诡异成绩引起了指导员的注意,不久我压在枕下的一本人物线描临摹作品被他在检查内务时发现,让他知道我还爱好画画和书法,于是不久在他的关照下我被安排担任连队的卫生员,开始了从医的生涯。

      从过医

  从步兵班调到连部班当上卫生员后,我先后参加了两期团部卫生队举办的医务人员培训班,并进行了结业考试。考试后我的成绩名列第一。适逢卫生队扩建增员,我被选拔到放射科从事X光诊断工作。1973年初被派到辽宁省抚顺市第二人民医院放射科进修一年。

  抚顺二院是一家承担几十万城市人口医疗工作的大型医院。1961年雷锋头部受重伤就是在该院开颅抢救的。我进修后一边拜医生为师跟班实习,边利用该院丰厚的诊断片源进行自学。由于当时买不到X光诊断教材,我就一笔一划地抄写该科存有的一本X光诊断书进行系统学习。除了白天跟班外,我在晚饭后还去顶晚上的值班医生的工作,争取尽快掌握诊断技术,能独立上岗工作。

  在近一年的进修中,有两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是为一个东北男孩免费拍了一张胸片,为他确诊了透视下无法确定的急性粟粒型肺结核,使他得以及时的救治。再一件事是准确地诊断了一个患骨肉瘤的病例。当时我在独立阅片后,下了骨肉瘤的诊断,请该放射科的张大夫复核,他认为是骨软骨瘤。次日该院骨外科主任持片来本科认为还是我原先诊断的骨肉瘤为正确。此例也让我颇有感慨:老师也未必全对,学生有时也未必一定不如老师。在吃得准的时候也不妨坚持己见。此后,科里的同仁对我也有点另眼相看:这位小知青倒有点道道噢!

  1974年3月,我带着一箱二院放射科主任送我的X光典型片回到团卫生队,接替回京知青沈医生独挡一面地开始承担起服务全团职工群众的X光诊断工作,直至1978年邓公恢复高考我去沈阳带薪读书为止。

  只可惜,因为对X光防护上的不足,透视拍片时照射量偏多了一点。我的白血球一度偏低,经虎林县防所和师卫生科检,不得不脱离放射科工作去疗休。几个月后才恢复工作。为减少X光拍片时的照射量,我利用一只钟表,设计制作了一个拍片延时曝光器,有效地拉开了X光照射的距离,可以少吃一点射线。

  在放射科工作期间,我曾客串去担任过农场中学运动会的保健医生。曾遇到一位女学生因右腿抽筋倒地大哭。怎么办呢?我搔头一想,针刺足三里穴是否能解决问题呢?于是我抽出随身携带的金针,带着试试看的想法为她施针。天知道怎么会这么灵验!竟然一针见效,女生马上破涕而笑,起身行走。边上围观的师生都对我伸出大拇指,好像碰到了什么神医一样!好白相伐?但祖国中医特别是针灸还真是蛮神奇的哩!
 
  作者简介:胡煜贤,老三届,复旦大学经济学学士,高级经济师,2012年退休后曾任《黑土情》美术摄影部编辑,上海老年书画研究会豫园书画院理事。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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