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5年作者在荷塘知青点
离家：一天步行到村庄 时隔几十年，往事还像在昨天一样清晰。1969年3月24日，正是南方春寒料峭的时节，我们泸定中学的57名去往江西省南丰县的知青，坐着火车出发了。我当时16岁，虽然年龄不大，但所肩负的责任不小，还是这个知青队伍的负责人。开车前，来送行的徐老师对我千叮咛万嘱咐，要我们注意安全，到农村好好开始新生活。当火车开动的时候，车厢里哭声一片。少小离家也不知何时才能回来，有人还是第一次离开父母到外地去，这种分别的确让人难过。但毕竟我们是年轻人，过了一会儿，车好像还没开出上海，只是不见了月台上送行的人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们便开始叽叽喳喳地谈天说地了，整个车厢忽然间又是另一种氛围。我们在畅想着未知的未来。 坐了一夜的火车，当黎明的微光照亮大地的时候，我们到达了这列车的最后一站——江西抚州。在这个自古就有“襟领江湖，控带闽粤”之称的地方，我们没有停留。火车站外面停着来接我们的解放牌大卡车。带着全部行李，我们这些人又坐上了大卡车奔赴南丰县。还记得出产贡橘的南丰县领导们曾在上海做过宣讲，说到这里可以一边干活，一边吃树上的贡橘。大卡车到了南丰县城也没有停，继续往我们插队的傅坊公社开。 3月25日晚上，我们赶到傅坊并在那里住。傅坊公社里只有一个二层小楼的建筑，人多，没有床，我们打开行李，席地而睡。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发现外面很热闹，原来，接我们的老乡来了。我们被分在港下大队石科（原来也叫石窝，或石阶地）生产队。公社到村里的路程差不多30里山路，没有车，是要走过去的。老乡们肩扛担挑着我们的大件行李，知青们自己拿着随身带的小包，跟着老乡走。知青40多人，老乡有100多，浩浩荡荡的队伍占满了那条通往石阶地的山路。 这30里山路，开始的一段还算平坦，有坡有河有桥，可是到了山里面快到石科村的路，就很难走了。眼看走到中午，知青们又累又乏，有的就累哭了。听上去30里并不长，但山路漫漫，总也走不到尽头。 说到这条路，倒也是值得一记。这条路是当地与福建省相通的必经之路，古时是驿道。虽山高路远，人迹罕至，但历史上这里曾住过旺族黄井的后人，一直到现在，黄姓后人在这一带也居多。从林前到港下有15里山路全部是石板台阶，路旁还设置了五里石亭，快到港下有一石亭叫卡亭，卡亭上方的石板一面刻着“枌榆保障”四个字，另一面刻着“守望相助”四个字。据史学家考证，这是曾国藩的手迹，意为“故乡的保障”。 这些石亭很大也很结实，里面有供人休息坐的石凳，还有烧开的水和沏好的野山茶。晚上这山间小道还有取材于松树的油点着的天灯，供来往的人取亮。所有这些都是当地人祖传下来的方式，免费为路人服务。之所以免费，是他们有一个朴素的想法：这是在做善事，将来会有福报。我们这些知青，巴不得看到前方有石亭。因为太累，一进石亭就好坐下来休息，但一旦坐下就不愿意再走了。 当我们走过差不多25里路的时候，抬头一望，路前面竟然是一条垂下来的千步台阶路。老乡说这千步台阶有3里远，我们要去的石阶地，就在山上，是石科生产队所在地。没有后路可退，只能咬着牙一步步往上登。等我们登上千步台阶顶，到石阶地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那一刻，来不及回想两天多的日夜兼程，我们终于到达了这次知青插队的目的地。 插队：一盏油灯到天亮 到石科生产队吃了晚饭后，我们被领到队部旁边一个曾关过牛的草棚里，里面还有一股牛粪的味道，只是地上铺了一些稻草。这就是我们住的地方。 牛棚中间用木头垒起了一道一米多高的木栅栏，算是把牛棚分成两个隔间，一边是男知青，一边是女知青。一个个从城市里来的孩子，来到未来大展宏图的地方，住的第一晚竟是牛棚，心情的落差可想而知。我们把行李铺好，坐在棚子里。有哭的，有发呆的，不知该说什么。 夜渐渐深了，棚顶周围还时而有山上刺骨的风吹进来，仿佛露宿一般。男生女生中间那个分隔的木栅栏上，放着一个用英雄牌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我们就让煤油灯一直点着，两边都能看见灯光。煤油灯芯发出的微光，在早春的寒夜里一闪一闪的，我们这些知青的心，也可以说都冷到了冰点。 漫漫长夜开始，我们新的人生道路也就此开始，明天谁也不知道会是什么。劳累、失望、迷茫，那一盏煤油灯成了那个晚上唯一的光亮，谁也不舍得把它吹灭。 直到什么时候煤油点尽自己熄灭。第二天早晨，我拿着油已耗尽的墨水瓶去找队长黄矮仔再续一些油来。队长看了以后大吃一惊，他说，你们难道吃掉了这些煤油吗？这一瓶油在我们队里能用一个多月呢。他告诉我说，当时整个生产队的账上就剩下一毛二分钱了。不过，最终他还是同意用这一毛二分钱，让生产队会计跑了3里山路到大队去给我们买回来8两煤油。 一个生产队只有一毛二分钱，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当时的农村经济真是一穷二白。生产队长把最后的一毛二分钱换来了我们知青用的煤油，也让我们感动。前几年我回到那里还看到90多岁的黄队长，提起往事，感慨万千。 后来过了两天，公社来人看我们住得太艰苦，就帮我们改善了居住环境，搬到队部的房子里去了。虽然房间并不干净，床上的稻草时常会蹦出跳蚤咬人，但相比牛棚，已经好得多了。 我们所在的石科生产队地处武夷山脉，在海拔一千多米的山上。那里没有平地，全部是梯田。大的梯田有一两亩，小的梯田就一个门板那么小。按道理讲，这么高的地方是不适合人居住的，到了现在我再回去时，这里也只有5位老人留在山上。我们那时干活的话，要跑十几里的路。当时队里有十七八户人家，一百多口人。我们的下乡生活，就是和他们一起劳动。老乡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跟着老乡学。山上灌了泉水的田地是冰冷冰冷的，脚踩进去还会有虫子，常见的叫蚂蟥，一旦吸附在人身上，拉都拉不掉，会吸人的血；一旦拉掉，被咬处就会流血不止。我们后来学会了方法，轻轻地拍，拍一拍，虫子就松了口，掉下去了，血不会流出来。 早春的时候翻土、挖沟、做埂，五六月插秧，七八月耘禾，十月份要收割，这是一季稻的劳作流程。山区的景色的确是美的，但是干活是真的苦啊，那时的我们并不懂得欣赏那里的美景。 不过，到现在，当我回首那些发生在村子里的往事时，也有美好的记忆。记得村子里有一棵柏树，直到现在还在生长着。村民们说，这棵树有千年了，树冠都长成了平的，有了灵性，那平的树顶，是神仙住的地方。石科小队，也是人们常说的旺族黄姓人家住过的地方，那里的房子、水井都有六七百年的历史，明初的房屋修造得非常好。我会时常想起那里用石板盖起来结构讲究的老屋，井口都已磨出凹槽、能打出甘甜井水的老井，还有高山上凝结大自然霜露精华的云雾茶。 怎能不常常深情地回望呢？那口老井的水，曾在我年轻的身体里流淌。 办学：19岁的校长 现在我的职业是上海一家企业的高管，但是我的青年时期，却一直在学校里当老师。我对当老师这个职业的选择，可以说无怨无悔。做老师，从历史上看，历朝历代，既为民办事，于家于国都是功德无量。其实，我最早从事教育事业，就是在知青的那段岁月。当时，我在荷塘大队白手起家办起了一所名叫荷塘小学的完全小学，那年我19岁。 我们知青，是到广大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同时也有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责任。荷塘大队此前只有一到三年级的低年级小学，全在一个班级上课，当时叫复式班。升到四年级的孩子，就得跑到很远的地方去读完全小学。当时的队里，能找到一个小学毕业的人都难。按文化水平来讲，三年级毕业可以当小队会计，五年级小学毕业就可以当大队会计了。 1972年，当我说出想办大队学校的想法后，荷塘大队邱海生书记很支持我，村民们也支持。村里有一个废弃的祠堂，堆放了很多杂物，我们就把祠堂利用起来。没有桌椅板凳，我和村民们一起上山去砍树，大的木材锯出木板来，就是桌子的台面；带杈的树，砍下来，带杈的部分支起桌面，下面的树桩打洞固定到地上，一张课桌就出来了。坐的板凳更简单了，圆的木材锯成树墩子，就是稳稳的坐凳。黑板没有油漆，就找来桐油和锅烟子灰一起熬制成黑色的涂料，刷到木板上就成了黑板；粉笔用当地的石灰来做，石灰化掉，用手一搓就成了。我还招了十多名包括知青在内有点文化的人当老师。可以说，我这次做校长办学，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全是和村民们一起就地取材、自力更生。老百姓认可，我也开心。在学校的外墙上，我写下了“荷塘小学”几个大字。从此小学的孩子们再也不用跑几里路去上学了，村里面能上学读书的人也都过来读书了。条件看似艰苦，但日子过得很丰富很充实。学校除了教孩子们数学、语文、政治这些文化课外，唱歌、体育课也都教。我当时精力旺盛，也有很多新思想。有一次回上海的时候，还花了十几块钱，给学校买了篮球、乒乓球这些老乡们从未看过、摸过的体育器材。 办荷塘小学，是当地老百姓的需求，也是队里的需求。学校办起来后，老百姓很感激我。小孩子过来时，有时会拿两个鸡蛋给我，或拿两棵蔬菜，还有老乡挑一担菜放在学校里给我们吃。我知道，这是老乡从心底里对我和我们知青的感激，也是一份浓浓的情意。荷塘小学五个年级办起来后，让孩子们都学到了文化知识。我们学校到公社参加文体各项比赛，还获得过名次。后来，还有一位姓李的学生考上了厦门大学，他曾辗转找到过我。他是这个大队走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从1972年到1975年，是我在荷塘小学起步办学当校长的日子。1975年，我离开荷塘小学，到抚州去读师范。我在毕业后原本是要回到公社的，但南丰县城里也缺少师资人才，于是我留在了县城当老师。这一做就是将近20年。 生活：总是抱有希望便会有光 有人说知青生活没吃没喝，我的生活大部分的时间都不是这样。在条件艰苦的环境中，我不去抱怨，总是想办法怎么做会更好，让生活能更加温暖更多一些阳光。 我的荷塘上海知青班有：王斌忠、陆来发、张昂昂、黄惠明、周月华、王扣妹等。我们曾自己用闲余时间养猪、养鸡。我们住的旁边有个晒谷场，谷物收起来后，地上肯定会有遗留，所以我们养的鸡就有吃的了。我们养鸡时，鸡蛋多得吃不了，有时会送给老乡。有一次，我们养的一只老母鸡还带着十六七只小鸡崽回来了。 我们吃饭的桌子下面还曾有蜜蜂筑巢。老乡说，蜜蜂到房子里来造巢，不要赶走，这是吉利的征兆。我们要吃蜂蜜，就直接到饭桌下面采，前前后后差不多采出十多斤蜜来。 在知青岁月里，我的想法是为老百姓做点事情，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由于表现好，当时公社也曾推荐我去上海交大读书，但由于成份问题去不了，后来读师范学校。不过，在回城以后，我在上海交大学习了投融资研究班，补上了当初的这一课。 回想这些年，我觉得人生是一个不可重来的过程，当初吃到的苦，最终可能也是人生一笔极大的财富。没吃过苦，也就不知道什么是甜。当初下乡时，我没有哭，相反还挺高兴的。我想通了，历史环境如此，一个个体只能顺应历史的潮流。但在这个潮流中你做什么不做什么就全在于你自己了。当年知青下乡，相比战争时期年轻人上战场，已经好太多了。其实，任何环境中，都会有困难。我做到了在艰苦的环境中，始终能够实事求是，积极面对各种问题；同时没有迷失方向，没有违背自己内心的意愿和良知去做不该做的事情。这些过往，让我内心感到宽慰，也让我受益终生。 其实在我的知青生涯中，还有两年时光是被抽调到县里工作组。1970年到1972年，是我17岁到19岁的时候。当时也是由于我表现好，县里把我抽调到工作队，到基层去抓农村工作。我一个月会得到36元的工资，这已超过了普通干部29元的待遇。当时正好是“一打三反”时期，工作组的任务就是做这些工作，和老乡们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段时间，我每日走访、与老乡一起干活，吃了将近千家饭。乡亲们会把家里最好的给我们吃，餐桌上会多出几块咸肉来。但作为工作组的干部，我尽量不去吃这几块珍贵的肉，放在那里不动，让老乡们显得有面子，等我们走后，他们就可以把肉留给最需要吃的家人。每到一家吃完一顿饭，我们会给农民留下一毛钱和四两粮票，这是下乡干部的用餐规定。 在工作组有这么好的工作条件，那后来我为什么去办学当老师了？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任务是“一打三反”。比如说农民家里有十几只鸡，产出这么多蛋就会有买卖，但那时不能让农民一家养这么多鸡，自家够吃的就行了，多余的要把它们打死；猪养一头可以，多了不可以，当时叫“割资本主义尾巴”。再比如说把亩产搞高这样的事，要让亩产高，要把水稻的秧插得很密，结果适得其反。还有，批斗地主富农这些事，我们也要开展。但事实上，我工作那两年，从来没有批斗过他们，只是和他们谈心，过去的事既往不咎，从现在开始，你们不要做对不起人民的事，不要做对不起党的事，要做好事，闲的时候可以往大队担几担柴什么的。两年下来，我压力还是很大，尽管待遇很好，前途也很光明，但我内心不开心。我觉得那时要做的那些事，并不是老百姓所希望的。后来，我追随我内心的想法，下决心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哪怕苦一点，但是有益于老百姓的事，我就踏踏实实去做。于是就有了我办学从事教育的开始。 感恩知青生活，那些美好的东西一直在我的生命中流淌。 作者简介：王斌忠，男，1953年生，上海市人。1969年3月25日下放到南丰傅坊公社港下大队石科生产队插队落户，1970年上半年转至荷塘大队，下半年抽调在县下乡工作组工作，1972年下半年任荷塘大队完小负责人，1975年进抚州师范，1977年毕业分配在南丰实验小学任教，1994年在南丰县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工作，2000年响应党的“西部大开发”号召前往甘肃，至今仍在为西部大开发工作。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