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7年十月，粉碎“四人帮”才一年，复出不久的邓公小平果断拍板，拨乱反正，当年就恢复因“文革”而中断了十年许的高考招生，为广大因“文革”而不得不中断学业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打开了一条接续学业的光明大道。此举在我党我国的历史上真是关系重大的惊世之举！ 面对如此可遇不可求的重返学堂的机会，我毅然决然地决定报名。我自幼酷爱书法绘画，也喜欢读书吟诗。一九六二年四年级时参加小学生书法比赛获第三名。同年参加少年宫美术班，拜唐云弟子罗步臻为师学习国画素描。小学毕业后轻松考入上海市向明中学。当时已经萌生了读完高中要报考复旦大学的心愿。 不料事与愿违。在向明中学才读完一年初中课程，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骤然暴发，全国大中小学全部停课闹革命。我的从向明人向复旦人跨越的升学梦也顿然成为泡影。 更加出人意料的是，1969年初，上山下“一片红”的极左浪潮席卷而来。按照原来相对合理的“四个面向”的分配方案，本属硬档工矿的我，也“一片红”到了黑龙江去军垦。 这一去到了1977年10月就是9个年头了。9年中我先后当过农工，当过武装连卫生员，1973年因培训考绩第一调到卫生队X光室任职，直到1977年末。但学历始终停留在68届初中未有进步。九年中虽有几次推荐上大学的机会，但名额极少，本人也不敢奢望，只好埋头本职，准备扎根边疆献了青春献终身了。 想不到额骨头碰穿天花板也碰不到的机会会在我廿五岁的时候降临我的头上。既然邓公拍板恢复高考，并允许知青自主报名，不须领导批准，那么我岂有放弃不报之理？于是乎，我跃跃欲试，决定报考一搏！ 令我纠结的问题是报中专还是报大专？按照常理，考大专需要具备高中的数理化。而我只读过初一的语数，缺了从初二到高三五年的数理化，这可不是一二个月补得上来的！于是，我决定考中专，说干就干，我找来初中的数学课本自学了起来。 1977年11月，我再次跨入了升学考试的考场！凭借我比较过硬的语文和政治水平，在农埸几十名考生中我的考试总分名列第一！被中央五机部下属的沈阳第一工业学校录取。 1978年3月我离开了屯垦戍边近九年的虎林安兴八五八农场，来到沈阳一工学习机械兵工专业。入学第一年学校就为我们这批知青学员全面补习了高中数理化课程，数学补到微积分二阶导数，超过了高中毕业的水平。 正当我五斤哼六斤地拼命攻读颇感吃力的专业课程时，我的年过花甲的在银行供职的老父亲给我来信，说他的老领导告诉他可在退休后让外地工作的子女顶替，包括在外地读中专的子女也行，但是如果读大专就不行了。我接到父亲来信之后，权衡再三，决定还是以顶替回沪为上。 1979年2月我在接到回沪接班的调令后顶替64岁高龄的老爸进了人行从事金融工作。很快就入读了银行职工中专，两年后取得了中专毕业文凭，还被评为总校三好学生受到总行领导嘉奖。这里又不能不感恩邓公小平为1700多万知青拍板作出的大得人心的决定：“让孩子们回家吧！”如果没有他老人家的仁慈之心，我们这些初中还没毕业就下了乡的，恐怕也只能终老他乡了！ 1981年我在银行职工中专毕业后，恁借我在沈阳一工学到的高中数理化，我又马不停蹄地先后考入了上海财经大学夜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专升本，以及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班深造。从而让我在1994年得以顺利通过中国工商很行总行高评委的评审，获得了高级经济师职称的任职资格。沈阳一工这一年的书真是没有白读啊！ 现在，回顾我从1969年下乡到2010年退休的工作历程，深感个人的前途命运确实是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国衰我衰，国兴我兴。作为一个1976年5月毛主席尚在世时入党的，至今已有四十五年党龄的老党员，自当继续听党话跟党走。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为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而奋斗终身。 作者简介：胡煜贤，男，1952年11月生于上海。1964年考入上海市向明中学。1969年4日赴黑龙江军垦。1979年初返沪进银行工作，曾经创办过《上海工行报》《上海银行报》和《城市银行》杂志，1994年评聘为高级经济师。2020年退休。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