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0年4月20日，那是个终生难忘的日子，上海普陀区四所学校的几百名学生，奔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七营，屯垦戍边，种植橡胶。 4月29日下午3点，我们终于到达了西双版纳七营营部。当解放军司机跳下车，卷起敞篷车上布满尘土的帆布时，坐在“闷罐” 车里的我们，突然眼前一亮，纷纷站起身，舒展僵硬的腿脚，扭动因颠簸而酸疼的腰背，好一会儿才缓过劲来。 营部建在山坳里的一块平地 上，遍地生长着茂盛的亚热带植物，清澈的河床沙石垫底，不远 处的温泉热气腾腾、烟雾袅袅，空气中散发出一股刺鼻的硫黄味。从营部到山里的新建连队， 因山路狭窄，装载行李的军车进不去，所以我们的行李全都卸在了营部的操场上。 我校同学都分在七连，退伍军人李指导员和现役军人吴连长前来营部迎云南兵团时期的钱华玲接我们。他俩带着大家徒步进山，走了大约40分钟，才到七连。 七连地处连绵起伏的群山之中，十几间简陋的竹笆屋，就建在推平的小山坡上。男女宿舍以过道分界，男宿舍的屋顶还露天敞开着。竹屋、竹床和引来泉水的竹筒，都是就地取材的。 坡下有四间屋，住着三户老职工，老王、老泉和 20世纪 60年代初来云南支边的重庆大龄未婚青年小傅，还有一间没有门的空屋是卫生室。 不远处是伙房，锅灶上架着两口大铁锅。门前有一口深井，一棵榕树，一条流水潺潺的小河，向东流入远方的大沙河。 大家集合在操场上，指导员说：“欢迎同学们来到美丽的西双版纳。由于队里人手少，住房设施还不完善，等大家休息几天适应后，由老职工传、帮、带，教会你们上山割草，自编草排，盖房顶，装好门。”接着，连长说：“晚饭后，手扶拖拉机会分批把行李运进来，请大家不要着急，因装载量有限，行李先到的，由我安排宿舍，晚上9点钟结束。” 傍晚 6点，远方传来了手扶拖拉机的突突声，由远而近。同学们大声喊道：“行李来了！”首批十多个同学拿到行李后，在连长有序的安排下，进宿舍、拆行李、搭蚊帐和铺床被。 7 点，天色渐暗。操场的一边是山崖，泥土里斜插着几根竹竿，竹竿上吊着一盏马灯照明，暗黄的煤油灯火在微风中摇曳。 手扶拖拉机从营部到七连，再从七连到营部，在月光倾泻的盘山道上来回奔驶，不停地把行李运进来。拖拉机的轰鸣声与同学们的喧闹声交汇在一起，打破了夜晚的宁静，寂静的群山仿佛沸腾起来。 渐渐地，女宿舍的篱笆缝里，透出忽明忽暗的煤油灯光。男宿舍的露天屋顶，皎洁的月光直泻房间，男生诙谐地说：“瞧！月亮像日光灯一样亮！” 眼看着同学们拿到行李陆续搬入了宿舍，可是我的行李还是没到。同班好友为我占好的床位，也被领导安排给了他人。竹屋当中开始加床，我焦急万分，十分沮丧。 晚上 9 点，最后一车行李拉来了。我迫不及待地寻找我的绿色帆布箱，还是不见我的行李，一下子傻了眼，顿时哭了起来。指导员闻声过来，问清缘由后，一面安慰我，一面叫他婆娘带我去他们家，点灶烧水，让我先洗漱休息，同学们也拿来了脸盆和毛巾给我用。虽然得到暂时的安慰，但我的心情仍然忐忑不安。 其实，指导员已经带着老王和小傅跟着手扶拖拉机，去营部寻找行李了。当时西双版纳的条件非常落后，连队无电话、无广播、无电灯，无法与营部保持联系。 等他们赶到营部，操场上早已空空荡荡。他们把情况报告给了营长。营长分析说：一定是错运到了别的连队。但去其他连队的道路，分东西两个方向，距离很远。憨厚的驾驶员毫无怨言，载着老王和小傅在月色朦胧中，沿着崎岖的山道，一路颠簸搜寻，终于在四连找到了我的行李。 当他们把行李送到我手中时，时钟已经指向午夜12点。悬在大家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了，但看着他们一脸的疲惫，我心中还是十分的感激。 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女宿舍的床位已爆满，连加床的地方也没有，我竟没地方住了。领导们又紧急商量，决定安排我到坡下那间没门的卫生室暂时住下。月光下，老王帮我埋竹筒搭竹床，小傅帮我插竹竿撑蚊帐，直到把我安顿好后，他俩才离开。 那晚，月光照进没门的竹笆屋，洒在帐幔上。后半夜山林里特别安静，不时地传来风吹树叶和禽兽怪叫的声音。害怕、思念、感动交集在一起，我彻夜未眠。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许是天意，后来，我有幸地被领导推选为连队卫生员，再也没有离开过那间竹笆屋。 【作者钱华玲，女，上海人。1970年下乡到云南东风农场务农，1979年回沪顶替进入五和针织厂，1996年下岗后从事家政服务，后进入大学高复班担任班主任。】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