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日升
做梦也不会想到，我这个喝黄浦江水长大的上海土著姚氏后裔，插队落户时竟投到了淮河岸畔姚氏宗族的怀抱。庄稼人只要是同姓，即便不同宗，也平添三分亲，那份淳朴乡情令我刻骨铭心。
——题记
1970年3月12日的午后，在伴着隆隆春雷的鹅毛大雪中，我登上了赴安徽插队的知青专列。专列过了长江后，一路停靠，卸下在站点周边县乡插队的知青。我下车地点是这趟专列的最后一站，到达时，已是次日下午四点时分。火车停靠的是一个叫“武店”的三等小站。 透过车窗望去，田野里还有片片残雪。带着一昼夜的兴奋和疲惫，我们走出车厢，不由地打了个寒战。女生们哭肿的眼泡还没消退，睁眼见到的已是另一个世界。站台上清一色黑布袄裤的老乡们敲响了淮河流域特有的“花鼓灯”锣鼓。惶惑中的知青们围拢到卸在站台上的行李堆前，翻找着各自的行李，等候前来认领的老乡。 人群中突然发出一声大吼：“谁叫姚志康？”我愣了愣，忙应声：“我就是！” 这一答应不要紧，呼啦一下围上一圈扛着扁担的老乡，其中一位长者乐呵呵地：“孩子，你到家了！” 一股暖流涌得我鼻腔酸酸的，还没转过神来，一个后生补充道：“俺们都姓‘姚’，一笔难写两个‘姚’嘛，自家人啊！” 我明白了，插队插到姚姓本家了。跟着迎接的老乡回村，一路打听，略知这门姚氏宗族的渊源。插队的村，那时叫大队，全大队老少一千六百多口，八成姓姚，聚居一个自然村。据族谱记载，祖先是在明朝洪武帝的迁徙令下，从山东枣庄迁徙而来的兄弟俩。弟兄俩择山而居，弟住山之阳，兄住山之阴。六百多年繁衍生息，形成山南、山北两大家三千多口的姚氏宗族。 我插队的这个庄子叫“南姚郢”，是弟弟的后人聚居之村落。山背面是“北姚郢”，是兄长之后代聚居地。“南姚郢”行政名称叫光明大队，分成十四个生产队，我和同伴小乔分配在十二队，庄子的西南角上。“南姚郢”隶属凤阳县武店区官塘公社，是一个“鸡鸣闻三县”的边缘村落，和淮南市的泉口村、怀远县的孝义村接壤，距离武店火车站有二十多里地。 我和小乔空手上路，还被挑着行李的老乡落在身后一大截。我不断发问：“还有多远？”队长指着暮色中的山峦：“快了，前面山脚下就是。”看山跑死马，我算是领教了。 走进庄子已是上灯时分，队长安排我俩在他家吃晚饭。晚饭是淋上麻油的手擀面。事后得知老乡们平时的一日三餐是芋头 （红薯） 面馍馍加芋头面糊糊。晚饭后，老乡们听说打老远来的上海知青中也有一个姓“姚”的，都来看稀罕，把我住的那间破炕房 （烤烟叶的房舍） 塞得满满当当。姑娘大嫂们不好意思上前，都挤在门口你推我搡地往里瞅。男爷们一溜蹲在墙脚边，旱烟袋吧嗒吧嗒地吞云吐雾。煤油灯微弱的光亮在烟雾笼罩下，彼此只能看 到对方模糊的脸。 队长发话了：“姚子 （昵称），你下放到俺老姚家，俺得跟你续续班辈，免得你以后见了有年纪的就喊大爷，那会闹笑话的。” “是的，是的！”我一脸的真诚。屋里一阵哄笑。 “你名字中有个‘志’字，俺这门‘姚’里有‘之’字辈，虽不同字，但同音，以后你就和‘之’字辈同辈了，名字中有‘登’字的比‘之’字辈晚一辈，记住了，我叫姚怀之，排行三，你就管我叫三哥吧。” 我怯生生地喊了声“三哥”。队长乐了，满屋子的乡亲们都乐了。 见我接受了这个宗族的排辈，队长来情绪了：“姚子，你和姚文元咋续？” “我不认识他呀！”我脱口而出。心想这个队长胃口真大，还想和中央首长续家谱。 “哪有一地的‘姚’不认识？”队长有些不悦，“俺们淮河两岸十八门 ‘姚’都能续上班辈，你不清楚，写封信问问你老子，要是续上了，以后俺们上北京找姚文元去，让他管饭。” “对，让他管饭！”乡亲们跟着起哄。 望着队长那憨憨的神情，我跟着大伙笑了起来，初来乍到的拘谨随着笑声散去。队长转入正题：“姚子，下放到俺姚郢，肯定不如你们在家的好。不过，饿不着，俺这里芋头轱辘管饱。”当地盛产红薯，管红薯叫芋头。 乡亲们接着队长的话茬，你一言我一语地询问起我和小乔的家境、上海的风土人情。头天坐了一昼夜的火车，刚刚又走了二十多里的烂泥路，不爱说话的小乔趴在行李上打起了盹，我强打着精神应对着乡亲们的种种提问。队长这才意识到，起身招呼大家散伙，我俩才得以解开背包铺床安顿。那是两张用麻绳攀扎的小凉床，麻绳绷子上放着一领苇席，苇席上铺着厚厚的麦 秸…… 做梦也没想到，我这个喝黄浦江水长大的上海姚氏后裔，竟投到了淮河岸畔姚氏宗族的怀抱。庄稼人只要是同姓，即使不同宗，也平添三分亲，那份淳朴的乡情令我刻骨铭心。 我的插队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作者原系安徽省凤阳县官塘公社光明大队12生产队插队上海知青）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