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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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出人生第一步

时间:2021-11-07来源:《春歌秋韵》 作者:王宗仁 点击:
摄影/李金兰 每当如今的中学生们高谈16 岁的花季时,我总要回想起自己的 16 岁,那正是史无前例的年代。 1966 年初夏时分,初二年级的升级考试即将进行之际,文化大革命 的狂飙横扫神州大地。从此,我和所有同时代的莘莘学子一样,被剥夺了继续读书的权利。1
摄影/李金兰
 
      每当如今的中学生们高谈“16 岁的花季”时,我总要回想起自己的 16 岁,那正是“史无前例”的年代。
 
      1966 年初夏时分,初二年级的升级考试即将进行之际,“文化大革命” 的狂飙横扫神州大地。从此,我和所有同时代的莘莘学子一样,被剥夺了继续读书的权利。1968年夏秋之交,我们这些初二学生被宣布为“六七届初中毕业生”,进入毕业分配阶段。这时,我刚满 16岁,面临着跨出人生第一步的重大抉择。
 
      当时,伟大领袖的“12·21指示”尚未发表,六六、六七届初、高中毕业生的分配原则是“四个面向”,即“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
 
      当六六届开始分配的时候,我就为自己“算”了“命”,因“成分”不好我的去向非“外农”莫属。
 
      1968年8月,听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有多余名额向六七届开放,我就报了名。结果理所当然遭到拒绝:黑龙江兵团是在边疆“屯垦戍边”,需要挑选可靠的“红五类子女”去。1968 年 9 月下半月,六六届分配高潮过后,六七届的毕业分配方案正式公布,我被明确无误地列入“外农”档子,我的上山下乡就更没有选择余地了。上海要动员首批一千名中学生到江西井冈山地区插队落户,10月上半月,开始了宣传动员。当时,上海把名额平均分配到每个区,我所在的卢湾区东风中学有四个名额。于是,我报了名。11月 1 日下午,我还参加了上海市“革委会”的报告会,会上步行到江西新干插队的华东师大二附中的同学介绍他们的情况,鼓动我们到江西新干、峡江两县去插队。
 
      那时,我爸爸妈妈正在郊区参加“三秋劳动”。他们和我都觉得,我去江西插队肯定会被批准的,所以商定,一旦有确切的日期了,就马上写信给爸爸妈妈,让他们请假回家,为我打点行李。可是,我“落榜”了,原因是首批插队的政审要求比较高,与去黑龙江兵团的要求差不多。于是,我又赶快写信给爸爸妈妈“解除警报”。11月15日,爸爸妈妈结束“三秋劳动”回到家里。一家人说到我面临的变化不定的分配情况,都茫然不知所措,“外农档子”去不了黑龙江兵团,又去不了江西插队,那么“出路”究竟何在? 谁知就在此时,出现了意料之外的转机。
 
      11月16日一早,我们照例来到学校大操场参加“早请示”,排在队伍末尾的同学小费突然被毕工组余老师叫到一边,问道:“去江西插队的人数还不够,你曾经报过名,现在让你去,你去吗?”小费没有多加思索,就回答说:“去,去!我去的!”老师让小费立即回家准备行李,因为 11月 19日就要出发了。班主任薛老师向迷惑不已的同学们介绍了这一“突发事件”的原委:原定卢湾区的100个名额没招满,只完成了四分之三,为此,区毕工组开紧急会议,动员曾报过名的同学行动起来,争取完成任务。
 
      我的毛笔字还算可以,所以,大家推举我为小费书写大红喜报。当我蹲在地上、摊开红纸的刹那间,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会不会让我也立即去江西?但是,我很快自我否定了:不会,不可能!如果真要我去,为什么不在通知小费的时候同时通知我呢?再说,前一阵子已经告诉我,我的“政审要求”不合格,小费虽然有点“海外关系”,总比我这“黑七类子女”强。 这么一想,我也定下心来,蘸饱墨汁,挥笔疾书,很快就在一片叫好声中写完了喜报。
 
      下午,我们几位要好的同学和班主任老师一起来到人民广场,同小费以及先前获批赴赣插队的同学合影留念。回到学校时,天已经黑了,大家说说笑笑地涌进校门,只见同学小周疾步走来,高声问道:“小王回来了吗?”我应声道:“在这儿呢!”话音未落,小周一步冲到我跟前,说:“快回家,快回家,老师上你家找你去了,要你也去江西!”什么?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耳边又明明白白地传来小周的声音:“去江西”“去江西”…… 我惊呆了,站在原地不知所措,脑子里一片混乱。在小周同学的催促下,我才想起,此时最要紧的是赶快回家!
 
      我浑浑噩噩地回到家里,老师已经离去,爸爸妈妈见我姗姗来迟,很不高兴,但又不便责怪我。我们全家人胡乱地吃着晚饭,商量着该怎么办。爸爸妈妈和爷爷要我自己拿主意。
 
      在短短的一餐晚饭时间里,我想了好多。我想到了“文革”两年半来全家的逆境,想到如果我到江西插队,学校里一定会来报喜,这样,我家大门上将会出现一张极其难得的大红喜报,这会使家人在里弄里的日子好过一些,这样,对我、对家人或许有好处。再说,已经获批去江西的小费、小徐、小刘是我的同班同学,小金、小李我也认识,和这么多熟悉的同学在一起,互相照应,恐怕也是难得的机会。于是,我向全家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到江西去!爸爸妈妈和爷爷都不作声,慢慢地向嘴里扒着饭粒,饭桌上一片沉闷。
 
      吃过晚饭,爸爸妈妈和爷爷开始为我打点行李,我则到学校班主任薛老师的宿舍里,正巧好几位要好的同学也来了。老师和同学们都对我去江西插队感到担忧:“你这么瘦小文弱,能行吗?”我心中的矛盾与痛苦实在无法如实相告,只是简简单单地回答说:“我想,能行。”除此之外,我再也不说什么。老师同学也不再追问,一起为我在短短的两天时间里需要完成的准备出主意想办法。我说不出是喜还是悲,默默无言,唯唯诺诺地听从大家的安排,直到九点多钟,大家才散去,各自回家。
 
      薛老师说要送送我,就和我一起沿着嵩山路缓缓南行。老师再一次关切地问我:“对插队落户的艰苦生活,你有思想准备吗?”我说:“我是外农档子,我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薛老师又问了一些行李准备方面的情况,我见时间已晚,就让老师留步,早些休息。老师停下脚步,犹豫了一下,又沉重而缓慢地对我说:“这件事对你来说是太突然、太急促了,所以,如果你现在说不去,还是允许的。”我惊讶地望着老师,不知该说什么,脑海中刹那间又成了一团乱麻,“去,还是不去?”老师又说:“直到现在为止,你赴江西插队的批准书还在区毕工组,没正式下达到学校,所以,现在改变主意还是可以的。”老师静静地等着我。我抬头看着老师,只感到夜幕下老师的目光是那么温暖、慈祥。我心头一热,眼眶湿润了……耳边又传来老师的亲切话音:“这是人生的大事,插队落户肯定要比农场艰苦,小费、小刘、小 金他们的身体条件要比你强,你又比他们小一两岁,你可要慎重考虑啊!爸爸妈妈对你去插队放心吗?”一提到爸爸妈妈,我忽然清醒过来,一种强烈的“逃亡感”再次战胜了我:“插队去,到江西去,快快离开这样的环境!” 我说:“早走晚走都一样,就到江西去吧,有那么多熟悉的同学在一起呢。” 老师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多保重,注意身体!”他的双手是那么有力,和我握了许久许久……
 
      那就是1968年11月16日,一个初冬的夜晚,我“自主”作出了人生第一个重大决定;嵩山路靠近太仓路的丁字路口,一幢三层楼房下,成为我跨出人生第一步的起点!从此以后,每当我经过那里,总会在脑海中重新浮现那难以忘却的往事……
 
      【作者王宗仁,男,上海知青,六七届初中生,1968年11月赴江西新干县鸡峰公社云庄大队云庄村插队,1975年 9月返沪。1982年 2月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石油化工系, 2012年从中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司退休。】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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