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李金兰
每当如今的中学生们高谈“16 岁的花季”时，我总要回想起自己的 16 岁，那正是“史无前例”的年代。 1966 年初夏时分，初二年级的升级考试即将进行之际，“文化大革命” 的狂飙横扫神州大地。从此，我和所有同时代的莘莘学子一样，被剥夺了继续读书的权利。1968年夏秋之交，我们这些初二学生被宣布为“六七届初中毕业生”，进入毕业分配阶段。这时，我刚满 16岁，面临着跨出人生第一步的重大抉择。 当时，伟大领袖的“12·21指示”尚未发表，六六、六七届初、高中毕业生的分配原则是“四个面向”，即“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 当六六届开始分配的时候，我就为自己“算”了“命”，因“成分”不好我的去向非“外农”莫属。 1968年8月，听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有多余名额向六七届开放，我就报了名。结果理所当然遭到拒绝：黑龙江兵团是在边疆“屯垦戍边”，需要挑选可靠的“红五类子女”去。1968 年 9 月下半月，六六届分配高潮过后，六七届的毕业分配方案正式公布，我被明确无误地列入“外农”档子，我的上山下乡就更没有选择余地了。上海要动员首批一千名中学生到江西井冈山地区插队落户，10月上半月，开始了宣传动员。当时，上海把名额平均分配到每个区，我所在的卢湾区东风中学有四个名额。于是，我报了名。11月 1 日下午，我还参加了上海市“革委会”的报告会，会上步行到江西新干插队的华东师大二附中的同学介绍他们的情况，鼓动我们到江西新干、峡江两县去插队。 那时，我爸爸妈妈正在郊区参加“三秋劳动”。他们和我都觉得，我去江西插队肯定会被批准的，所以商定，一旦有确切的日期了，就马上写信给爸爸妈妈，让他们请假回家，为我打点行李。可是，我“落榜”了，原因是首批插队的政审要求比较高，与去黑龙江兵团的要求差不多。于是，我又赶快写信给爸爸妈妈“解除警报”。11月15日，爸爸妈妈结束“三秋劳动”回到家里。一家人说到我面临的变化不定的分配情况，都茫然不知所措，“外农档子”去不了黑龙江兵团，又去不了江西插队，那么“出路”究竟何在？ 谁知就在此时，出现了意料之外的转机。 11月16日一早，我们照例来到学校大操场参加“早请示”，排在队伍末尾的同学小费突然被毕工组余老师叫到一边，问道：“去江西插队的人数还不够，你曾经报过名，现在让你去，你去吗？”小费没有多加思索，就回答说：“去，去！我去的！”老师让小费立即回家准备行李，因为 11月 19日就要出发了。班主任薛老师向迷惑不已的同学们介绍了这一“突发事件”的原委：原定卢湾区的100个名额没招满，只完成了四分之三，为此，区毕工组开紧急会议，动员曾报过名的同学行动起来，争取完成任务。 我的毛笔字还算可以，所以，大家推举我为小费书写大红喜报。当我蹲在地上、摊开红纸的刹那间，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会不会让我也立即去江西？但是，我很快自我否定了：不会，不可能！如果真要我去，为什么不在通知小费的时候同时通知我呢？再说，前一阵子已经告诉我，我的“政审要求”不合格，小费虽然有点“海外关系”，总比我这“黑七类子女”强。 这么一想，我也定下心来，蘸饱墨汁，挥笔疾书，很快就在一片叫好声中写完了喜报。 下午，我们几位要好的同学和班主任老师一起来到人民广场，同小费以及先前获批赴赣插队的同学合影留念。回到学校时，天已经黑了，大家说说笑笑地涌进校门，只见同学小周疾步走来，高声问道：“小王回来了吗？”我应声道：“在这儿呢！”话音未落，小周一步冲到我跟前，说：“快回家，快回家，老师上你家找你去了，要你也去江西！”什么？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耳边又明明白白地传来小周的声音：“去江西”“去江西”…… 我惊呆了，站在原地不知所措，脑子里一片混乱。在小周同学的催促下，我才想起，此时最要紧的是赶快回家！ 我浑浑噩噩地回到家里，老师已经离去，爸爸妈妈见我姗姗来迟，很不高兴，但又不便责怪我。我们全家人胡乱地吃着晚饭，商量着该怎么办。爸爸妈妈和爷爷要我自己拿主意。 在短短的一餐晚饭时间里，我想了好多。我想到了“文革”两年半来全家的逆境，想到如果我到江西插队，学校里一定会来报喜，这样，我家大门上将会出现一张极其难得的大红喜报，这会使家人在里弄里的日子好过一些，这样，对我、对家人或许有好处。再说，已经获批去江西的小费、小徐、小刘是我的同班同学，小金、小李我也认识，和这么多熟悉的同学在一起，互相照应，恐怕也是难得的机会。于是，我向全家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到江西去！爸爸妈妈和爷爷都不作声，慢慢地向嘴里扒着饭粒，饭桌上一片沉闷。 吃过晚饭，爸爸妈妈和爷爷开始为我打点行李，我则到学校班主任薛老师的宿舍里，正巧好几位要好的同学也来了。老师和同学们都对我去江西插队感到担忧：“你这么瘦小文弱，能行吗？”我心中的矛盾与痛苦实在无法如实相告，只是简简单单地回答说：“我想，能行。”除此之外，我再也不说什么。老师同学也不再追问，一起为我在短短的两天时间里需要完成的准备出主意想办法。我说不出是喜还是悲，默默无言，唯唯诺诺地听从大家的安排，直到九点多钟，大家才散去，各自回家。 薛老师说要送送我，就和我一起沿着嵩山路缓缓南行。老师再一次关切地问我：“对插队落户的艰苦生活，你有思想准备吗？”我说：“我是外农档子，我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薛老师又问了一些行李准备方面的情况，我见时间已晚，就让老师留步，早些休息。老师停下脚步，犹豫了一下，又沉重而缓慢地对我说：“这件事对你来说是太突然、太急促了，所以，如果你现在说不去，还是允许的。”我惊讶地望着老师，不知该说什么，脑海中刹那间又成了一团乱麻，“去，还是不去？”老师又说：“直到现在为止，你赴江西插队的批准书还在区毕工组，没正式下达到学校，所以，现在改变主意还是可以的。”老师静静地等着我。我抬头看着老师，只感到夜幕下老师的目光是那么温暖、慈祥。我心头一热，眼眶湿润了……耳边又传来老师的亲切话音：“这是人生的大事，插队落户肯定要比农场艰苦，小费、小刘、小 金他们的身体条件要比你强，你又比他们小一两岁，你可要慎重考虑啊！爸爸妈妈对你去插队放心吗？”一提到爸爸妈妈，我忽然清醒过来，一种强烈的“逃亡感”再次战胜了我：“插队去，到江西去，快快离开这样的环境！” 我说：“早走晚走都一样，就到江西去吧，有那么多熟悉的同学在一起呢。” 老师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多保重，注意身体！”他的双手是那么有力，和我握了许久许久…… 那就是1968年11月16日，一个初冬的夜晚，我“自主”作出了人生第一个重大决定；嵩山路靠近太仓路的丁字路口，一幢三层楼房下，成为我跨出人生第一步的起点！从此以后，每当我经过那里，总会在脑海中重新浮现那难以忘却的往事…… 【作者王宗仁，男，上海知青，六七届初中生，1968年11月赴江西新干县鸡峰公社云庄大队云庄村插队，1975年 9月返沪。1982年 2月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石油化工系， 2012年从中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司退休。】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