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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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山,那水,那村寨

时间:2021-09-27来源:《春歌秋韵》 作者:罗明威 点击:
青春的岁月像条河,奔流到海不复回。恍惚之间,知青已过花甲,但记忆中,依然保留着那些真实、鲜活、发人深省的故事,折射出那一段独特历史 1968 年我高中毕业后,正逢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发表。全国所有的初高中毕

      青春的岁月像条河,奔流到海不复回。恍惚之间,知青已过花甲,但记忆中,依然保留着那些真实、鲜活、发人深省的故事,折射出那一段独特历史……
 
      1968 年我高中毕业后,正逢“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发表。全国所有的初高中毕业生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上山下乡当农民。1969 年3 月,我和一千多名青年学生被分配到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东主寨插队,当上了知青。
 
      山寨共有百十户人家,红土墙或者竹笆墙的茅草房依山而建,青石板小路连接各家各户。全寨子的生活用水依靠竹槽支架,从后山引来泉水到寨子中央的一块空地上,算是“公共水龙头”,各自去挑水使用。东主寨的知青集体户共有二十人,男知青十二名,女知青八名,住在解放前一户地主的旧瓦房里,算是特殊照顾。寨子离公社十公里,离县城二十公里,非常闭塞。如果写一封家信,要来回跑二十公里山路才能寄出,上海收到这封信则是一个多月后了。
 
      寨子里没有电,我们和村民一样晚上点着煤油灯过日子。更要命的是没有电就没有碾米机,知青们只得借用老乡家的石头碓窝舂米吃。你瞧瞧:那粗大沉重的木槌要两个人才踩得动,等木槌高高翘起后一松脚,“咚”的一响,碓窝里的谷子纹丝不动。再发狠劲踩,“咚!”“咚!”“咚!”一下,两下,三下……踩到几十下、几百下,终于碓窝里的那三四斤谷子的壳与米粒渐渐分离了,舂米的人差不多也快累趴下了……这还没有完,混合物必须用簸箕将糠皮与米粒大致分开,再用筛子过几道,才完成最后的工序。你想想,我们二十个知青,每天要消耗大约三十五斤大米,其中要包含多少艰辛的劳动!所以说,每天留下负责烧饭、挑水、劈柴、种菜的两个知青,其劳动强度一点也不比下地挣工分的知青小,何况还没有工分!有时候怨言不禁脱口而出:“老子真想像牲口一样,索性吃谷子好了,懒得舂这短命的米了……”不过说归说,做归做。到了这偏远落后的山乡,人家祖祖辈辈都活下来了,我们知青凭什么活不下去呢?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
 
      最初下乡另一个不习惯也和吃饭有关。由于边疆农村长期缺粮,老百姓每天只能吃两顿饭。一般在家吃过早饭后,集体出工,一直要等到天黑收工了,回到寨子里才吃晚饭。长期的一日三餐,突然改成一日两餐,可把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又大量消耗体力的知青害苦了。那段时间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饥饿”两个字,成天都饿得慌,总感觉前胸贴后背。有时馋得慌了,我们会用从上海带来的肥皂、牙膏、电池等“稀罕物”,与老乡换取蜂蜜或糍粑等他们舍不得吃的美食来充饥解馋。当然,若是山上干活的时候,就只能干熬着。渴了饿了,捧一把沟里的水解渴,找几个山间的“鸡树果”或者“橄榄果”充饥。那种橄榄果可不是如今我们看见的椭圆形的青橄榄哦——而是一种野生的长在灌木丛中的小粒圆形果实,咬一口又苦又涩,最后才有甜的回味。最近几年听说云南那边把野生橄榄果加工成为休闲食品,说它有丰富的维生素和保健功能,这是始料未及的事。
 
      日子久了,共同生活劳动,知青就像一滴水融入了江河,与老百姓打成了一片,开始有了共同的语言。我们从听不懂云南方言,到用熟练的方言与老乡交流,甚至还学会几句拉祜语。有的男知青还能拿起水烟筒呼噜呼噜地吞云吐雾。我们从什么都不会干,累死累活一天只挣5 分、6 分的“妇女儿童级”劳力,转变成后来挣到9 分、10 分的强壮劳力工分。学会了插秧、锄草、挖地、犁田、割稻、挑粪等基本农活。
 
      我们还见识了只有云南边疆农村还存在的原始农耕劳动——刀耕火种。当地依照传统采取山地轮作制,砍倒一片树林,放火烧荒,然后种下玉米或者旱谷,等到成熟收获后,这片坡地就撂荒了。人们再去开垦另一片草木茂盛的坡地。等三年后被撂荒的坡地重新长出草木,又轮作一次。寨子周围的坡地就这样在开垦和撂荒间周而复始地循环着,这就是所谓的“刀耕火种”原始生产方式。
 
      请让我描述一下曾经的劳动情景:一天,我们的任务是种苞谷。社员们肩扛锄头、腰别砍刀,顶着烈日出发了,翻山越岭七拐八弯,差不多两个小时以后,到达目的地。我们知青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一头躺倒在地,几乎不想爬起来。片刻之后,威风凛凛的生产队长张扎妥,像大将军般的下达命令:“干活喽——”大家很不情愿地站起来,拔出腰间的砍柴刀,扑向面前那一片青翠的山林。随着队伍的推进,碗口粗的树木成排地倒下,几个小时后,那片树林片甲不留,变成一大块光溜溜的新“轮作地”。我们把树木砍去枝丫,再将长的树干截短,分别堆起来并架空。大将军的第二道号令又发出了:“点火!”随着滚滚浓烟弥漫,一条条火龙从各个方向升腾而起,树木枝叶在熊熊烈火中爆裂、炸响……真是惊心动魄的景象啊!我们躲避在上风口安全地带,稍事休息,一边揉着手上的血泡和拔出不留意扎进的毛刺,一边无奈地看着眼前景象。那张队长叼着旱烟袋,黝黑的脸膛上浮着笑容,心里在盘算着,秋收时这片土地可打出多少粮食。待火燃尽,新的命令也下达了,大家走进那片焦土,冒着呛人的浓烟,用锄头鼓捣着熄灭余烬。随后挖出一个个坑洞,填入一些草木灰作底肥。再放进几颗苞谷种子,覆盖上泥土,一次典型的刀耕火种作业流程便告结束。
 
      违反自然规律,大规模毁林开荒的蛮干行为,破坏了珍贵的森林资源,破坏了保持水土的绿色植被,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和无情惩罚。仅就东主寨赖以生活的柴火为例,越砍越远、越砍越少。最后导致想发展建筑副业时,森林资源几乎为零。毁林开荒想多种粮食,结果粮食产量逐年减少。1969 年秋后分红时,我在知青中算是工分高的,仅仅分得一百多斤谷子、几十斤杂粮和十几元人民币!当时每个劳动日的价值,只有1 角8 分。体力差、工分少的女知青,不但分文未得,还要让上海家里寄钱来,才能得到“基本口粮”,等于当年白干了。
 
      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下,我悟出一个道理:我不能等死,要填饱肚子,要坚持活下去,只有拼命干活,多挣工分。别人不会的我要学会,别人不敢尝试的,我要尝试。知青和老乡一样,分红所得杯水车薪,到春季已基本穷尽,到夏天便闹起了粮荒。一天两顿水煮佛手瓜填肚子,跟着老百姓上山挖野菜、刨“古冬果根”(一种野党参),爬树采洋槐花,凡是可吃的都拿来充饥。我不禁联想到串门时几个老大妈的疑问:“你们上海寨子里是不是闹灾荒了,大老远跑到这里来找饭吃?”当时问得我们不知如何作答,现在看来也有几分道理。老百姓虽然不懂什么革命理论,但他们十分明白一个朴素的真理:民以食为天!知青的困难处境引起上级政府的重视,县里特批了一些“困难户返销粮”指标,暂时解决了知青的燃眉之急。
 
      东主寨的干部群众,对于如何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一直都在寻找突破口。有一次,寨子里的一位有识之士赵有贵(是个地富子弟,高中文化,本乡罕有的“秀才”,在改革开放之后,他成为当地种植加工茶叶的企业老板,那是后话了) 向大队党支部和生产队队委会提出了治穷的变革方案:第一步,他率领一批能工巧匠去富邦乡搞基建,为生产队挣钱;第二步,由部分略有经验的老乡和知青组建石灰窑班子,开山采石做石料,烧出石灰来,卖给澜沧冶炼厂和县城各单位,增加集体经济;第三步,利用东主寨附近的泉水资源和高山峡谷的落差,建立小水电站,解决“松明火把点灯,手舂脚碓吃米”的大难题。他的建议得到大队、生产队领导的大力支持,并且委任他当副业队长,在那个年代,这也属于有魄力有胆识的举动。过了一段时间,赵有贵跑到知青屋物色人选时,结果只有我和小邱、小吴三个男知青和小蔡一个女知青报名。我们看中的好处是:不仅能记全工分,每天还有2 角钱的补助。
 
      石灰窑选址在离东主寨五公里的一片荒山上。1969 年12 月某天,四名老乡加上四名知青,自己动手盖起了茅草顶竹笆墙的工棚,挖出干打垒式的石灰窑。女知青小蔡担任会计和炊事员,七条汉子就是开山采石、守窑烧石灰的工人。每天早晨,在白茫茫的雾气中,山谷里响起了叮叮当当的锤击钢钎声。抡起12 磅大锤或握紧手中的钢钎、小心翼翼地装填雷管炸药、迎着山风点火放炮……时刻都与死神相伴,也许是年少气盛,也许是生计所迫,当时我们毫无危险和胆怯的感觉。在生产队派工的支援下,连接石灰窑和大公路之间的简易毛路修通了,县城的汽车开始进山拉石料和生石灰。外出搞基建的副业队和采石场、石灰窑的创办,逐渐给生产队的集体经济带来了效益。1970 年秋后分红时,每个工日的价值跃升到三角四分!东主寨的老百姓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们正在编织一个美丽的梦想……
 
      鉴于澜沧大山区不适合知青长期插队的现实,1970 年的4 月底,我们知青奉命转点到条件较好的思茅郊区,继续插队,那又是另一段故事了。不过,我对于最初在东主山寨插队的那一年多的日子,印象最为深刻,得到的人生磨炼和感悟最多。至今我依然怀念那炮声隆隆、青烟缭绕的石灰窑,还有那山,那水,那遥远的村寨,那些淳朴善良的老百姓……知青岁月,就是我此生最大的一笔财富。
 
      (作者原为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插队上海知青)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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