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春的岁月像条河，奔流到海不复回。恍惚之间，知青已过花甲，但记忆中，依然保留着那些真实、鲜活、发人深省的故事，折射出那一段独特历史…… 1968 年我高中毕业后，正逢“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发表。全国所有的初高中毕业生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上山下乡当农民。1969 年3 月，我和一千多名青年学生被分配到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东主寨插队，当上了知青。 山寨共有百十户人家，红土墙或者竹笆墙的茅草房依山而建，青石板小路连接各家各户。全寨子的生活用水依靠竹槽支架，从后山引来泉水到寨子中央的一块空地上，算是“公共水龙头”，各自去挑水使用。东主寨的知青集体户共有二十人，男知青十二名，女知青八名，住在解放前一户地主的旧瓦房里，算是特殊照顾。寨子离公社十公里，离县城二十公里，非常闭塞。如果写一封家信，要来回跑二十公里山路才能寄出，上海收到这封信则是一个多月后了。 寨子里没有电，我们和村民一样晚上点着煤油灯过日子。更要命的是没有电就没有碾米机，知青们只得借用老乡家的石头碓窝舂米吃。你瞧瞧：那粗大沉重的木槌要两个人才踩得动，等木槌高高翘起后一松脚，“咚”的一响，碓窝里的谷子纹丝不动。再发狠劲踩，“咚！”“咚！”“咚！”一下，两下，三下……踩到几十下、几百下，终于碓窝里的那三四斤谷子的壳与米粒渐渐分离了，舂米的人差不多也快累趴下了……这还没有完，混合物必须用簸箕将糠皮与米粒大致分开，再用筛子过几道，才完成最后的工序。你想想，我们二十个知青，每天要消耗大约三十五斤大米，其中要包含多少艰辛的劳动！所以说，每天留下负责烧饭、挑水、劈柴、种菜的两个知青，其劳动强度一点也不比下地挣工分的知青小，何况还没有工分！有时候怨言不禁脱口而出：“老子真想像牲口一样，索性吃谷子好了，懒得舂这短命的米了……”不过说归说，做归做。到了这偏远落后的山乡，人家祖祖辈辈都活下来了，我们知青凭什么活不下去呢？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 最初下乡另一个不习惯也和吃饭有关。由于边疆农村长期缺粮，老百姓每天只能吃两顿饭。一般在家吃过早饭后，集体出工，一直要等到天黑收工了，回到寨子里才吃晚饭。长期的一日三餐，突然改成一日两餐，可把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又大量消耗体力的知青害苦了。那段时间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饥饿”两个字，成天都饿得慌，总感觉前胸贴后背。有时馋得慌了，我们会用从上海带来的肥皂、牙膏、电池等“稀罕物”，与老乡换取蜂蜜或糍粑等他们舍不得吃的美食来充饥解馋。当然，若是山上干活的时候，就只能干熬着。渴了饿了，捧一把沟里的水解渴，找几个山间的“鸡树果”或者“橄榄果”充饥。那种橄榄果可不是如今我们看见的椭圆形的青橄榄哦——而是一种野生的长在灌木丛中的小粒圆形果实，咬一口又苦又涩，最后才有甜的回味。最近几年听说云南那边把野生橄榄果加工成为休闲食品，说它有丰富的维生素和保健功能，这是始料未及的事。 日子久了，共同生活劳动，知青就像一滴水融入了江河，与老百姓打成了一片，开始有了共同的语言。我们从听不懂云南方言，到用熟练的方言与老乡交流，甚至还学会几句拉祜语。有的男知青还能拿起水烟筒呼噜呼噜地吞云吐雾。我们从什么都不会干，累死累活一天只挣5 分、6 分的“妇女儿童级”劳力，转变成后来挣到9 分、10 分的强壮劳力工分。学会了插秧、锄草、挖地、犁田、割稻、挑粪等基本农活。 我们还见识了只有云南边疆农村还存在的原始农耕劳动——刀耕火种。当地依照传统采取山地轮作制，砍倒一片树林，放火烧荒，然后种下玉米或者旱谷，等到成熟收获后，这片坡地就撂荒了。人们再去开垦另一片草木茂盛的坡地。等三年后被撂荒的坡地重新长出草木，又轮作一次。寨子周围的坡地就这样在开垦和撂荒间周而复始地循环着，这就是所谓的“刀耕火种”原始生产方式。 请让我描述一下曾经的劳动情景：一天，我们的任务是种苞谷。社员们肩扛锄头、腰别砍刀，顶着烈日出发了，翻山越岭七拐八弯，差不多两个小时以后，到达目的地。我们知青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一头躺倒在地，几乎不想爬起来。片刻之后，威风凛凛的生产队长张扎妥，像大将军般的下达命令：“干活喽——”大家很不情愿地站起来，拔出腰间的砍柴刀，扑向面前那一片青翠的山林。随着队伍的推进，碗口粗的树木成排地倒下，几个小时后，那片树林片甲不留，变成一大块光溜溜的新“轮作地”。我们把树木砍去枝丫，再将长的树干截短，分别堆起来并架空。大将军的第二道号令又发出了：“点火！”随着滚滚浓烟弥漫，一条条火龙从各个方向升腾而起，树木枝叶在熊熊烈火中爆裂、炸响……真是惊心动魄的景象啊！我们躲避在上风口安全地带，稍事休息，一边揉着手上的血泡和拔出不留意扎进的毛刺，一边无奈地看着眼前景象。那张队长叼着旱烟袋，黝黑的脸膛上浮着笑容，心里在盘算着，秋收时这片土地可打出多少粮食。待火燃尽，新的命令也下达了，大家走进那片焦土，冒着呛人的浓烟，用锄头鼓捣着熄灭余烬。随后挖出一个个坑洞，填入一些草木灰作底肥。再放进几颗苞谷种子，覆盖上泥土，一次典型的刀耕火种作业流程便告结束。 违反自然规律，大规模毁林开荒的蛮干行为，破坏了珍贵的森林资源，破坏了保持水土的绿色植被，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和无情惩罚。仅就东主寨赖以生活的柴火为例，越砍越远、越砍越少。最后导致想发展建筑副业时，森林资源几乎为零。毁林开荒想多种粮食，结果粮食产量逐年减少。1969 年秋后分红时，我在知青中算是工分高的，仅仅分得一百多斤谷子、几十斤杂粮和十几元人民币！当时每个劳动日的价值，只有1 角8 分。体力差、工分少的女知青，不但分文未得，还要让上海家里寄钱来，才能得到“基本口粮”，等于当年白干了。 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下，我悟出一个道理：我不能等死，要填饱肚子，要坚持活下去，只有拼命干活，多挣工分。别人不会的我要学会，别人不敢尝试的，我要尝试。知青和老乡一样，分红所得杯水车薪，到春季已基本穷尽，到夏天便闹起了粮荒。一天两顿水煮佛手瓜填肚子，跟着老百姓上山挖野菜、刨“古冬果根”（一种野党参），爬树采洋槐花，凡是可吃的都拿来充饥。我不禁联想到串门时几个老大妈的疑问：“你们上海寨子里是不是闹灾荒了，大老远跑到这里来找饭吃？”当时问得我们不知如何作答，现在看来也有几分道理。老百姓虽然不懂什么革命理论，但他们十分明白一个朴素的真理：民以食为天！知青的困难处境引起上级政府的重视，县里特批了一些“困难户返销粮”指标，暂时解决了知青的燃眉之急。 东主寨的干部群众，对于如何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一直都在寻找突破口。有一次，寨子里的一位有识之士赵有贵（是个地富子弟，高中文化，本乡罕有的“秀才”，在改革开放之后，他成为当地种植加工茶叶的企业老板，那是后话了） 向大队党支部和生产队队委会提出了治穷的变革方案：第一步，他率领一批能工巧匠去富邦乡搞基建，为生产队挣钱；第二步，由部分略有经验的老乡和知青组建石灰窑班子，开山采石做石料，烧出石灰来，卖给澜沧冶炼厂和县城各单位，增加集体经济；第三步，利用东主寨附近的泉水资源和高山峡谷的落差，建立小水电站，解决“松明火把点灯，手舂脚碓吃米”的大难题。他的建议得到大队、生产队领导的大力支持，并且委任他当副业队长，在那个年代，这也属于有魄力有胆识的举动。过了一段时间，赵有贵跑到知青屋物色人选时，结果只有我和小邱、小吴三个男知青和小蔡一个女知青报名。我们看中的好处是：不仅能记全工分，每天还有2 角钱的补助。 石灰窑选址在离东主寨五公里的一片荒山上。1969 年12 月某天，四名老乡加上四名知青，自己动手盖起了茅草顶竹笆墙的工棚，挖出干打垒式的石灰窑。女知青小蔡担任会计和炊事员，七条汉子就是开山采石、守窑烧石灰的工人。每天早晨，在白茫茫的雾气中，山谷里响起了叮叮当当的锤击钢钎声。抡起12 磅大锤或握紧手中的钢钎、小心翼翼地装填雷管炸药、迎着山风点火放炮……时刻都与死神相伴，也许是年少气盛，也许是生计所迫，当时我们毫无危险和胆怯的感觉。在生产队派工的支援下，连接石灰窑和大公路之间的简易毛路修通了，县城的汽车开始进山拉石料和生石灰。外出搞基建的副业队和采石场、石灰窑的创办，逐渐给生产队的集体经济带来了效益。1970 年秋后分红时，每个工日的价值跃升到三角四分！东主寨的老百姓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们正在编织一个美丽的梦想…… 鉴于澜沧大山区不适合知青长期插队的现实，1970 年的4 月底，我们知青奉命转点到条件较好的思茅郊区，继续插队，那又是另一段故事了。不过，我对于最初在东主山寨插队的那一年多的日子，印象最为深刻，得到的人生磨炼和感悟最多。至今我依然怀念那炮声隆隆、青烟缭绕的石灰窑，还有那山，那水，那遥远的村寨，那些淳朴善良的老百姓……知青岁月，就是我此生最大的一笔财富。 （作者原为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插队上海知青）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