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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精选:从红小鬼到总书记 胡耀邦(52)

时间:2020-08-02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陈利明 点击: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十四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3/2) 胡耀邦强调的进一步调动农民积极性,继续落实政策,就是强调沿着三中全会所开辟的改革道路继续前进。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管理方法,管理体制,自主权等等。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各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十四 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3/2)

 
      胡耀邦强调的进一步调动农民积极性,继续落实政策,就是强调沿着三中全会所开辟的改革道路继续前进。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管理方法,管理体制,自主权等等”。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宣传部长,部分地(州)、县负责人共190多人,许多人都有长期农村工作的经验。胡耀邦鲜明的改革态度,广博的现代农业科学知识和崭新的农业经济理念,令与会者深深折服。

      根据胡耀邦的意见,这次会议还讨论和出台了两个有关农村的工作文件:一是《关于加强农村宣传工作的几点意见》,二是《关于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的几项意见》。

      胡耀邦当时已经深刻地察觉到,农业的后劲归根到底要靠科学技术,靠农村产业结构合理的调整。他把政策和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作为农业发展的两个要素,真是提纲挈领。胡耀邦对此着意加以阐发:“农业的门路可多哩!农业的财富可多哩!”他说,“农业一个叫种植业,一个叫养殖业,一个叫副业,一个叫社办企业。种植类,农田里面可以种,山上也可以种,叫做农田种植类、山林种植业。……养殖业又分两个方面,一个叫地上的养殖类,一个叫水面的养殖业”。

      1980年7月11日至12日,胡耀邦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到农村政策时说:“中央不反对搞包产到户。”“我们不要把包产到户同单干混为一谈,即使是单干,也不能把它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不要一提到单干就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说单干就等于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单干户,也就是个体所有制的农民,已不同于旧社会的小农经济,它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是密切联系着的,它本身没有剥削,在一般情况下,不能发展到资本主义。不要自己吓自己。”

      胡耀邦指出人们往往产生的概念上的糊涂:“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种错误,就是把劳动方式(集体劳动或分散劳动,合伙干或单干)同所有制混为一谈,认为搞社会主义什么事情都必须集体劳动,一起合伙干。如果分散劳动,一个人单独干,就是单干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实这完全是两码事。”

      他举例生动地说:“农奴社会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分散干,而且是集体劳动,一块地里有七八个农奴一起干,一个人看着。相反,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但在某些情况下还只能一个人单干,例如汽车司机就是一个人单干,独立劳动。有些农活也只能一个人单独干,这并不影响到所有制的性质。”

      胡耀邦还提到以往的教训:“我们前些年搞那个大呼隆,二三十人,三四十人,一起下地,名曰集体劳动,实际是集体窝工、磨洋工,上午搞这块地,下午还是搞这块地。这样搞了一二十年,搞得没有饭吃,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啊!”

      在两种意见交锋的关键时刻,邓小平表态了。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谈话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些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邓小平一锤定音,为全国农村改革指明了方向。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胡耀邦主持下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关于“包产到户”的问题,在会上引起很大的分歧和争论,被称作“阳关道和独木桥”之争。最后大会写出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共中央于9月27日发了《通知》作为1980年中央“75号文件”下发。《通知》指出:“中央同意纪要的各项意见……望及时组织传达讨论,澄清思想,统一认识,结合当地具体情况贯彻执行。”

      《纪要》充分肯定了三中全会以来各地建立的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形势越来越好。

      《纪要》要求“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队,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不可拘泥于一种形式,搞一刀切。”

      《纪要》对会上“包产到户”问题的争论,多少采取了妥协、折衷的态度。一方面有限制地提出:“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群众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另一方面又提出:非边远山区、贫困落后地区“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该允许试行”。改变了“两个不许”,比一个“不许”、一个“不要”大大前进了一步。

      这样,争论近两年的有关“包产到户”问题——即“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总算有了初步的结论,政策上有了规定,人称“包产到户落了户”。

      1997年10月10日,在胡耀邦逝世8年之后,万里在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几位同志采访时,无限感慨地回忆道:“我1980年到书记处分管农业,当时相当为难,可以说动辄得咎。多亏耀邦同志全力支持,主动配合。我们俩很谈得来,观点特别一致。好多事我们一商量,呼啦啦就干起来了,一次又一次冲破难关。如果没有耀邦,那就不好办了。”

      1980年2月,万里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回北京,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农委主任,分管农村工作。胡耀邦对万里新任寄予厚望,他多次引用民谣,幽默风趣地说:“要吃米,找万里!让万里管农业,是深得民心的嘛!”

      万里已经为农村改革闯出一条新路,使农业的经营体制冲出了计划经济大一统的局面,突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使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公开化、合法化。但是在推行农村改革的过程中,他遇到不少阻力和艰难,举步维艰,他找胡耀邦倾吐心迹:“农民的行动是正义的,我们支持农民却成了违背中央决定的事,这样下去怎么行哪!”胡耀邦立即表示要从各个方面同他一起共同解决这个难题。

      他们共同认定,各省第一把手的态度是问题的关键。经商定,胡耀邦去西北,万里去东北,一个省一个省地做领导班子的工作。

      邓小平对农村这场改革极为关注,他认真听取各方面的反映,阅读大量有关资料,多次找胡耀邦、万里等人谈话。1980年4月2日,他正式表态:“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西北的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使它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西北就是要走发展畜牧业的道路,种草造林,不仅要发展现有的牧场,还要建设新牧场。农村要鼓励种树,要发展多种副业,发展渔业、养殖业。”

      邓小平特别强调: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产到组,有的可以包给个人。这个不可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政策放宽以后,有的地方一年可以增加收入一倍多。我看到了许多这样可喜的材料。要解放思想,此事请万里同志研究个意见,提到书记处讨论。

      邓小平不愧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在关键时刻,发表如此明确、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谈话,对我国农村正在进行的伟大变革,确实是有力的支持和推动,同时也为中央制订新的红头文件指明了方向和思路。

      1981年春,万物复苏,万象更新,到处生机勃勃。胡耀邦抓住大好时机,于3月2日,召开中央书记处第88次例会,他风趣地说:“88是一个好数字,好兆头,农民要发嘛。”他接着指出:“农村生产责任制不能放松,粮食要抓紧,同时要抓好多种经营。没有多种经营,就会出现‘八个没有’:没有钱,没有肥料,没有良好的生产工具,没有健壮的体力,没有更多的轻工业原料,没有家庭副业,没有更多的商品,没有交通运输的发展。”会后,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转发了《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通知。

      如何“因地制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胡耀邦肩负深重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感,走向祖国的大江南北,先后到河北、青海、新疆、江苏等省、市,深入细致地考察调查,明确指出各地的优势,高瞻远瞩地运用“因地制宜”的原则,描绘出各个地区的发展方向和美好的蓝图。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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