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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精选:从红小鬼到总书记 胡耀邦(51)

时间:2020-07-30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陈利明 点击: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十四 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3/1 ) 推动农村经济改革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他的领导下,改革从农村突破,九亿农民精神焕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三农大地面目一新,农村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在邓小平领导和支持下,胡耀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十四 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3/1


      推动农村经济改革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他的领导下,改革从农村突破,九亿农民精神焕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三农大地面目一新,农村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在邓小平领导和支持下,胡耀邦大力推行农村改革。这有他深厚的历史渊源。曾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团中央办公厅干部严如平回忆说,早在1961年胡耀邦去河南内黄做过调查,农村形势十分严峻,农民苦不堪言,原因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到秋后分配都由大队统一结算,一个工分不值两角钱,这叫农民怎么调动生产积极性呢?胡耀邦对严如平深有感触地说:“要改变目前农村的困难状况,最主要的是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眼前就要考虑现在这种集体出工派活,大集体统一分配的经营管理,是否适合现在的生产力水平、农民的思想觉悟程度和基层干部的经营管理能力。从我在内黄的调查来看,如果把耕地暂时‘借’给社员,让农民一家一户去种,秋后除交公粮外,收多收少全由社员自己支配,我相信农民才会有积极性。”

      说到这里,胡耀邦若有所思,从抽屉里拿出他根据自己的实地调查,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的调查报告给严如平看。

      严如平为他捏了一把汗。在当时只讲“一大二公”好得很、“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生产关系正走在前头”、唯意志论大泛滥的时代,胡耀邦提出这些“不合时宜”的政见和主张,需要有多大的胆识和远见,所幸他未遭到灭顶之灾。

      胡耀邦出生在浏阳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一生的经历决定了他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对农村问题倍加关切。基于他的实事求是、远见卓识和大无畏的改革精神,胡耀邦到中央工作以后,在拨乱反正中大力调整生产关系,积极主张在农村实行联产计酬承包责任制。1978年《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到1980年《关于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特别是1982年至1986年连续5个中央1号文件,不断推动着农村改革的发展,无不凝聚着胡耀邦的胆识和心血。

      1978年底,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即三中全会预备会)西北组发言中,就大声疾呼:“农村的加速发展是加快现代化进程一个决定性的环节。”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中国不到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却养活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胡耀邦认为对此应持分析态度,防止陷入自我封闭、自我陶醉、自甘落后的泥淖。他尖锐地指出:“笼统地说集体就是好,是抽象的分析方法;如果集体经济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那就根本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特别强调,“劳动者的积极性,永远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基本因素。”这番话语,在会上引起广泛共鸣,并在以后中央重新改写的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中得到体现。

      1978年12月25日,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随着农村形势的迅猛发展,他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关注也与日俱增,几乎逢会便要说“农”——这些议论表示着他长期深刻的观察、思考以及对农村改革方略的日益成熟。

      1979年1月11日,经三中全会原则通过并重新改写的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六十条)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三个文件正式发布。虽然文件与安徽、四川农民在自求解放、自求发展中所迈出的步子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毕竟是三中全会后第一批纠正农业战线“左”的文件,是中央从全局开始突破传统农村体制的文件,胡耀邦非常看重这一点,他兴奋地指出:“搞了农村两个文件,对农业发展理出了一个眉目。”

      1月11日,即三个文件下发的那一天,胡耀邦在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上布置学习三中全会文件时,唯独对农村三个文件的传达作了时间上的规定:要求春耕前(二三月前)传达到基层,与生产队见面。他意味深长地说:“在政治斗争上,在处理人的问题上,多考虑一下关系不大;处分人、打板子,我赞成三思而后行。但落实政策,把工作搞上去,不能慢吞吞的,不能走京剧台步,迈八字”。接着,胡耀邦正颜厉色地说:“据我所知,农村不脱产干部的冤假错案、成分问题的纠正,基本没动。这么慢吞吞的怎么行!”

      胡耀邦要求三个文件的传达分两步走。第一步:结合各省正在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认真学习,领会精神,统一思想。他说:“不认真学习,统一思想,发扬民主,解决问题,怎么搞事业?”

      第二步:省、地委同志分别下到县里,并在县里(不在省里)开三级或四级干部会,形成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广泛讨论:确保用两至三周时间,边讨论文件,边解决遗留问题、实际问题。“把会议办成大学习班、大培训班”。

      1979年初,中央关于农业问题文件下发之时,也正值万里、赵紫阳领导安徽、四川农民开创各种联产承包制如火如荼之际。特别是安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取得重大成效,“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势不可挡,从滁县、凤阳、肥西扩展到全省,并开始在全国许多村庄蔓延开来。

      但是,“左”的传统根深蒂固,即使是三中全会后的农业文件,也不免拖着“左”的尾巴: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一些人借势攻击行动起来的农民及其“后台”是“挂羊头,卖狗肉,嘴里说社会主义,实际干资本主义”。

      胡耀邦清醒地看到历史转折中的曲折与艰难,要人们正视“三座大山”——问题成山、麻烦成山、困难成山,鼓励人们“挖山不止”。他要求人们沉下心来抓好三个范畴:抓农业、抓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抓改进工作方法。他把抓好农业摆在第一位。1979年上半年,他在许多讲话中都提到:农业的根本问题何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他在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闭幕会上讲话提出:“除林彪、‘四人帮’干扰,主要教训在两个问题:一是思想太窄,第二是限制太死。”明确点出我们党长期领导农业的两大弊端。

      所谓“思想太窄”,就是只想着粮食,不顾其余。胡耀邦说:“要上粮食,就要水、要肥、要机械化,这是从粮食来的;其他东西都搞掉了,结果粮食也上不去”。他清楚地看到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的恶性循环。他说:“我要大声疾呼以粮为纲在一段时间里起了作用,后来就成‘紧箍咒’了。”这大概是最初对“以粮为纲”发出的尖锐挑战之一。

      所谓“限制太死”,胡耀邦一言以蔽之:“动不动就说搞资本主义”。这是限制、打击、反对农村改革者的主要“法宝”。胡耀邦针对这种只顾所谓“国家利益”、不顾农民死活,死抱着既有体制、既定政策,不许越雷池一步的“左”的倾向,强调指出:农村要在经济上打翻身仗,“首先要考虑思想上冲破阻力”,并布置在农村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与讨论,“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以调动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性。

      胡耀邦强调农村要“全面发展”,除粮食外,还要发展林、牧、副、渔、社队企业等等,“不要老治水,要造水。造林就是造水、造粮、造轻工业。”

      1979年上半年,刚刚起动的农村体制改革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攻击改革为“资本主义回潮”者有之,指责“比例失调”者有之,以及“违反宪法”(因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已被写入宪法)、“对抗中央文件”等等,更是不一而足。《山西日报》就发表了题为《昔阳如何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长文,不点名地攻击安徽农村改革,并扬言要连续发表12篇评论,对安徽“打排炮”。3月15日,《人民日报》也被迫在头版刊登了“读者张浩”来信,并根据新任农委主任的批示写了“编者按”,指责农民“包工到组”动摇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全国农村引起轩然大波。

      胡耀邦对此针锋相对,朝着既定的方向勇往直前。在那段时间,他每讲形势,必先赞扬农村。他喜欢用“喜气洋洋”来为农村改革大好形势提神。早在1月24日,他在中央宣传系统负责人联席会上就指出:“现在农村情绪高涨,城市、机关、厂矿显得松懈,城市要向农村改革学习。”

      1979年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几经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12月,胡耀邦主持召开了全国地、县宣传工作座谈会,专门就进一步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问题做了部署,并阐发了非常精辟的意见:“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是什么心理呢?就是看你们还变不变哪?我们说不变,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不变。农民怕变,干部也怕变,他们有这个要求,我们就回答他们嘛!我们农业明年增产靠什么?第一还是靠政策,靠政策继续落实。所谓靠政策,也就是靠积极性。第二是靠科学,靠广开门路。在某种意义上讲,现在广开门路就是搞科学。”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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