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所著的《宋家王朝》中，还记录了这样一个情节：当戴季陶和他的夫人离开时，他转过身来，用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他是个神经质的人），嚅嚅地吐出句恶意的道别话来：“如果你不是孙中山夫人，而是别的什么人的话，我们会砍掉你的头。”庆龄微微一笑答道：“如果你们真的像自己所标榜的那样是革命者，你们尽管砍掉我的头好了。”不论这个情节是否真实，可以想见，双方谈话中透露的杀机应是十分明显了。 宋庆龄亲自用英文整理了她与戴季陶的谈话，并于10月20日在燕京大学学生出版的英文《明日之中国》第一卷第12期上发表。 在与戴季陶的谈话中，宋庆龄选择的论点和口气都是针对蒋介石的，因为她清楚地知道戴季陶是奉命而来。通过谈话，宋庆龄光明正大地、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她在各项基本原则和当前问题上的态度和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宋庆龄在这次谈话中的每个观点都明确地来自于孙中山的想法。我仅举一例：谈话中曾讲到军阀靠搜刮民脂民膏迅速致富的事实。看上去这似乎是即兴而发的议论。然而，对照孙中山副官马湘的一段回忆，我们就可以发现孙宋夫妻之间心灵的相通。马湘记得：1916年在上海时，“有一次，我跟随先生步行至愚园路，他忽然指着路旁一幢幢的洋房对我说：‘你看！愚园路这一带地方，以前都是坟墓，现在都是华丽的洋房了。这些洋房都是我国军阀建筑的。他们割据地方，横征暴敛，开烟开赌，无恶不作，吸尽民脂民膏，来到这里盖起洋房，娶小老婆，打麻雀牌，饮洋酒和吃大菜，弄得工人农民都吃不饱，穿不暖。这样，中国还能不亡国？所以我们非打倒军阀不可。’”孙中山的观点同宋庆龄与戴季陶谈话中的议论何其一致！ 宋庆龄的谈话使人民看到，真正继承了孙中山事业的是她——孙中山的夫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则是不折不扣地背叛了孙中山的思想。埃德加·斯诺当时写道：“孙夫人由于坚持她认为正确的东西并为她的信念而作出牺牲，使她比其他任何一位革命家更受到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热爱。”爱泼斯坦也说：“ 即使是怀疑论者，甚至一些敌人也敬佩她的原则性和勇气。” 在宋庆龄8月1日措辞激烈的电报公诸于世之后不久，德国法兰克福召开了国际反帝大同盟第二次会议。会上，宋庆龄再次当选为名誉主席。 蒋介石的这一口恶气实在难以下咽。 1929年9月21日，宋庆龄又一次离开了看不到一丝曙光的祖国。她登上一艘法国邮船，由上海前往法国马赛。 孙中山遗孀的再度出国，使刚刚办完隆重奉安大典仪式的蒋介石十分尴尬。孔祥熙代表官方对新闻界解释宋庆龄出国的原因：“孙总理奉安后，曾寄一照片至法国，交公司制铜像，定价十万元，已付定洋两万。近驻法代表来电，谓该公司所制之像，与原照略有走样，故孙夫人躬往料理。孙夫人或将长住法国。” 孔祥熙是一个拙劣的演员，经常会“穿帮”，这一次赶上难演的角色更是吃力。他短短的一段话里有多少漏洞，我们似乎都没有必要去费笔墨了。 宋庆龄的确在法国马赛上了岸，但她立即转乘火车，回到了德国柏林。 上世纪90年代末，爱泼斯坦曾经对我特别强调：“在对宋庆龄的研究中，你要十分重视《广州脱险》和《与戴季陶的谈话》。宋庆龄只写过这样两篇带有自传意义的文章，而且都写在她面临生死考验的关头。” 《与戴季陶的谈话》曾被译为中文，刊载于1929年12月12日的天津《大公报》。此后的各种版本，大多以此为蓝本。 宋庆龄之所以看重这篇谈话，还因为这是她的一个政治宣言，集中地表达了她对一些带有根本性的政治问题的想法。这篇谈话的重要和精彩，使得爱泼斯坦和西格雷夫都在自己写作的流传甚广的传记中一字不漏地原文照录。 1982年，宋庆龄病逝。在清理她的遗物时，从上海住宅的保险柜里找到了一批最重要的资料，共计二十六件，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蒋介石、汪精卫、李宗仁等人的函电。其中唯一不是函电的，便是一份写于半个世纪前的《宋庆龄与戴季陶的谈话》中文译稿。可见宋庆龄把这次谈话看得多么重要。这份译稿用红格竖行纸正楷书写，每页十行，共十五页。译者不知为谁，但译稿显然是宋庆龄亲自审阅过，并较为满意的。 这次，我以这份手写稿为基础，参考《宋庆龄选集》中的《与戴传贤谈话笔记》，对这个意义重大的“谈话记录”重新进行了修订。所以，下面大家将要看到的，是一个更新的、更为确切的版本。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