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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废约 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始末（十一） ——中央正式拍板“1997年收回香港”  邓小平会见卡林顿。 11.作出暗示 英方的外交“车轮战”加速升温，在3个重量级的前首相来京会见邓小平之后，时任高官也轮番从伦敦飞来北京。主要目的就是要中国在香港问题上正式表态。 英国“二号人物”到北京 首先来的是撒切尔政府的“二号人物”、外交与联邦事务大臣卡林顿勋爵。 卡林顿出身豪门，是家族中第六代勋爵。即使在现代英国，享有贵族身份仍然是很荣耀的事。相比较而言，贵族身份中最多的是爵士，三军将帅、外交官、资深公务员等都有希望封为爵士，前提是为英国忠诚服务40年，且洁身自好，无污点。勋爵的册封，规格就高一层，是封给那些特殊人物的，他们给国家作出过突出的贡献，在英伦三岛享有崇高的威望，因此人数很少。 在卡林顿勋爵动身来北京之前，港督麦理浩对卡林顿说，英国新国籍法规定一般香港居民持香港护照未能再视为拥有英国国籍，这就使香港产生一连串恐慌浪潮，因此，麦理浩敦请英国政府从速处理香港“新界”租约问题，以促进投资者的信心。卡林顿很重视麦理浩的意见。 邓小平给卡林顿作了暗示 1981年4月3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卡林顿。卡林顿开门见山地说：“我来之前，在香港逗留了两三天，离开时我有一个感觉，因为我们英国是按法律办事的，也许这样说有点过分了。副总理先生，英国毫不怀疑您就香港问题所作的保证。但是1997年这个日子仍然使香港人不安呵。由于1997年日益临近，人们签订房地产契约和抵押契约时，必然要考虑期限问题，这方面将会碰到不少困难。我不想夸大这个问题，但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利的。” 邓小平说：“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说更多的话。但是我们可以郑重地说，我在 1979年同麦理浩爵士谈话时所作的保证，是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可以信赖的。”邓小平请卡林顿研究一下中国对台湾的立场，说：“对台湾我们提的条件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不变，也不降低台湾人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甚至可以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军队，要求他们取消的只是国号和国旗。”其实，邓小平已经用潜台词给卡林顿作了暗示，香港问题在实质上也会参照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而结合香港情况提出来。卡林顿想要邓小平作更具体、更明确的表态，说：“我方需要了解中方解决香港问题的时间和方式。”邓小平说：“阁下，至于其他的话，现在不能讲得更多了。我们要考虑中国有十亿人民。”卡林顿得不到实质的答复，只好向邓小平表达了英方的意愿，说：“撒切尔夫人很关切，英国政府十分希望尽快就1997年后香港前途问题和中国政府进行外交磋商和谈判。” 谈话结束前，邓小平请卡林顿转告，中国欢迎撒切尔首相访问中国。 卡林顿没能达到目的 精于外交事务的卡林顿，也没能达到要中国摊牌的目的，但他仍觉得邓小平的保证“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声明”。为此，英国与香港的舆论对邓小平的再次保证报以积极的反响，认为这是有权威有分量的。事后，廖承志在一次会议上对邓小平的再次保证作了阐释，说：“英国人想要我们摊牌，他们在步步进逼；但是，我们不会屈服。中国人不会表态，中国不会被逼去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 与卡林顿的会见一结束，邓小平即发出党内指示：“香港问题已摆上日程，我们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方针和态度。请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方案，并尽快整理出材料，供中央参考。”重担只能压在廖承志身上了！早在1980年5月，他从美国做心脏手术回来时在香港停留，各方人士前来探望。廖公对香港同胞们说：“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如果不收回，我们是无法面对10亿人民的。但是，如果把香港收回，变成一个上海或者广州，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要让香港继续为祖国四个现代化发挥作用，需要保留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港府的一位高官试探说：“香港一年提供40亿美元外汇给中国，中国可不可以不收回香港？”对方话音未落，廖公断然回绝。从美国回来后，廖承志更抓紧了香港回归问题的调研和探讨。 解决香港问题列入议事日程 有历史学家说，1981年是解决香港问题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中共高层有史以来首次举行香港问题专题决策会议。这就表明，中共中央已经在这一年开始，真正将解决香港问题列入议事日程。 1981年4月与12月，两次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香港问题，两次会议都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由廖承志向会议提交报告，供会议讨论与研究解决香港问题的决策和政策。4月的第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是在卡林顿访华刚离开不久召开的。卡林顿一走，按邓小平指示，廖承志立即主持有关部门会议，由国务院港澳办和新华社香港分社联合起草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调研和各方面意见”的报告，向书记处会议作报告，正式向中央提出“1997年收回香港”的建议。在这份报告中，提出了解决香港问题的“三原则”：第一个基本原则，既要收回香港主权，也要保持香港的安定与繁荣；第二个原则，收回香港主权之后，要尽可能保留香港的作用，包括自由港和经济制度都要保留；第三个原则，收回香港时，香港政府原有官员不改变。至于具体做法，“初步设想是：香港收回后将成为中央直接管辖的特区。除涉及国家主权必须改变外，其他基本不变”。 对廖承志报告“1997年收回香港”的建议，4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原则上同意这个意见，但未做最后决定。再经过几次酝酿后，到1981年12月，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拍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