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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集邮史大致有十年,从小学二三年级到高中二年级——到那时,文革开始了。
八九岁时,我受两个哥哥的影响开始对邮票感兴趣。见那些花花绿绿的邮票,不,那时的邮票质量不高,色彩并不艳丽,都是灰扑扑的,我却一下子就爱上了它们,于是拖在他们后面协助。记得那些日子他们忙着翻检家里的老信,见到大邮票就连信封一起剪下来,小邮票则不予理会。好几年后才知,大邮票就是纪念邮票或特种邮票,小邮票就是普通邮票。
我不知道怎样把邮票从信封上撕下来,偷偷试过几次。不管怎么小心翼翼,邮票背面总是受损。哥哥笑我方法太傻,教我一个方法:把剪下来的邮票放在水里浸泡,过些时间邮票就自动脱离了,然后把邮票夹在手帕里将水吸干。我一学就会,从此这项工作就归我了。
存货毕竟有限,没多久我们翻箱倒柜,把老信都翻了个遍,再也找不到大邮票了。时常也有信件寄来,我一见马上兴奋地冲向邮递员,抢过信件,最关心的是贴在信封上的是不是大邮票。是大邮票就兴高采烈,是小邮票就大失所望。
两个哥哥分别比我年长三岁和五岁,社交范围比我广得多。他们的同学也有不集邮的,关系好的会慷慨相送。此外,他们是中学生,每月有几元零花钱,可以用来购买旧邮票。我年纪尚小,没有固定的零花钱,对他们很是羡慕。一次我跟母亲明说,我集邮要买大邮票,希望她每天给我二分钱,一个月六角钱。我不依不饶地纠缠了好几天才如愿以偿。从此我有了集邮的“基金”。
渐渐地,他们把兴趣转移到其他方面,集邮的担子慢慢落在我身上。我也很愿意担当它。
有一点需要说明:我们自己出钱买的邮票是邮商处买来的用过的邮票或盖销票,家里写信的邮票全是父亲出钱的。为此,我自告奋勇地把购买邮票的重任揽在手中。每逢有新的大邮票发行,我总是赶紧去买,有时要跑好几个邮局才买到。
我最喜欢面值四分和八分的邮票,一角的勉强也能接受,最痛恨的是面值二角二分的和五角六分的——家里又没有海外亲友,更不寄国际航空信。比如那套菊花票,有好几张大面值的,我只能徒唤奈何。唯一的希望是有人寄来印刷品,那时上面总有几张大面值邮票的。可惜这样的机会实在太少了。
二姐到唐山上大学后,家里就有了个固定的邮票来源。每次家里给二姐写信,我总会在最后加上四个字“邮票寄回”。实际上,她不但寄回了邮票,还常常把别人给她的信件的邮票也一并寄上。此外,她寄信的邮票也必定是大邮票,当然是她刻意挑选的。
大哥班里曾经有个给匈牙利学生通信的活动。他接到过二封外国学生的来信,俄语是他们交流的媒介语言。有一次信封上贴着好几张匈牙利邮票,是击剑的图案。那时匈牙利邮票比我国的邮票漂亮不少,我比大哥更开心。经过交流,原来那位异国的朋友也喜欢集邮,于是约定互相交换邮票。大哥是挑选了不少相当精致的中国邮票寄去,可那位寄来的却不是匈牙利邮票,而是是些不知国名的、图案很粗糙的邮票,简直在捣糨糊了。我大感失望。
后来两个哥哥先后上大学了,都是上海交通大学。这自然是好事,但对我而言也有不好的地方:他们每星期回家一次,不用写信了。
我上初中后,尚文路靠近人民路的拐弯处有个邮商的小摊子,人家都叫摊主“老纪(计?)”。他每天推着个移动小柜子摆摊,四周常常围着很多人。摊子虽小,一本本插满各国邮票的集邮册足已令我目迷神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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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儿,我知晓了集邮的行话,邮票不能说“买”,要说“让”。就像文革中,红宝书、红宝像不能说“买”,要说“请”。记得有一天,有人拿着个信封来给老纪看,老纪仔细看了看说,这是蒙古邮票,价值不高。我一看那些邮票色彩很艳丽,至少胜过当年的国产邮票,当时我还奇怪:这么个满是沙漠的荒凉之处,发行的邮票倒很不错的。有人问邮票的主人:“你让给我好不好?你说个数。”那位很大气地说:“我也不集邮,这也不值几个钱,送给你了。”人们大惊,都露出了羡慕的神情。我更后悔:假使是我先问出了这句话,那该多好啊!没顾着看老纪的表情,应该是很复杂的。老纪是个挺风趣的人,寒冬腊月,他会叫集邮者将他围住,说:“大家围起来,帮我挡挡风。”众人都很喜欢他,立刻遵命。
我邮票收藏最丰富的时候有三本集邮册。一本大的是哥哥们传给我的,里面基本上是新中国邮票。中等大小的是我自己买的,全是外国邮票。哪有那么多外国邮票?当然还有很多空页。还有一本小的,好像是些零碎的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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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66年,不是闹革命,就是被革命,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从此再也没有心绪集邮。插队离开前,把十年的集邮成果交付给外甥宗英。
文革中的很长一段日子,尽管也发行了一些邮票,但大都是毛主席语录或副统帅题词,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而缺乏审美价值。
后来的几十年,我虽然不集邮了,但还是会关心一下新发行的邮票,感觉现在的邮票是越来越美不胜收了。与此同时,信件却越来越少,而且仅存的几封信也不贴邮票了,只是盖个章就完事。我就纳闷了,寄信基本不用邮票了,还发那么多新邮票干吗呢?
向行内人打听,原来集邮的大目的是为了增值赚钱。听说那“一片红”、“猴票”等都涨到了天价。我们当年集邮是为了享受邮票本身给我们带来的审美,而现在集邮的目的是为了挣钱,邮票的功能已经异化。
现在想集邮很方便,年前就可以预定全年的邮票,届时就能毫不费力地得到每一套邮票。要我化上几百元钱订购全年的新邮并不犯难,但我却不愿意。我以前的邮票每一张都来之不易,都是有故事的,而现在集邮已经嬗变为“定邮”和“买邮”,因此变得索然无味。
我的邮票来自哥哥,我有所继承发展;不知宗英有没有在我的基础上将这项事业——不,没这么伟大,算工作吧——发展广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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