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集邮史大致有十年，从小学二三年级到高中二年级——到那时，文革开始了。
八九岁时，我受两个哥哥的影响开始对邮票感兴趣。见那些花花绿绿的邮票，不，那时的邮票质量不高，色彩并不艳丽，都是灰扑扑的，我却一下子就爱上了它们，于是拖在他们后面协助。记得那些日子他们忙着翻检家里的老信，见到大邮票就连信封一起剪下来，小邮票则不予理会。好几年后才知，大邮票就是纪念邮票或特种邮票，小邮票就是普通邮票。
我不知道怎样把邮票从信封上撕下来，偷偷试过几次。不管怎么小心翼翼，邮票背面总是受损。哥哥笑我方法太傻，教我一个方法：把剪下来的邮票放在水里浸泡，过些时间邮票就自动脱离了，然后把邮票夹在手帕里将水吸干。我一学就会，从此这项工作就归我了。
存货毕竟有限，没多久我们翻箱倒柜，把老信都翻了个遍，再也找不到大邮票了。时常也有信件寄来，我一见马上兴奋地冲向邮递员，抢过信件，最关心的是贴在信封上的是不是大邮票。是大邮票就兴高采烈，是小邮票就大失所望。
两个哥哥分别比我年长三岁和五岁，社交范围比我广得多。他们的同学也有不集邮的，关系好的会慷慨相送。此外，他们是中学生，每月有几元零花钱，可以用来购买旧邮票。我年纪尚小，没有固定的零花钱，对他们很是羡慕。一次我跟母亲明说，我集邮要买大邮票，希望她每天给我二分钱，一个月六角钱。我不依不饶地纠缠了好几天才如愿以偿。从此我有了集邮的“基金”。
渐渐地，他们把兴趣转移到其他方面，集邮的担子慢慢落在我身上。我也很愿意担当它。
有一点需要说明：我们自己出钱买的邮票是邮商处买来的用过的邮票或盖销票，家里写信的邮票全是父亲出钱的。为此，我自告奋勇地把购买邮票的重任揽在手中。每逢有新的大邮票发行，我总是赶紧去买，有时要跑好几个邮局才买到。
我最喜欢面值四分和八分的邮票，一角的勉强也能接受，最痛恨的是面值二角二分的和五角六分的——家里又没有海外亲友，更不寄国际航空信。比如那套菊花票，有好几张大面值的，我只能徒唤奈何。唯一的希望是有人寄来印刷品，那时上面总有几张大面值邮票的。可惜这样的机会实在太少了。
二姐到唐山上大学后，家里就有了个固定的邮票来源。每次家里给二姐写信，我总会在最后加上四个字“邮票寄回”。实际上，她不但寄回了邮票，还常常把别人给她的信件的邮票也一并寄上。此外，她寄信的邮票也必定是大邮票，当然是她刻意挑选的。
大哥班里曾经有个给匈牙利学生通信的活动。他接到过二封外国学生的来信，俄语是他们交流的媒介语言。有一次信封上贴着好几张匈牙利邮票，是击剑的图案。那时匈牙利邮票比我国的邮票漂亮不少，我比大哥更开心。经过交流，原来那位异国的朋友也喜欢集邮，于是约定互相交换邮票。大哥是挑选了不少相当精致的中国邮票寄去，可那位寄来的却不是匈牙利邮票，而是是些不知国名的、图案很粗糙的邮票，简直在捣糨糊了。我大感失望。
后来两个哥哥先后上大学了，都是上海交通大学。这自然是好事，但对我而言也有不好的地方：他们每星期回家一次，不用写信了。
我上初中后，尚文路靠近人民路的拐弯处有个邮商的小摊子，人家都叫摊主“老纪（计？）”。他每天推着个移动小柜子摆摊，四周常常围着很多人。摊子虽小，一本本插满各国邮票的集邮册足已令我目迷神移。
在这儿，我知晓了集邮的行话，邮票不能说“买”，要说“让”。就像文革中，红宝书、红宝像不能说“买”，要说“请”。记得有一天，有人拿着个信封来给老纪看，老纪仔细看了看说，这是蒙古邮票，价值不高。我一看那些邮票色彩很艳丽，至少胜过当年的国产邮票，当时我还奇怪：这么个满是沙漠的荒凉之处，发行的邮票倒很不错的。有人问邮票的主人：“你让给我好不好？你说个数。”那位很大气地说：“我也不集邮，这也不值几个钱，送给你了。”人们大惊，都露出了羡慕的神情。我更后悔：假使是我先问出了这句话，那该多好啊！没顾着看老纪的表情，应该是很复杂的。老纪是个挺风趣的人，寒冬腊月，他会叫集邮者将他围住，说：“大家围起来，帮我挡挡风。”众人都很喜欢他，立刻遵命。
我邮票收藏最丰富的时候有三本集邮册。一本大的是哥哥们传给我的，里面基本上是新中国邮票。中等大小的是我自己买的，全是外国邮票。哪有那么多外国邮票？当然还有很多空页。还有一本小的，好像是些零碎的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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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66年，不是闹革命，就是被革命，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从此再也没有心绪集邮。插队离开前，把十年的集邮成果交付给外甥宗英。
文革中的很长一段日子，尽管也发行了一些邮票，但大都是毛主席语录或副统帅题词，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而缺乏审美价值。
后来的几十年，我虽然不集邮了，但还是会关心一下新发行的邮票，感觉现在的邮票是越来越美不胜收了。与此同时，信件却越来越少，而且仅存的几封信也不贴邮票了，只是盖个章就完事。我就纳闷了，寄信基本不用邮票了，还发那么多新邮票干吗呢？
向行内人打听，原来集邮的大目的是为了增值赚钱。听说那“一片红”、“猴票”等都涨到了天价。我们当年集邮是为了享受邮票本身给我们带来的审美，而现在集邮的目的是为了挣钱，邮票的功能已经异化。
现在想集邮很方便，年前就可以预定全年的邮票，届时就能毫不费力地得到每一套邮票。要我化上几百元钱订购全年的新邮并不犯难，但我却不愿意。我以前的邮票每一张都来之不易，都是有故事的，而现在集邮已经嬗变为“定邮”和“买邮”，因此变得索然无味。
我的邮票来自哥哥，我有所继承发展；不知宗英有没有在我的基础上将这项事业——不，没这么伟大，算工作吧——发展广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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