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早就熟悉上虞，1978年，我率领团队在你们这里考察，发现了20多处汉代古窑址，根据出土的东汉瓷片，测定釉表面玻化良好，釉和胎结合牢固……其产品达到了真正瓷器的要求”，他对当年的考察如数家珍。于是，当他在1978年第10期《文物》杂志上第一个向世人公布“我国汉代完成了由陶向瓷的过渡，真正瓷器发源时间是在距今1800多年前的东汉，发源地在现在的浙江上虞区小仙坛和帐子山一带”，从而为学术界一直难以下定论的“东汉有瓷说”提供了证据时，那是怎样的惊喜！ 经过深入的交往，我才知道他更是一位被誉为“复活‘国宝’的‘国宝’”。有一次，我去杭州采访他，他略加沉思后便娓娓道来，“1957年一位援华苏联专家即将回国欲带一件‘雪拉同’（青瓷）而不得时，引起了周总理的重视，次年总理给轻工业部下了指示：一定要恢复龙泉青瓷！而轻工业部则把这一重任交给了浙江省轻工业厅。任务下达后不久，作为天津大学化工系硅酸盐专业首批毕业生，我被分配到了浙江省轻工业厅。时任厅长的翟翕武带上我一头钻进了龙泉的崇山峻岭之中”，对于“复活‘国宝’”的往事，他记忆犹新。 须知道，对釉色配方的研究，需要光谱仪、色谱仪，但上个世纪50年代这个尖端仪器只有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才有。“我从龙泉山坳到上海大城市，来来回回跑了不下七次”，回忆起当年的艰苦环境，他不无感慨。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后，弟窑被恢复了，尔后经过几百个配方，上千次的试烧，1963年4月，哥窑又烧制成功。“启功先生为此而赋诗一首，‘呕心沥血集群英，多番奔波龙泉行。入手夺得千峰翠，哥弟再度扬美名’！”背起启功先生的赞美诗，他的脸上不免掠过丝丝笑慰！然而，他并不满足，把目光盯在了恢复南宋官窑瓷器上。他和专家们经过70多道工序的烧灼，几千个数据筛选，1978年春天那完全保持了南宋官窑“釉如美玉、色似碧波”的官窑仿制品灰青釉和月白釉瓷器终于问世。 此后几年里，叶大师又将配方修改了100多次，烧制出官窑中的上品——粉青釉官窑瓷。还成功破解了1100多年的“秘色越器”之谜、2200多年的秦兵马俑烧制之谜。新加坡、德国、日本、意大利等一些陶瓷公司，为此出高价要买他手中的配方，都被他婉言谢绝。他曾对我说：“我的青瓷工艺和配方是‘国宝’，它属于祖国，出价再高，我也不会卖！”几十年来，他先后获得国际金银质奖6项，并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由他亲自烧制的仿宋官窑瑰宝，分别陈列于中南海紫光阁、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国总部——而这又何以不是对他“复活‘国宝’”人生最生动的褒奖呢？ 在与叶大师交往的十多年里，令我动容的是，但凡他参与的创作和评奖活动情况，都愿意通过手机或信函与我分享；每年他至少一次专程来上虞看望我，他曾开玩笑说，“朋友靠走动，不常联系友谊的桥梁就断了”。有一年，他还有意把古陶瓷会议放到上虞召开，他见面就说，“这次会议就是冲着你而安排到上虞的”。我知道，他来看我既有“志同道合”的考量，也有着希望我向当地政府传递加大越窑青瓷品牌建设力度建议的期盼。几年以后，当我向他汇报，上虞实施了省级“瓷源文化小镇”建设，“浙江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入选“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青瓷产业得以迅速崛起之时，他脸上竟绽开了稚童般的笑容。 2016年初，叶大师因病住院，我并不知情，哪怕中间有过几次联系，他那中气十足的说话，一次次善意地“骗”过了我。后来，噩耗传来，我泪湿衣襟……作为“忘年交”，而今每每回忆起与他友谊的点点滴滴，我既为自己能够见证一段叶大师生命不息、创新不止的人生经历而骄傲，也陡增了一份继承遗愿、赓续精神的责任。 （晓歌 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