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春晓小心翼翼地调取红军邮票与参考书对照
符春晓收藏的江西苏区食盐运营通行证 本版摄影 吴健
记者 吴健 英语里，“历史”由两个词构成——“他的”和“故事”，但中国刚走过的百年历史，岂是简单怀旧的“他人故事”？建党百年的日子，记者走入一位收藏家的世界，丰富而珍贵的革命文献文物，把昨天的历史和今天的光荣串联起来。对于这一点，收藏家的理解是：“过去，外国评论者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定义是‘传说’，可后来不得不改口叫‘传奇’。为什么？因为传说只存在于想象与过去，而传奇连接着事实和现在，而文献文物正是坚不可摧的牢固纽带。” 一 见到“镇宅之宝” 这位收藏家叫符春晓，打小喜欢集邮，后入职国营工厂，接着南下经济特区，闯荡香港，中年后散尽家财，收藏革命文献，如今无论藏品数量和珍稀度，他在圈内都颇有声望。 来到他位于广州的工作室，被藏品挤得近乎局促的空间让人有点手足无措。符春晓年过七旬，除必要的收集和办展，多数时间都投入整理工作：能捐的捐，能换的换，要配套的配套，并当场编号、登记造册。记者看到，符春晓的女儿把当天计划规整的藏品一一摆到桌面，由父亲逐一过目，按照年代、地区及历史关系归类。 整理时，符春晓有些“如履薄冰”，眼睛几乎贴在文献表面，又努力避免身体触碰。“它们太脆弱了，当年纸张不好，难以保存，可它们承载的历史又那么厚重，来不得半点闪失。”不巧，符春晓想用镊子给一张红军邮票移个地方，不想劲大了，给票面留出夹痕，脸上顿时露出了自责。 符春晓最开心的是成气候的红军邮品收藏，以“独特、成套、成系列”闻名业界。“今年是建党百年，弘扬红色文化正逢其时，我觉得让藏品‘活’起来，才真正有意义。”他表示，若不解答藏品所携带的历史密码，传递一种价值观，“至少在中国，收藏的意义就消减大半”。 为了满足记者的好奇心，符春晓难得地拿出了“镇宅之宝”。“别看面值才三角钱，可存世不超十张”，他指着一枚仅有两个指甲盖大的邮票说，“它叫《进军图》，是江西中央苏区在1932年发行，距今快90年了”。画面中，红军战士列队行进，枪如林，人如潮，不可阻挡。“红军初创时，不少人存在单纯军事观点，不重视宣传，导致群众不了解党的性质宗旨。随着根据地巩固，党中央意识到宣传的重要性，而邮票就是很有效的手段。邮票具有画面语言，实用性又强，特定时候能当辅币用，群众乐于接受。”符春晓娓娓道来，像《进军图》就是著名的“扩红邮票”，有力配合了苏区的“扩大红军”运动，激发起广大群众参军参战热情，“尤其到了1934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形势严峻，苏区邮政更推出《进军图》小型张，幅面增至10厘米宽、7.5厘米高，左右印有‘苏区扩红成功万岁’‘扩大铁的工农红军’标语，而下面是一行字‘一九三四’，这都反映了真实的斗争情况”。 珍稀度与《进军图》不相上下的，还有一份通行证，是苏区颁给盐商的。中央苏区不产盐，而敌人又实行严酷封锁，抓住与苏区通商的人就会枪毙，即使有个别盐商弄来卖，一方面价格昂贵，敌占区花一元钱买七斤盐，到苏区要卖一元三角一斤，另一方面，盐数量稀少，不能解决苏区军民需求。符春晓告诉记者，自己曾带着这份通行证重回苏区故地，挖掘到它背后那沉甸甸的故事——“为了不影响红军战斗力和农民劳动能力，哪怕颁证的后方机关人员，都拿厕所旁挖出的土去熬硝盐吃。这种硝盐非常苦，只略带咸味，勉强算是‘调味品’。我在瑞金采访到一位老人，他亲眼看到苏区机关修厕所挖土时，毛泽东等首长都不怕脏，不嫌臭，一起参加挖土熬盐。即便出差时分到一小瓶盐，干部们也都会拿出来放进菜里，和大家一起食用。” 二 用“心”得到“珍品” 自古“巴蜀多奇士”，至少在收藏界，生于四川达县（今为达州）的符春晓被公认为一位奇人。受家庭影响，他很小爱上邮票，“常常不吃早饭，攒下钱去买邮局的盖销票，花花绿绿的，但只知道好看。”直到1966年的一次偶遇，他才发现方寸邮票间所蕴含的重大意义。“县里来了个老红军、创建红三十三军的名将王维舟，带着他的警卫员。我认识警卫员，他告诉我，王维舟是喝过‘洋墨水’的大才子，能写，能画，还能作诗，川陕苏区最早的邮票就是他设计的。” 土地革命中，涵盖达县的川陕苏区是全国“第二大苏区”，尽管只存在了两年半，但共产党人依然建立起新型工农政权，进行治国安邦的开创性尝试，为将来的新中国进行了有益的预演。“从带镰刀锤头标记的铜元，到刻于房屋牌坊上的‘打倒军阀棒老二（方言指土匪）’等红色标语，都体现了为人民打江山的政党是不可能被刺刀所消灭的。”符春晓说，“只要你有心，收藏红色文献时必然会睹物生情，被这些不朽的人所打动。有一次，我以巨大代价寻获王维舟设计的邮票《红军战士图》，送回以他老人家命名的纪念馆，完成仪式后，我特意跑到刻着红军标语‘赤化全川’的山底下，久久凝望，内心始终无法平静。” 从红色故乡走来，符春晓在红色文献收藏方面一发不可收。“不可否认，我的藏品，九成多是花钱买的，但最珍贵的藏品是买不来的，只有原来的主人觉得你懂得它的价值，在乎它的历史，才会放心地交给你。” 1996年，符春晓搜集到中央苏区的几个有地址和收信人的信封，均指向江西水南镇的尊德堂。“经过多方查证，发现寄信者都是红军赫赫有名的指挥员，而为什么他们都给尊德堂去信？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符春晓连跑好几趟，“当年的尊德堂早已不在，就剩下半截砖墙和几根石柱，村民觉得我像个怪人，总在这个本地人都没注意的地方转悠啥呢？”有几个老人问起来，符春晓便拿出那几个信封，希望知道尊德堂曾住过什么人，发生什么事情。“这些江西老表的口音，让我听起来很吃力，但终于弄清了这里竟是红军独立师师部，在优势敌军重重围困下坚持一年多。”符春晓记得，有个老人越说越激动，“硬是把我拉到家里，用颤巍巍的手将珍藏的早期红四军袖标赠给我，我知道这个东西的市场价值，想掏1000元现金酬谢，可他说，袖标交给你，是相信你会把它放在心里。” 三 承载史实更不凡 采访进行中，符春晓的手机响了，是一个拍卖行老板打来的，表示愿以高价收购闽西苏区的一套邮票，符春晓没有同意，“如果是为了钱去搞收藏，那就失去了收藏的意义”。他告诉记者，革命文献文物的终极目的不是为收藏者或单纯史学家服务，而是为大众、社会和国家服务，“一个明智的收藏者应当是历史殿堂的看门人，是文化与历史的服务生，而不是垄断资源，公器私用”。 在符春晓眼中，过世的好友彭培进给自己做出了榜样，“他是南洋华侨，后来定居香港”，几十年海外生涯里，彭培进搜到很多价值不斐的邮票，他也随行就市，参与邮品流通，独独中国革命题材的邮品不在其列。这位身板厚实、能说流利普通话的老先生，把红色邮品的搜集与宣传看得比经济效益更重，“经过多年积累，他形成了风格，尤其1932年中央苏区发行的酱紫色邮票《地球图》在集邮界享有盛名。他和我亦师亦友，谈论红色文化之余，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生活在海外的华侨，今天最感自豪的是，共产党才真正让中国站起来，让外国人意识到这头‘东方雄狮’不可辱、不可轻”。最后岁月里，彭培进把房子、存款及生肖猴票等珍贵邮品都留给家人，却专门把红色邮票转给符春晓，他只说了这样的话：“别让邮票躺在冷冷的私人展柜里，要让它们活在老百姓的心里。” “圈外人可能不大了解，世界集邮界是有竞争的，谁拥有反映重要史实的邮中孤品，谁就掌握话语权。”符春晓说，“很长一段时间，有关中国现代史的邮票大奖，屡屡被日本藏家古装昭夫、水原明窗夺得，特别是当他们拿出稀有的苏区邮票时，中国人感到了压力与责任”。国内外收藏界有个公论，那就是1930年赣西南根据地出过一套三枚赤色邮票，“我尽了全力，也只找到其中两枚，就差一张八分的邮票，正是像彭培进这样的挚友，帮我凑齐了全套，在同外国人的竞争中维护了自己的历史解释权”。 在符春晓看来，藏品价值不能光靠市场标价来决定，各种各样的实物和文献能从微观角度透视一个时代的轨迹，正所谓“看似寻常物，皆可入青史”。“一位博物馆馆长明确告诉我，价格高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珍品。”像明清官窑瓷器市场价都很高，却并不都是博物馆的“最爱”，如果某件普通物件蕴含一段记忆、涉及一位重要人物、或在一个历史重大事件中露面，那就体现出一个稀缺性。符春晓提到这件事，一支解放军部队曾到四川南江抗洪抢险，解救出一位老太，阿婆总爱谈起当年的红军：“那时，红军条件很苦，红七十三师伤员就住我家，我给伤员煮纱布呀！包伤口呀……”年轻的战士非常兴奋，红七十三师正是他们部队的前身，老人得知后，主动找出当年红军用过的油灯相赠，成为部队的传家宝。 四 中国进入“贵宾席” 不可否认，红色藏品正受到国内外广泛重视，这不是简单的经济现象。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为什么行？”成了许多人渴望解读的课题，连带的，红色文化已成为中国特有的“软实力”。 “我有个美国朋友，一直热衷搜集中国古董，可最近十年，她跳脱出来，专注中国革命与建设时代的文献文物，比如标语、年画及明信片。”符春晓好奇地发现，这位“中国瓷器迷”去江西旅游，主动绕开瓷都景德镇，徒步爬上井冈山黄洋界哨口，找寻当年“炮声隆”的遗迹，“谈及这段经历，她记住了那里平坦水泥路，舒适的农家楼，还有熟谙手机带货的年轻人，这些井冈山人没有忘记红色传统，他们把历史当成宝贵的财富”。回到美国后，这位藏家更加喜欢造型质朴却经历沧桑的老物件，她说：“我不想停留在品味‘古老中国’，今天，最精彩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年轻中国’，而这些藏品传递了一种真理。” 无独有偶，符春晓曾旁听过在香港特区任教的法国学者莱曼的讲座，“长达几个世纪里，国际社会的‘贵宾席’都被西方列强独占，好像它们天生是统治者。但今天，一个社会主义中国不可阻挡地进入‘贵宾席’，它告诉世界，这个红色国度能造就真正的人间奇迹”。前年，符春晓在香港举办苏区邮票展，很多外国人出于“物以稀为贵”的经济角度参观，但随着了解的深入，几个会讲中文的年轻“老外”开始超越藏品本身，谈论“中国奇迹”背后的精神支柱，“有个美国青年对我说，中国的成功是有道理的”。 当记者离开符春晓的工作室时，在其茶几上看到这样一段话：“没有形而上学的民族是没有祭坛的神庙。没有祭坛，就没有信仰，没有神圣的价值，这个社会就只是一个市场。”符春晓感慨地说，“几十年的收藏之后，我觉得自己活在真实的事业里”。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