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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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见丹心

时间:2021-10-30来源:新民晚报网 作者:吴健 点击:
符春晓小心翼翼地调取红军邮票与参考书对照 符春晓收藏的江西苏区食盐运营通行证 本版摄影 吴健 记者 吴健 英语里,历史由两个词构成他的和故事,但中国刚走过的百年历史,岂是简单怀旧的他人故事?建党百年的日子,记者走入一位收藏家的世界,丰富而珍贵的
符春晓小心翼翼地调取红军邮票与参考书对照
符春晓收藏的江西苏区食盐运营通行证 本版摄影 吴健

      记者 吴健

      英语里,“历史”由两个词构成——“他的”和“故事”,但中国刚走过的百年历史,岂是简单怀旧的“他人故事”?建党百年的日子,记者走入一位收藏家的世界,丰富而珍贵的革命文献文物,把昨天的历史和今天的光荣串联起来。对于这一点,收藏家的理解是:“过去,外国评论者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定义是‘传说’,可后来不得不改口叫‘传奇’。为什么?因为传说只存在于想象与过去,而传奇连接着事实和现在,而文献文物正是坚不可摧的牢固纽带。”

      一 见到“镇宅之宝”

      这位收藏家叫符春晓,打小喜欢集邮,后入职国营工厂,接着南下经济特区,闯荡香港,中年后散尽家财,收藏革命文献,如今无论藏品数量和珍稀度,他在圈内都颇有声望。

      来到他位于广州的工作室,被藏品挤得近乎局促的空间让人有点手足无措。符春晓年过七旬,除必要的收集和办展,多数时间都投入整理工作:能捐的捐,能换的换,要配套的配套,并当场编号、登记造册。记者看到,符春晓的女儿把当天计划规整的藏品一一摆到桌面,由父亲逐一过目,按照年代、地区及历史关系归类。

      整理时,符春晓有些“如履薄冰”,眼睛几乎贴在文献表面,又努力避免身体触碰。“它们太脆弱了,当年纸张不好,难以保存,可它们承载的历史又那么厚重,来不得半点闪失。”不巧,符春晓想用镊子给一张红军邮票移个地方,不想劲大了,给票面留出夹痕,脸上顿时露出了自责。

      符春晓最开心的是成气候的红军邮品收藏,以“独特、成套、成系列”闻名业界。“今年是建党百年,弘扬红色文化正逢其时,我觉得让藏品‘活’起来,才真正有意义。”他表示,若不解答藏品所携带的历史密码,传递一种价值观,“至少在中国,收藏的意义就消减大半”。
 
      为了满足记者的好奇心,符春晓难得地拿出了“镇宅之宝”。“别看面值才三角钱,可存世不超十张”,他指着一枚仅有两个指甲盖大的邮票说,“它叫《进军图》,是江西中央苏区在1932年发行,距今快90年了”。画面中,红军战士列队行进,枪如林,人如潮,不可阻挡。“红军初创时,不少人存在单纯军事观点,不重视宣传,导致群众不了解党的性质宗旨。随着根据地巩固,党中央意识到宣传的重要性,而邮票就是很有效的手段。邮票具有画面语言,实用性又强,特定时候能当辅币用,群众乐于接受。”符春晓娓娓道来,像《进军图》就是著名的“扩红邮票”,有力配合了苏区的“扩大红军”运动,激发起广大群众参军参战热情,“尤其到了1934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形势严峻,苏区邮政更推出《进军图》小型张,幅面增至10厘米宽、7.5厘米高,左右印有‘苏区扩红成功万岁’‘扩大铁的工农红军’标语,而下面是一行字‘一九三四’,这都反映了真实的斗争情况”。

      珍稀度与《进军图》不相上下的,还有一份通行证,是苏区颁给盐商的。中央苏区不产盐,而敌人又实行严酷封锁,抓住与苏区通商的人就会枪毙,即使有个别盐商弄来卖,一方面价格昂贵,敌占区花一元钱买七斤盐,到苏区要卖一元三角一斤,另一方面,盐数量稀少,不能解决苏区军民需求。符春晓告诉记者,自己曾带着这份通行证重回苏区故地,挖掘到它背后那沉甸甸的故事——“为了不影响红军战斗力和农民劳动能力,哪怕颁证的后方机关人员,都拿厕所旁挖出的土去熬硝盐吃。这种硝盐非常苦,只略带咸味,勉强算是‘调味品’。我在瑞金采访到一位老人,他亲眼看到苏区机关修厕所挖土时,毛泽东等首长都不怕脏,不嫌臭,一起参加挖土熬盐。即便出差时分到一小瓶盐,干部们也都会拿出来放进菜里,和大家一起食用。”

      二 用“心”得到“珍品”

      自古“巴蜀多奇士”,至少在收藏界,生于四川达县(今为达州)的符春晓被公认为一位奇人。受家庭影响,他很小爱上邮票,“常常不吃早饭,攒下钱去买邮局的盖销票,花花绿绿的,但只知道好看。”直到1966年的一次偶遇,他才发现方寸邮票间所蕴含的重大意义。“县里来了个老红军、创建红三十三军的名将王维舟,带着他的警卫员。我认识警卫员,他告诉我,王维舟是喝过‘洋墨水’的大才子,能写,能画,还能作诗,川陕苏区最早的邮票就是他设计的。”

      土地革命中,涵盖达县的川陕苏区是全国“第二大苏区”,尽管只存在了两年半,但共产党人依然建立起新型工农政权,进行治国安邦的开创性尝试,为将来的新中国进行了有益的预演。“从带镰刀锤头标记的铜元,到刻于房屋牌坊上的‘打倒军阀棒老二(方言指土匪)’等红色标语,都体现了为人民打江山的政党是不可能被刺刀所消灭的。”符春晓说,“只要你有心,收藏红色文献时必然会睹物生情,被这些不朽的人所打动。有一次,我以巨大代价寻获王维舟设计的邮票《红军战士图》,送回以他老人家命名的纪念馆,完成仪式后,我特意跑到刻着红军标语‘赤化全川’的山底下,久久凝望,内心始终无法平静。”

      从红色故乡走来,符春晓在红色文献收藏方面一发不可收。“不可否认,我的藏品,九成多是花钱买的,但最珍贵的藏品是买不来的,只有原来的主人觉得你懂得它的价值,在乎它的历史,才会放心地交给你。”

      1996年,符春晓搜集到中央苏区的几个有地址和收信人的信封,均指向江西水南镇的尊德堂。“经过多方查证,发现寄信者都是红军赫赫有名的指挥员,而为什么他们都给尊德堂去信?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符春晓连跑好几趟,“当年的尊德堂早已不在,就剩下半截砖墙和几根石柱,村民觉得我像个怪人,总在这个本地人都没注意的地方转悠啥呢?”有几个老人问起来,符春晓便拿出那几个信封,希望知道尊德堂曾住过什么人,发生什么事情。“这些江西老表的口音,让我听起来很吃力,但终于弄清了这里竟是红军独立师师部,在优势敌军重重围困下坚持一年多。”符春晓记得,有个老人越说越激动,“硬是把我拉到家里,用颤巍巍的手将珍藏的早期红四军袖标赠给我,我知道这个东西的市场价值,想掏1000元现金酬谢,可他说,袖标交给你,是相信你会把它放在心里。”

      三 承载史实更不凡

      采访进行中,符春晓的手机响了,是一个拍卖行老板打来的,表示愿以高价收购闽西苏区的一套邮票,符春晓没有同意,“如果是为了钱去搞收藏,那就失去了收藏的意义”。他告诉记者,革命文献文物的终极目的不是为收藏者或单纯史学家服务,而是为大众、社会和国家服务,“一个明智的收藏者应当是历史殿堂的看门人,是文化与历史的服务生,而不是垄断资源,公器私用”。

      在符春晓眼中,过世的好友彭培进给自己做出了榜样,“他是南洋华侨,后来定居香港”,几十年海外生涯里,彭培进搜到很多价值不斐的邮票,他也随行就市,参与邮品流通,独独中国革命题材的邮品不在其列。这位身板厚实、能说流利普通话的老先生,把红色邮品的搜集与宣传看得比经济效益更重,“经过多年积累,他形成了风格,尤其1932年中央苏区发行的酱紫色邮票《地球图》在集邮界享有盛名。他和我亦师亦友,谈论红色文化之余,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生活在海外的华侨,今天最感自豪的是,共产党才真正让中国站起来,让外国人意识到这头‘东方雄狮’不可辱、不可轻”。最后岁月里,彭培进把房子、存款及生肖猴票等珍贵邮品都留给家人,却专门把红色邮票转给符春晓,他只说了这样的话:“别让邮票躺在冷冷的私人展柜里,要让它们活在老百姓的心里。”

      “圈外人可能不大了解,世界集邮界是有竞争的,谁拥有反映重要史实的邮中孤品,谁就掌握话语权。”符春晓说,“很长一段时间,有关中国现代史的邮票大奖,屡屡被日本藏家古装昭夫、水原明窗夺得,特别是当他们拿出稀有的苏区邮票时,中国人感到了压力与责任”。国内外收藏界有个公论,那就是1930年赣西南根据地出过一套三枚赤色邮票,“我尽了全力,也只找到其中两枚,就差一张八分的邮票,正是像彭培进这样的挚友,帮我凑齐了全套,在同外国人的竞争中维护了自己的历史解释权”。

      在符春晓看来,藏品价值不能光靠市场标价来决定,各种各样的实物和文献能从微观角度透视一个时代的轨迹,正所谓“看似寻常物,皆可入青史”。“一位博物馆馆长明确告诉我,价格高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珍品。”像明清官窑瓷器市场价都很高,却并不都是博物馆的“最爱”,如果某件普通物件蕴含一段记忆、涉及一位重要人物、或在一个历史重大事件中露面,那就体现出一个稀缺性。符春晓提到这件事,一支解放军部队曾到四川南江抗洪抢险,解救出一位老太,阿婆总爱谈起当年的红军:“那时,红军条件很苦,红七十三师伤员就住我家,我给伤员煮纱布呀!包伤口呀……”年轻的战士非常兴奋,红七十三师正是他们部队的前身,老人得知后,主动找出当年红军用过的油灯相赠,成为部队的传家宝。

      四 中国进入“贵宾席”

      不可否认,红色藏品正受到国内外广泛重视,这不是简单的经济现象。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为什么行?”成了许多人渴望解读的课题,连带的,红色文化已成为中国特有的“软实力”。

      “我有个美国朋友,一直热衷搜集中国古董,可最近十年,她跳脱出来,专注中国革命与建设时代的文献文物,比如标语、年画及明信片。”符春晓好奇地发现,这位“中国瓷器迷”去江西旅游,主动绕开瓷都景德镇,徒步爬上井冈山黄洋界哨口,找寻当年“炮声隆”的遗迹,“谈及这段经历,她记住了那里平坦水泥路,舒适的农家楼,还有熟谙手机带货的年轻人,这些井冈山人没有忘记红色传统,他们把历史当成宝贵的财富”。回到美国后,这位藏家更加喜欢造型质朴却经历沧桑的老物件,她说:“我不想停留在品味‘古老中国’,今天,最精彩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年轻中国’,而这些藏品传递了一种真理。”

      无独有偶,符春晓曾旁听过在香港特区任教的法国学者莱曼的讲座,“长达几个世纪里,国际社会的‘贵宾席’都被西方列强独占,好像它们天生是统治者。但今天,一个社会主义中国不可阻挡地进入‘贵宾席’,它告诉世界,这个红色国度能造就真正的人间奇迹”。前年,符春晓在香港举办苏区邮票展,很多外国人出于“物以稀为贵”的经济角度参观,但随着了解的深入,几个会讲中文的年轻“老外”开始超越藏品本身,谈论“中国奇迹”背后的精神支柱,“有个美国青年对我说,中国的成功是有道理的”。

      当记者离开符春晓的工作室时,在其茶几上看到这样一段话:“没有形而上学的民族是没有祭坛的神庙。没有祭坛,就没有信仰,没有神圣的价值,这个社会就只是一个市场。”符春晓感慨地说,“几十年的收藏之后,我觉得自己活在真实的事业里”。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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