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彩玲《半生缘》：“有一种情绪，积压我心中几十年。”作者所言这种“情绪”，当然是负面的。追溯根源，指向唯一：“特殊年代。”我们都经历过那个年代。而那个年代所产生的非理性、非人道、非文明的行为，带有普遍性，绝非一人一家之痛。所以，我完全理解作者内心郁积的“情绪”。有幸的是，“在二月江南的那个早春，”她“一颗热爱写作的心开始苏醒、复活”。我想，当文字从她笔下如泉水般汩汩而出时，当同多年“积压“的“情绪”，予以一一释放。 宗沛妍《春风度夕阳》：以平实的文字，写平凡的人事。本文叙写了辛燃的大半人生道路。前半部份写知青生涯，后半部分写后知青时代。有两点印像深刻：关于腐败，任何时候都有，只是时代不同，因而表现的形式不同。例如，本文所反映的在知青的招工中的走后门的事情，辛燃因此被排挤出局了一一这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利用权势谋取私利，也即那个时代的腐败。还有个印象，辛燃是个谦让隐忍性格的人，不管在农村，还是在公司，不争不捞，尽力做好份内的事情。 马建华《知青生活逸事》：“两年多一点”，在下乡知青中，这个时间比较短。不过，作者对农村的生活感受，农户人家的习俗的了解，并非浮光掠影般肤浅，而是颇有体会。除此之外，作者还怀着感激的心，记写了老乡们的相助以及与他们淳朴的友情。 欧阳准年《守灵》：本文运用了对比的表现手法，通过两个生产队干部龙冬生和龙豺狗爷在如何处理一个去世的孤老太婆的后事时的迥异态度与行为，充分揭示了人性中丑陋与良善。语言运用生动，人物个性鲜明。 孟庆铭《我的后知青时代——在充满挑战与探索的银行信贷岗位上》：从北大荒回归大上海，从垦荒种植跨进金融部门，职业的转换，无疑需要提升自我，所以，他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在职获取大学文凭。他工作认真，富于进取。为经济发展事项，曽向市领导建言献策；为地方经济建设，曽积极出谋划策。干金融信贷，就是为经济发展服务，其间的艰巨、复杂、风险与责任，确实如作者所言“充满挑战与探索”。  李文俊《我与地主的后代》：时代异常，必然产生不被正常对待的人；特殊时代的教育，难免产生未必正确的认知。作者通过亲身的实践和近距离的接触后，改变了偏见：原来这个看似心怀叵测的阶级异己分子，虽然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身份卑微，却是个善良诚信的人。 黄卫桥《算命》：算命算是一种古老的文化传统。这玩意儿，本质上就是预测，算算无妨，就当玩玩。不过，通读全文后，我倒觉得经过算命一事，作者增强了与老乡们的心灵契合，亦深化了对“第二故乡”的情感。 延梅《难忘的回家路》：关河阻隔，家山万里；天地冰冻，道途迷茫；举步维艰，心情苍凉。从陕北到北京，可谓千里迢迢，路程艰难！作者以精细的笔触，详尽地描述了当年艰辛而坎坷的探家与归队的漫长行程。好文笔，很感人！ 刘建国《远山的呼唤》：因为，那一方山水，已在心灵打上了深重的烙印；因为，那一段青春年华，已成为永生的怀念——因而，岁月的情怀，化作了深情的吟咏！ 涂正明《野草七章（节选）》：任何时代都有冲突，任何社会都有矛盾；如果处理不当，或者处置不力，都有可能激化矛盾，造成灾祸。下乡知青与当地农民的冲突，并不罕见，深究起来，本质上是城乡矛盾的延续，或者说城乡矛盾在某个特定的场合以一种非理性非温和形式的爆发，但无论以什么借口，无论以什么理由，凡是野蛮的杀戮暴行，都令人发指、罪不容恕！ 肖向荣《我的后知青时代纪事》：想起了以等级制为特征的“官本位社会”，继而，又想起了蕴含其中的“长官意志”、“唯上是从”这两个语词；并进而再次联想到“官高一级，犹如泰山压顶”的这句俗语——由此可见，下级抗命，心理上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而肖向荣的难能可贵在于：谨守良知、忠于职守，不谄媚领导，不违规“签字”，既坚持了原则，又避免了祸及自身。 邢亚军《我们青年点的那些事儿》：上山下乡，以插队落户为主，记写知青集体生活的文字少见，因此，我认为，作者以细致的笔触所展现出的一幅知青们的劳动与生活画卷，是本文的价值所在。读本文，我最大的收益是：增长了见识，知悉了知青们集体生活的概况；作者不但对青年点的知青们的集体生活作了全方位的记述，而且记述得比较详尽具体；另外，令我深感的是，年轻人聚在一起，劳动之余的精神生活比之插队落户的孤独栖居，无疑要丰富得多，也有趣得多。 肖芸《<知青福音书>的前前后后》：因为她的斗胆上书，全国知青因此而受惠。谢谢肖芸！她本是个“学霸”，“考试都是年纪第一名”、且“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但因为家庭问题而落选了高中。1965年，年仅14岁的她被迫上山下乡。就她在农村“14年半”的艰苦磨炼，以及后来为实现自己的“文学梦”而毅然舍弃稳定安适的工作，走向社会、重新打拼而言，我觉得她具备一种十分可贵的敢于直面人生、不惧挑战命运、特立独行与自尊、自强、自信的人格心理特征！ 张碧芳《<泥土上的芳华>诞生记》：芳华，既青春年华。青春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最值得珍惜。而我们这个在特殊年代所产生的知青群体，其芳华是独有的，不可复制，可谓空前绝后，因此最值得记取。为纪念我们逝去芳华，也为给后世留下一部青年学生下乡的史书，简阳知青，几经筹措，多方运作，不辞艰辛，不畏挫折，最终天道酬勤。他们的执着，他们的奉献，令人感动、令人钦佩！ 杨七芝《雪域霜花》：多梦的少女时代即向往丹青，却逢革命风暴而梦断美校；然则，凭依一管竹笛走向舞台、走进电台。因才艺出色，笛声美妙，曾经引得他人几多“仰慕”。在屯垦北疆、历经风雪的洗礼之后，她走出茫茫的北大荒原野，人生的旅程最终驻足在三清山。在这里，她找到了亦师亦友的真爱，沉寂许久的心已然涌动；在这里，无处安放灵魂有了归宿，不再飘泊无依；在这里，她绘画文学双栖，佳作迭出。神奇的三清山，美若仙境——“此心安处是吾乡！” 管崇光《在乡间的小路上》：三段乡野之路，三个生活片段，见闻不同，心情不一。作者以情景结合的方式，记写了行进过程中的心态和见闻。文笔好，风物描写细致入微，语言表达鲜明生动！ 金弢《我的后知青时代》：出国留学是“洋插队”，上山下乡可称之“土插队”。“土插队”时代，吾国的农业技术十分落后，基本上还处于沿袭古代的耕作方式，所以简单的生产劳动，谈不上什么文化知识的学习运用，而“洋插队”则大相径庭。作者负笈留洋，利用课余到华人餐馆打工赚钱，以资补贴。在打工的过程中，他运用所掌握的德语知识派上了用场，不但令老板刮目相看，级别待遇提高，而且赢得了员工的敬重。想起那句话：知识就是力量！ 余杰《云南农场知青的两次下跪》：两次下跪，意义不同。当年，云南农场知青因回城问题久拖不决，事情发酵，酿成事件。京官赵凡奉命率调查组赶赴云南处理此事。知青们以决绝的方式下跪于赵凡。这一跪，是表达矢志不移的“回城的决心”。而赵凡也人性化的方式，给予了充分的同情与理解，并实事求是地的向高层提交了“请示报告”。31年后，赵凡辞世，知青们“派出代表前往北京送赵凡最后一程”。在赵凡的遗体前，他们再次下跪。这一跪，是感谢、是感恩！ 王欣《女知青与村里的女子们》：读王欣文，我最深的感触是，那个时代，陕北农村真的还处于落后闭塞、保守蒙昧、文盲遍地、明智未开的这么一个状态。而知青的到来，不但活跃了村庄沉寂的气氛，而且，带来了闻所未闻的文明的风气，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启迪了当地青年女性的心智。 杨培慧《我们要回家》：本文回顾了关于云南农场知青强烈要求回城的抗争事件的缘起、过程和结局。对于这一事件中的各个环节、诸多因素，作者述说得详尽而具体。他们坚毅勇往的决心与信心、排除万难的努力，笔触的描写都不乏深入细致。特别是丁惠民，作者更是不吝笔墨，赞许了他作为行动的“总指挥”所具有的智慧、沉着、理性与出众的组织能力的“知青领袖”气质。云南农场知青回城诉求的抗争事件，拉开了知青大返城的帷幕，功不可没，必将为历史铭记！ 李伯阳《除夕夜：知青胜利“大逃亡”》：以“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的口号为名义，一律不准知青回城。思家心切的知青们，只好暗中商议，待演出结束，即“逃之夭夭”。在一个时期，这个口号，不但全国流行，还大多落实在了行动上。我也曾经在大年初一到公社林场植过树。春节是最喜庆的好日子，家人焉能不聚？但特殊时代，最讲究政治，所以，为了革命化是不大顾及人性化的。 要旭福《知青日记（节选)》:王国维有“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说。套用这句话：一代有一代的思想。节选的“日记”，写作时间是69年，即下乡第一年。基于时代背景，不但思想，就连语言无疑都活脱脱地属于那个时代，原汁原味。实话实说，当时的作者，历经传统教育和火红年代的反复淬炼，观念很正统，思想很纯正，充满了今之所言的“正能量”。虽然从城市到农村，环境不同，反差巨大，但除了人之常情的想家念头，我没读到迷茫的精神状态和惆怅的不良情绪。 李雨生《还愿，一次心灵的朝圣之旅》：文笔雅致，情感真挚。读毕本文，我想起了“共情”与“共鸣”这两个语词。毋庸置疑，剪不断理还乱的“蹉跎岁月”，是每过知青共有的割舍不去的岁月情怀，所以，我能充分感受作者内心的怀旧情绪，是为“共情”；而作者从萦绕胸臆的怀念之情到不远千里，到访“第二故乡”，笔下流露出的真情实感，尤令人产生“共鸣”。 范文发《上海梦》：笔法生动细致、人物刻画入微。父亲少年时奔赴北疆，大返城时因家室拖累未能返沪。但父亲有个多年来始终难解的心结：决不能毁了一代再毁一代。于是，按政策急切地安排少年的儿子只身回到老家。但是，客观条件不甚友好，虽经主观努力，但浮萍一般，终归难以扎根。因此，活得痛苦，难以消解；内心挣扎，难以自拔。其实，上海是父亲的故乡，但对儿子而言，不过祖籍地罢了，实质上则是陌生的异乡。本文标题“上海梦”，实则梦断上海。 郭建江《我的“知青”收藏》：收藏是保存历史，也是保存记忆。世上走一遭，“人生忽如寄”。不时翻阅记载着青春时代那些艰苦奋斗的文本，或者轻轻地摩挲承载着那个艰难岁月的信息的藏品，除了心潮起伏，很难自已外，更有知青老矣的良多感慨！作者说，他的收藏中最重要的是“知青下放证”（我记得，我们这里叫“光荣证”）。诚哉斯言！这个“证”还能保留至今，实在不易，实在难得，凤毛麟角般珍若文物。 张亦嵘《再穷，自娱自乐也会让乡民笑起来（节选）》：人的需求，不外乎物质与精神，不管贫富，概莫能外。那个时代，经济落后，导致物资匮乏，生活艰困，又恰逢特殊的政治氛围，因而精神娱乐也清教徒般几近于无。但人的本能是压抑不住的。为劳累的身子解解疲乏，为枯燥的生活换换心情，或者寻求刺激，追求快感，或者开怀一笑，开心一乐——这些都是很寻常的事儿。就当时的语境而言，作者说的“自娱自乐”，实为俗语“黄连树下弹琴——苦中取乐”之意。 付汉勇《乡村道上走来的梁山伯》：笔调婉约，文字隽永。不但是个很美的爱情故事，而且这个爱情故事别具一格。虽然受到时代因素的影响，天公不作美，事不遂人愿，结局并不完满，令人遗憾；但本文情节内容的描叙生动精彩，引人入胜，很能打动人心。作者笔下的梁辉，家学渊源，知书识礼，具有高尚的人格和诚实的心灵。后来，人曰“梁山伯”，是对其爱情的忠贞不渝和对承诺的信守到底的赞许。“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可谓梁辉的真实写照。 谢淑坤《后知青时代<小颖的婚礼>》：想起青春年华奋斗过的地方，无论当年失意与否，无论当年际遇如何，很多知青都亲切地称之“第二故乡”。这个称呼充满人情味。既称“故乡”，当然有情感的寄托与牵挂。作者当年与刘叔一家，交往互动密切，彼此关怀帮助，从而结下深厚的情义；虽然时过境迁，却不因地域的阻隔而中断，也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淡薄。本文以不远千里赶赴一场婚礼的事例的记写，除了表达双方的情谊，不但始终如一，而且还隔代传承，历久弥新！ 戴经邦《深沉的回眸（节选）》：吾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不甚文明。例如“WG”，吾辈感受深切。革命风暴初起，因刚好读了某作家的书，而这个作家恰好被报纸点名批判，所以，读者有罪，可谓“株连”；又因“平时一句大实话”，所以被“无限上纲”，可谓“欲加之罪”。由于运动中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园艺场的知青中，有人就因不堪忍受而决绝于人世。纷纷扰扰的乱世，何以慰藉惴惴不安的人心？作者甚幸，有佳人联袂：“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穆小芒《出了一本自己看不了的书--《黑土红心》法文版出版纪实》：上山下乡，虽然发轫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前期，但形成全国性的运动则是六十年代末期，整整持续十年。这中间，不知有多少人事值得记写呀！但我知道，如实地写出来，很难付梓。所以，恭贺作者：有文章行世，喜也；有用转换成另一种文字的文章传之海外，双喜也！真心希望有更多更好的有关知青的作品介绍给海内外读者。 韩湘生《知青的孩子》：心中有爱，笔下含情。作者的情感应该有个升华的过程：从怜悯过渡到关爱。本是偶然遇见，作者觉得“想找工作赚钱”的小男孩可伶，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于是带到饭店进餐。小男孩吐露了自己的实情：原来是个早逝知青的苦命儿子！作者的内心，被沉重地触动了。我想，作为知青，作者显然产生“物伤其类”之感。人同此心，我们又未尝不是如此呢？作者以爱心不但抚慰了小男孩忧伤的心灵，还帮助其建立坚强自立的信心，最终改变了命运。 贺岩《追梦——记南江知青李嘉陵》：通观李嘉陵人生，几点很深感慨。他是个天资聪颖的人，纵然缘于时代被拒之初中，但在学业上却无师自通，两年后以优异成绩考进高中；他也是个不甘沉浮世俗的人，在变幻莫测的风云中，趁势而起，希望有所作为；他还是个自信自强的人，初以残疾之身，用自学的手艺养家，后仅凭高中学历，考进大学系刊编辑部。令人感动和钦佩的还在于他更是个“有梦”且“追梦”的有心人，勤于思考，坚韧不拔，几经实践，终得玉汝于成！ 陈明杰《教堂的钟生》：当年中国知青越境奔赴缅北，他们把铁火燃烧的战场当作淬炼自已的熔炉，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悍不畏死。他们的行为，不论值得与否，其英勇悲壮，值得肯定；其视死如归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就此，我想说点人性。人性是人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最易触动。如果说，那个被杨力射杀的敌方青年军官，临终前对恋人的眷恋最初触动了杨力的人性，那么，可以说教堂的钟声，深深触动了其心灵，从而召唤杨力走向人性的最终复苏与彻底的回归。 冉茂云巜战地日记一一重庆知青参加对越反击战纪实》：如果说，早前下到云南的知青越境加入缅共武装，不惜赴汤蹈火、舍身忘死，是为了实现心目中崇高的革命理想而敢于献生；那么，之后的对越反击战中，参战的知青们奋不顾身，浴血奋战，敢于直面硝烟炮火，则缘于义不容辞的爱国卫国的神圣使命感！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都是热血的中国知识青年！我相信，他们的情怀，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事迹，他们的业绩，他们的英名，不会泯灭，必将被历史铭记在册！ 王骥《婚誓》：过去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城里人基本上不会嫁给乡下人。知青虽然下乡当了农民，但源自城市人天然的优越心理，始终不想“扎根”，盼望早早逃离。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北京这个女知青嫁给农民，乃是穷困失意与孤苦无依的她感受了温暖。当然，他们的恋爱是自由的，他们的结合是自愿的，因而他们婚恋是正常的，他们的相濡以沫、守望相助也是真诚的。但好事多磨。在当时特殊的高压环境下，他们抗住了批斗的打击。最终携手同心，走完风雨人生。 罗薇《槐花飘香的夜晚》：其实，槐花很寻常，但深得古人所爱而不乏吟咏，如苏轼的“槐林五月漾琼花，郁郁芬芳醉万家”。同样，槐花也不乏寄寓，其白玉般的色泽，象征着清纯与高洁，令人神往；其特有的清芬，仿佛洋溢着的青春气息，使人沉醉。那个时代的少男少女大都很单纯，把情恋看得很神圣很高贵。虽然时光流逝，青春不再，但对初恋的刻骨铭心，是为记忆中永恒的珍藏!作者以槐花起兴，触景生情，用生动的文字演绎了一个美丽而又不无遗憾的爱情故事！ 马沈岐《知青诗集》（节选）：三首诗，作于三个时间点，分别对应于青年、中年与老年。物换星移，沧海桑田，这期间历经了人生的悠悠岁月，整个社会形态也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巨变。由于年龄不同、处境不同、际遇不同，自然心情有别、心态有别、感慨有别。人生的况味，确实值得我们细细地体会和品味。 陈光荣《乡殇——如歌似泣的岁月（节选）》：所谓的“青春无悔”，这，其实是个伪命题，听似调门很高，实则无聊嘴炮。难道“修理地球”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业绩，否则，青春就焕发不出璀璨的光彩？回到本文，标题好，既符合事实，也适应内容。其中，感触最深的是记述农事的辛劳、以及从事重体力劳动却饮食不足所导致的严重的饥饿感——这既是个别情况的忠实记述，也是普遍状况的真实反映。诚如文中所言，我等也曾经“在这疲劳、饥饿和伤感中”艰难地度日。 郝玉芳《行医琐事》：当时，整个国家缺医少药，因此“赤脚医生”在农村应运而生，被誉为“新生事物”。姑且不论水准，毕竟聊胜于无。作者下乡后，当上赤脚医生。本文记述自己当年的两个行医事例。读本文，我想起了孔子说的“有教无类”。以此类推，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从医生的职责而言，面对的都是患者，当然并无类别，但在极左年代，这不一定行得通。不过，幸有作者忠实地履行了医生的天职。在此，我仿孔子之言，用生造的语词来点赞作者：有医无类！ 苏玉新《岁月不是歌（节选）》：虽然从忠县山区“病退”回渝了，但不同的现实，常常滋生新的烦恼；不同的环境，往往产生新的难题，要生存，必须就业或具有什么谋生的手段。于是乎，问题来了——关于生计。可是，作者身无长技，且身体抱恙。在这个偌大的城市，何以安身立命呢？内心当然沮丧惶恐、焦虑不安。但他振作起来，积极地求医问药。待病体好转后，他走进社会，用心学了一门手艺，自我谋求生路。读本文，我们看到一个艰难挣扎与顽强打拼的人生。 郑克兰《后知青时代：岁月悠悠兄妹情》：如果说，不幸的家庭出身，预示着命运的苦难，那么，往后的生存，则意味着人生的磨难。在岁月漫长的日子与艰难困苦的境遇中：她以柔弱的肩膀，扛起了沉重的责任；她以病弱的身躯，为养家糊口而东奔西忙。兄妹情，似手足。几十年如一日，她为罹患疾病的兄长，撑起了一片绿荫。读毕本文，忽然想起莎翁语：“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因此，我很感慨，更为感动，作者是个坚强的女性，具有坚忍的个性与坚韧的意志！ 郭振武《百姓百年》（节选）：大学招生，废除推荐，以考试为准，既是回归正常，也是泼乱反正。毋庸否认，“十年”之殇，有些人思想基本固化了，面对新时代，难免沿袭旧有的思维惯性，因此，对于有些认知，还保留着不少过时的价值观念，对政策的解读很难与时俱进，从而在处理攸关个人命运的重大问题上，简单粗暴，无异于“管卡压”。所以，作者首次高考，即使成绩优异，县招办却不送档。但作者并不气馁，再战高考，终于得偿所愿。其拼搏精神，令人钦佩！ 侯永强《大康》：在校读书是“学霸”，在“农场干的很出色”，却因精神出了问题，大康一生算是毁了，以致走得早了点。世事难料，人生无常，常令人感叹！当时，作者因故未下乡，适逢大康回沪探亲，接受其邀约，以逃票的方式造访了北大荒。他以旁观者的眼光，介绍北大荒知青的生活场景。驻留时间虽不算长，但并非跑马观花、浮光掠影，例如“农场知青的衣食住行”与“农场知青的工作与业余生活”这两个章节足证：以并不粗疏的笔触，细致地描述了所见所闻。 高玉芳《青年点里的女知青》：老实说，知青下乡苦，但最苦的无疑是女知青。身处同样的艰苦环境，从事同样的生产劳动，除了体力薄弱外，还有女性独有的生理现象。因此，相较于男知青，她们明显处于劣势。当然，男女有别，这都是天生的。但是，也有危险的人为的因素作祟：作为弱者，有些女知青还要遭受直接的兽性侵害！于受害者而言，她们所承受的打击是双重的，即生理和心理的深重伤害。其中，不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其悲剧性的人生，令人唏嘘不已！ 喻大方《邵阳啊邵阳》：他不仅落户在邵阳，招工进邵阳电管局，而且，还在邵阳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在邵阳的18个年头，虽然生活平凡，但他工作认认真真、勤勤恳恳；架设电塔、管理线路的野外工作，不仅艰苦，甚至保不齐发生危及人生安全的事件，所以他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说“人生中的最精华的年龄段”在邵阳度过，因此我想，内心当然不乏故园般的情愫。而用“邵阳啊邵阳”这样的感叹句作为本文标题，则足以说明，他之于邵阳那份深沉的岁月情怀。 杨福喜《我的儿子叫高考》：往大说，用划时代的大事，或者盛大的节日；往小说，用人生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来为孩子命名，早有先例。比如,熟知的建国、国庆、援朝、跃进与文革等。“十年”乱象后，恢复高考，既是波及全社会、也是影响个人命运的重大事情。作者以孕期参加高考，分数超线。可是，还在产假中，却为填报志愿表而怀抱幼婴，冒着严寒，来回长途奔波，备受艰辛与折腾。这段经历，刻骨铭心，所以不难理解，作者以“高考”来为儿子命名，是为纪念。 邹鸿喜《一张遗墨》：书法艺术其高雅的形式极富美感，是汉民族的独创，代有传承。根据本文作者塑造的具有师承关系的三个人物，我们从中读出了三种不同的“人格”：高老先生书艺造诣不但高，且风骨凛然，个性倔强。柳女士人品正直，为人善良，不避嫌疑，曾尽力帮助危难中高老先生，难能可贵的是保存了其唯一留世的墨宝。而副县长在知青时代，就曾对高老先生落井下石，招商引资时，还恬不知耻地利用高老先生的书法价值，可见其见风使舵、圆滑狡黠的本性。  作者简介 作者，谢非，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人，自由撰稿人，“中华知青作家学会”理事。生于1954年，初69级。1970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于本县山区农村。读过中师和教育学院函授专科。2014年退休于四川省兴文二中，始上网撰写文字。著有《知青纪事》等。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