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天清晨，我告别了年迈多病的慈爱母亲，最后贪婪地望了望房间角落里的书架和上学时所用过的蓝色书包，心情沉重地默默跨出了家门，扛着简单的行李恍恍惚惚地朝着“上山下乡”集合地点的母校走去。想到从今天起就要告别美好的学生时代，去一无所知的溧阳乡村插队务农了，不由得心里沉甸甸的。一路上郁闷无比，混混沌沌地穿过了云台山畔人来人往的观音洞，历史悠久的元代过街石塔，以及一片喧闹的整条小码头街。当我从新河路转弯刚踏上和平路，便远远看到母校大门前已停靠着两部敞蓬卡车。 宽阔的马路两旁还聚集着一簇一簇的不少人群，每个即将“上山下乡”当知青的同学都有亲友相送。有的同学还是全家老少一起出动哩！从这些依依惜别，恋恋不舍的相送人群中，不断传出反复唠叨的叮嘱声，唏嘘不止的叹息声，低低压抑的痛哭声，断断续续的抽泣声，嘤嘤嘤的哽咽声！ 这时，一脸严肃的“校革会”刘主任走过来看了一看，该下乡的人员已大致到齐，也不一一点名，便转身挥了挥手，高声向大家说：“下乡的同学们注意了，男生一车，女生一车，都上车吧！”大家听了这话都迅速地奔向汽车，毫无秩序，乱糟糟地一阵蜂拥而上。很快，两部汽车上就完全被挤满，再也无立足之地了，而还有几位要下乡的同学却上不了车，怎么会这样呢？ 原来是校方仅计算了下放的人数，却没有考虑到亲友相送的问题，我们学校第一批下乡的同学不多，仅有五十来人，有两部汽车也就足够了。可是校方事先并未有任何的提示和通知，说明亲友不能上车伴送，而来相送的亲友们都想陪伴我们至下乡的目的地，亲眼看一看溧阳农村的情况，然后再随车当天返回。在我们看来，这点小小的伴送要求合情合理，并不过分，学校也应该为即将离校下乡的我们，提供这最后离别的一点点慰藉吧！然而，我们的切迫心愿与校方考虑不周的矛盾，便立即显现暴露了出来。 事到如此，也别无他法，这位“校革会”刘主任只得收起一付严肃的面孔，堆出满脸和蔼的笑容，不断呼吁车上陪送的人员下来，腾出地方给下乡的同学。有些老师也上前好言相劝，可车上的人皆是冷若冰霜，不予理睬。 其实，上不了车的几位同学，校方完全可以安排他们与十来天后第二批“上山下乡”的一起走，因为我校下乡的第一批和第二批均是安置在溧阳县同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去了之后也需进行一些适当的调整。 同学们本来就对遭受“上山下乡”命运的不平，抱有极大的怨气。由于当时普通初中的六六届、六七届学生有部分升学上高中的指标，大约将近百分之三十左右，其余的都要实行毕业分配的“四个面向”。所谓的“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基层、面向工矿”。实际上，当时学校里的老师就已明确指出，目前就是一个“面向农村”，也就是去镇江地区下属县的乡村插队当农民，那后面的“三个面向”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当时我们还听说要招收极少数的女生充当国际列车服务员，除了苛刻的政治条件外，特别强调的是，其相貌要出众、万里挑一。在折戟沉沙的“林彪事件”发生后，才得知当年放出风声招收所谓的国际列车女服务员之事，不过是作为林家太子“选妃”的幌子而已。 当然，每位同学都想继续升学，趁着年轻的时候多学些文化知识，对今后的人生、事业的成长，皆无穷益处。更为重要的是，升入高中便能名正言顺地规避当年“上山下乡”之苦。因此，当时人人都梦寐以求能继续升学读高中。可是粥少僧多，名额有限，学校为了显示公正，也装模作样地组织了一次升学考试，择优录取，以示公平、合理，人人心服口服。 考试之后，学校很快便公布了升入高中的录取名单。榜上有名的人则开心不已，兴高采烈，有的当场就发飙，手舞足蹈，忘乎所以。可蹊跷的是，平时学习成绩拔尖的同学却无一入围。按规定，落榜的统统归入“上山下乡”之列。其实，这样的考试本来就是用来懵人、骗人的，谁能留城升学、谁得下放农村，学校事先早就已经酝酿内定好了。 当年得以留城读高中，主要需有两个条件：一是家庭出身“好”，当然最佳的是“红五类”；二是与班主任老师或“校革会”领导人员的关系密切。这两条缺一不可，而与所谓的考试成绩均毫无关联。有一位同学深谙内情，谁能升学、谁得下乡，考试不考试都是一回事。所以，考试那天他就根本没来校，作自愿“弃考”，后来录取榜上此人的大名竟然也赫然在列。 众所周知，文革前“上山下乡”知青们的实际镜遇普遍极差且无奈，不少人竟连自己个人的正常生活也难以维持，要靠城市中父母及家庭的接济才能勉强度日。文革初期，那些老知青们纷纷回城进行“革命造反”。他们写大字报，发表演讲，现身说法，彻底暴露了“上山下乡”知青生活悲惨的真相。他们提出的强烈述求，就是坚决离开农村、农场，回归城市生活，其知青们的不良生存处境，当时就已成为社会共识。 这种“上山下乡”老知青命运的可怕前车之鉴，触目惊心，令人咂舌，我们也都耳闻目睹，亲眼所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谁都想留城升学，谁都不愿意下乡当知青，更没有人主动提出要“上山下乡”，我与周围的同学莫不如此，概莫能外。 然而，天不遂人意，也许是命中注定，迫于当年的政治形势所逼，我们这些“落榜生”旋即被空前飙起“上山下乡”的狂风恶浪所席卷和吞没，不得不饮下这杯难以下咽的苦涩之酒，也不得不踏上这条充满险难、艰辛之人生旅程。 因此，同学们都怀着不同程度的怨气，加上校方送行组织工作的草率，毫不顾及我们的心情，大家都感到非常愤懑。所以对刘主任和老师们要求亲友下车的呼吁，我们根本不予响应，先是无动于衷，后来还纷纷冷言冷语地反唇相讥，继而发出反咭的声音越来越强烈。车上的同学七嘴八舌地说道：把我们赶到农村，你们的任务算是完成了，可我们一生的前途也就完了。你以为我们是愿意去农村吗？还不是被你们天天来“动员”逼的，是怕父母为难才只得答应下乡的。有的说：若要说我是自愿下乡的，那是假话、鬼话，完全是被你们逼的。有的说：为什么我们没有权利升学上高中，难道我们的考试成绩差吗？不是批判过反动的“血统论”吗？可是“血统论”的阴魂不散，大行其道。有的还说：老知青们为什么要回城造反？对“上山下乡”的实际真相，大家也都是心知肚明的。 同学们说着说着，情不自禁地把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情绪及怨言，竞相乘势发泄倾吐出来。所说的这些言辞也越讲越“放肆”和“出格”。这时马路上的围观群众一层又一层，越聚越多。这些群众亦十分同情我们这些即将沦落为知青的人，也纷纷议论当前“上山下乡”运动的逼仄形势和消极后果。这种议论又引起了人们更大范围的不安和恐慌。因为谁家没有子女？谁家没有弟妹？而为可怕的是，当这些子女、弟妹们长大后，又有几家能逃脱和避免“上山下乡”运动的狂涛骇浪？ 同学们对下乡命运的强烈抱怨情绪和群众对现实生活前景的不满，与当局宣传舆论不一致的言论及举措，为当时的社会政治氛围所决不容许的，事态呈失控扩大之势。 正在这时，多名头戴绿色军用钢盔帽、身扎军用帆布腰带、肩套红色袖章的工人纠察队员疾步赶来。“工纠”是当年社会上说一不二最具权威的执法者。这些“执法者”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地朝着众人直囔：“不准闹事，不准破坏‘上山下乡’运动，不准送人，不相干的统统下车！” 当年这些骇人听闻，头皮发麻的政治大帽子、尚方宝剑，足以能镇住一般的人，因为“上山下乡”运动是伟大领袖所亲自倡导并发出指示的，谁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质疑和反对。而经过文革初期社会激烈动荡，曾是敢想、敢说、敢为、敢闯、敢造反，被毛老人家誉为“无产阶级革命小将”红卫兵的我们，这时反正要下乡了，再也顾不得有什么政治上的忌讳了，竟也毫不畏惧，针锋相对地和“工纠”队员打起了口水仗、语录仗。我们是站在车上，居高临下，发出的声音更响，传出去也更远。 “工纠”头目一看，“文攻武卫”的“文攻”招数，对车上的这些人竟不奏效、不管用，便使出了“武卫”的常用看家本领。于是，他宣布采取“革命行动”。随着一声令下，这些身强力壮，腰圆膀粗，训练有素的“执法者”立马行动。他们个个勇猛无比，身手敏捷，争先恐后地攀爬登车，一上汽车就施展功夫，拳脚并用，强力驱赶。这些人的动作之快，冲撞之猛，出手之狠，完全出乎我们大家的预料。顿时，车上车下一片混乱，人仰马翻，呵叱声、尖叫声、叫骂声、哭喊声、嚎啕声响成一团。经过一番激烈的推、拉、拖、拽，两部车上的亲友们先后全被强行赶下了车。 “执法者”稍用一下例行的专政手段，便狠狠地抽打了我们狂妄的自尊，也给即将真正踏上人生旅途的我们活生生地上了一堂残酷且现实的社会知识教育课。 同样，“工纠”采用的这种野蛮粗暴行为，使我们原已十分悲伤的离别心情更加悲痛，更加伤感，在悲痛、伤感的同时，还夹带着一层说不清的悲愤。在这种莫名的悲愤之中，也笼罩着一股对未来人生的担忧、恐惧和渺茫！ 我神情恍惚木然地站在车上，头脑一片空白，强忍住心中的悲伤和满眶的泪水，默默地扫视着这离乡背井前的周围场景，映入眼帘的是车下人群一张张呆滞无奈的脸、牵肠挂肚的脸、焦虑忧愁的脸、饱含泪水的脸、痛苦悲哀的脸、痛哭流涕的脸，痛不欲生的脸。 此时，一阵秋风倏然吹过，浑身倍感寒意。路旁高大梧桐树上枯黄的树叶随风上下飞舞，而又缓缓地四处散落飘零而下。这里没有庆典，没有欢笑，没有掌声，没有彩旗，没有音乐，没有锣鼓，也没有一句豪言壮语，有的只是无尽的忧愁，无限的悲伤，无穷的惆怅······ 一阵轰鸣声响起，汽车终于启动。瞬间人群中哭声大作，一时竟淹没了汽车马达引擎的轰轰声，掩面抹泪的亲友跟着汽车不停地向前挪动，车下不少人紧紧握住车上亲人的手不忍松开。汽车提速了，一种不可抗拒的无情力量，使车上车下的亲人决然分开。当一双双紧握的手被撕开分离时，恸哭声连成一片，周围的人无不为之动容，黯然泪下，即使连刚才还凶神恶煞，横冲直撞，声嘶力竭，维护“革命秩序”的“工纠”队员们，也全都沉默不语，哑言无声，有的甚至还闭上眼低下了头。 虽然车下大部分亲友逐渐停止了徒劳的追跑，但赶来给我送行的二哥及一位同窗好友仍和一些人在奋力追赶奔跑着，二哥边跑边喊：“明华来信！明华来信！”车速更快了，二哥狂奔的步伐踉跄了，呼喊的嗓音也沙哑、变调了，他哽咽断断续续地叫喊：“明华来···来···信！”一向处事果断、性格刚毅的二哥眼圈发红并涌出了两串泪珠，紧跟其后同窗好友的眼眶也溢出了闪闪泪花。 蓦然，鼻腔发酸，一股强烈的悲戚不可阻挡地直冲脑门，从清晨起就一直极力克制的感情之坝，轰然倒塌彻底崩溃。 啊！再也把握不住自己了，情急之中，猛然蹲下，抱住脑袋，蒙上耳朵，紧闭双眼，实在不想让车下的亲友看见我这泪如泉涌无比悲痛的面孔和心如刀绞颤抖不止的身躯，不愿听到车下亲人悲切，令人肠断的呼喊声，也不愿再目睹这幕撕心裂肺，活生生的离别悲剧了。当时虽然紧紧蒙上耳朵，闭住眼睛，但这一幕人世间极为痛苦心酸的离别场景，却已永远永远深深地定格，并刻骨铭心地印嵌在脑海之中。 后来得知二哥竟一路嚎啕大哭地奔回家，一连失魂落魄地好多天；原本就体弱多病的母亲，也因从未离开身边小儿子我的下放远离而大病一场。 此离别的场景，发生在公元1968年10月18日上午，地点为本市和平路中段。而更大的离别场面是在翌年的3月7日，地点本市长江路原江边码头（现为知青广场及春江潮广场一带）。 在此，仅回放一个早已远去的历史镜头，虽然此日“市革会”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欢送仪式”，不过，当运送知青的船队开航至百米江面外，我与众多送行的人们站在江岸边，仍十分清晰地听到随风阵阵传来运输船上知青们凄惨的痛哭声。当年仅有17万的市区人口中，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同地竟有近五千名初、高中学生，告别亲人，离开故乡，奔赴那遥远、荒凉、陌生的黄海之滨! 一位著名哲学家说过：忘记过去即意味着背叛。回忆有时是无比痛苦心酸，正是由于这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和心酸，使我更能体会到现在的幸福和自由，使我更加珍惜人世间的亲情及友爱，也更促使我要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过好晚年生活的每一天！ 作者简介 杨明华，1950年11月出生，市六中67届初中生，1968年10月下放至溧阳竹箦公社，1973年５月转迁丹徒农村，于1979年１月招工至镇江船舶学院（今江苏科技大学），当过绿化工、保安，图书管理员，获有副研究馆员职称，镇江知青作家协会会员。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