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到农场，住的地方空前紧张。南北大炕，每人60公分宽的一条，一个翻身就压到别人身上去了。住房多是拉合辫的。这种房子很简易，房梁立柱一竖，房顶一搭，窗框门框一上，墙上全用拉合辫往上挂。盖房子用的“拉合辫”是用野地里的羊草晒干后泡进搅匀的泥浆，然后拧成粗粗的辫子挂在墙上，再等晒干后里外用泥一抹即可。这种房子是不用打地基的。但问题是不耐久，风霜雨雪，几年就破败不堪。多亏领导英明决策：盖砖瓦房。于是开窑烧砖，上山拉木头。为了自己的家园，知青们热火朝天，有技术的当木匠、泥瓦匠，没技术的当小工，出大力。砖瓦房有两种，一种是全砖瓦结构。另一种墙基用砖砌，房顶盖瓦，中间墙体由土坯构成，俗称“穿鞋带帽”。我们当时盖的房子大都属于“穿鞋带帽”。 于是就要脱坯。先挖坑取土。一个坑挖下去，先把最表层的黑色腐殖土去掉。太深层的沙质土质地太硬，也不适合。只有中间层的胶粘土为首选。取出土来运到坯场边上，与麦芋子（小麦脱谷扬出的麦壳等）、麦秸混合起来，倒上水闷一段时间，就可以和泥了。和泥时用二齿钩将泥堆刨开，用四齿叉翻匀，然后可以干脆用脚踹。等泥、草、水三者充分和匀，脱坯才正式开始。和泥是个力气活，好在只是一阵子。真正较劲的还是脱坯。脱坯必须两个人合作，一个供泥，一个脱坯。供泥的在坯场手持泥叉来回跑，既费手力又费脚力。脱坯的更没闲着，先在模子里放点水，再把一堆泥放进去，揣揉压按。等坯模子拿开，一块土坯就成形了。最糟糕的是大多数脱坯的得一直蹲在地上，腰腿和全身都用力，时间稍长就会头晕眼花。当然还要晾晒。先要放在地上晾到七八分干，再集中码放成金字塔型。为了防止雨雪还要在顶部压上草苫子。就这样过一两周就可以用了。 上海知青杜茂衡干“脱坯”，身旁的台子上放着一块一块和好的“泥坯”。 盖房子都要打地基。打地基要用沙石垫底。因为北岗附近没有打地基能用的材料，拉沙子要到位于农场南端以外的三九六林场，来回百十里，路途遥远。但我们车去车回，路越长大家越高兴。我们一般都四、五个人跟一部尤特兹（罗马尼亚产胶轮拖拉机），一天也就一个来回。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拉沙石的情景。那天我们五个人一人一把锹，跟车上路了。记忆中，那天天气特别好，天空晴朗碧蓝，不时飘过丝丝白云，阳光也是暖暖的。当然，去时是空载，再加上路况极差，砂石路面春天正是翻浆的季节，起伏颠簸一刻不停。我们在车厢里常常坐不住，只好拄着铁锹站在车厢里。大约一两个小时以后，小车已驶出龙镇农场地界，进入三九六林场。第一次进山，感觉满目清新。龙镇农场位于小兴安岭余脉。我们的分场虽然叫北岗，却只是地势稍高，星星点点有些矮林灌木，到这儿一看，才算是进了山林。“尤特兹”就这样颠簸跳跃着绕过几个山谷，来到了山脚下一个大沙坑，这就是我们挖沙取土的地方。待“尤特兹”把车厢甩在合适的位置，我们的活开始了。 一开始，大家只是争先恐后，似乎急着展示自己战天斗地的热情和能力。我们你一锹我一铲，一会儿跑到沙坑底往车边倒沙子，一会儿跑到车厢边往上装车，一会儿又跳上车厢将沙子往车厢另一边倒。可干了一阵，汗都下来了，工效却不高，还容易互相干扰磕碰。看到我们真不会干活，司机忍不住前来指导，给我们作了分工，让我们两个人挖沙子，两个人装车，一个人在车上倒沙子。这样，速度似乎慢了些，工作却井然有序了。就这样，我们五个愣小子，边学边干，终于将拖拉机的货箱装满。大家坐了下来，相互打量着，笑了。原来，干活时扬起的沙土早就扬了大家一脸一身，再混上满脸的汗水，我们早已面目全非了。我至今还怀念这亲手建设美好家园的场景，地基在声声的号子中成型，房子也一幢幢盖起。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知青，看到亲手盖起的宿舍，红墙白瓦，四方大正，自豪感油然而生，年轻的心似乎也随着这房子，这地基接了地气，开始和这块土地连在了一起。 “改观换魂”上山下乡运动自始至终贯穿着两个主旋律：一个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个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唯一不同的是，第一个主旋律主要存在于知青的心中，是他们的一种愿景。而第二个主旋律却是领袖、党和农村当地人对知青的政策，在他们的心中，知青主要是被改造的对象。认清了这一点，我们刚下乡时出现的很多矛盾才算有了解释。当时的黑龙江省领导是潘复生。吸取了58年反对浮夸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教训，文革时期潘“紧跟快转”，无论是成立革委会还是贯彻落实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他都走在前面。对我们下乡知青有直接影响的，是他一反58年大跃进时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求农场大交“战备粮”，“反修粮”，并因此撤消了20名交粮不力的县领导。 根据时任农场气象站站长的于生江“龙镇农场文化大革命运动见闻”记载，龙镇农场的文化革命当时也搞得“风起云涌”。“走资派”李强民被打倒，造反派刘德春等“脱颖而出”，“革命干部”朱殿臣已被纳入“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不过，以时录吉为首的军宣队来了之后，采取了反“反右倾”的态度，以“择优录用”的原则组成了新领导班子。随之，开始了紧急战备。  刚到农场，知青中有些人还真有点“红卫兵”余风。他们眼睛里揉不进沙子，对当地农场职工、领导工作作风的简单粗暴和文化水平的低下嫉恶如仇。当地人冬天一身黑，夏天一身绿，干活腰间扎着个麻绳，一有空坐下来就卷“蛤蟆烟”抽。他们一年四季不洗澡，身上常常有虱子，酱缸、酸菜缸家家必备，弄的屋里一年四季一股怪味。再加上对生活条件方面如住宿、伙食、出行的种种不满也成了怨气的导火索。反之，当地职工、干部中的许多人还未从管教劳改犯时期的“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工作方针转变过来。他们看不惯城市知青，认为他们无组织无纪律，思想也很不稳定，墨水没喝几年，臭毛病可不少。领导开会讲话，他们在下面净挑毛病，还喜欢模仿领导的乡音和口头语。他们尤其讨厌上海知青，认为这帮上海人有严重的“骄娇”二气，炕不会烧，炉子也不会点，“吃啥啥不剩，干啥啥不中”，还“贼拉不会过日子”。这帮人说话大舌头，一着急了还说“鸟语”，大冷天穿个单皮鞋、小细腿裤子到处“得瑟”，哪有一点孩子样。知青对当地各方面的不满除了 他老人家很久前说过的一句话“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以外，在当时并无任何形势、政策方面的支持，而当地领导对知青的不满却左右逢源，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得以发扬光大，落到实处。我们下乡头几年（68——74），重大政治事件可以说是一桩接一桩。 69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把中苏边境局势推到了爆炸的边缘。我们尽管刚到农场，新鲜感还未过去，搞军训、挖战壕、挖地道就紧锣密鼓，接踵而来。这些活动尽管也很折腾，却因符合我们“屯垦戍边、反修防修”的期待，多少能激起我们“宁将热血洒疆场，誓夺全球一片红”的革命豪情。不过，这种豪情在现实中很快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至少对农场的多数知青来说是这样。因为由于龙镇农场的地理位置（相对远离边境）和农场性质（由劳改农场改制而来的国营农场，而非军垦农场），来这里落户的知青并不一定都那么“根红苗壮”。武装民兵。 于是，那些家庭出身好又肯听话的少数人有资格进山挖战备仓库，在居民区周围挖战壕和地道，操炮练枪搞军训，而多数知青最多晚上折腾起来搞过几次拉练，连地道、战壕的位置在哪都不能知道。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外出回到连队，还要被持枪的基干民兵拦下来，问清由来，“验明正身”才让进入宿舍。无疑，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之一，我对当时这种做法倍感受伤，也禁不住产生了疑问：我们到底是敌人、朋友还是同志？若是“老毛子”真打过来，是把我们这些非依靠对象先送到前线当炮灰呢，还是撤到后方以防叛变？1970年初，全国开始“一打三反”运动，中央发出了由毛主席批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指示》明确要求：要放手发动群众。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是打击苏修侵略阴谋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看来，这又是他老人家“高瞻远瞩”，看清了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农场抓革命，促战备，掀起了对反革命分子检举、揭发、清查、批判的新高潮。别看在战备工作中多数知青还只是“非依靠对象”，到“一打三反”知青就成了运动对象。 似乎有意配合这场运动，恰逢此时，农场给北岗派来了一名领导，一名复员军人，叫刘国财。 刘国财在我们绝大多数北岗知青的印象中，刘国财永远是一身军装，双眉倒挂，脸色铁青，不苟言笑。他来到北岗，下车伊始，就是开会。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给我们开会时的出场场面：惨白的荧光灯下，他一身戎装，挺胸抬头，大步走向舞台中央，军用大头鞋踏在木质地板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他站到讲台前，先用严厉的目光凝视台下，直到会场上听不到一点说话的声音为止。然后，他开始说话了，声音有点沙哑，却不失凝重：“同志们，革命的知识青年同志们，你们响应号召，来到这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还享受国家职工的正式待遇。可是，”这里，他再一次停顿下来，怒视着台下又开始有点叽叽喳喳的角落，“我可以看得出来，你们在座的某些人，并不是很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这里，他话题一转，进入了他后来大会小会重复了百次千次的话语。 “在万恶的旧社会，劳动人民吃糠咽菜。在万恶的旧社会，劳动人民破衣露肉。可是，在知青队伍中，却存在一些败类。他们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竟敢顶烟上。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们就是要对他们绳之以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要知道，他可不是说说就完了的。以后，他利用饭后工余，大会小会搞“揭批查”，甚至把所剩不多的周末公休都用来开会搞运动。当时场部派来的工作队也鼓励了他这种做法。他来到北岗时间不长，整个连队的气氛就变了。那些调皮捣蛋的确实收敛了不少，上班时间也很少有闲散人员在宿舍区晃悠，工作、学习时间谁也不敢上小卖店了。就连下面那些连排干部说话似乎也增加了不少权威性,出工下地各个排都排起了队。财务制度一下子严了不少，病假、事假没他批准要扣工资，探亲一旦超假路费都不给报销。事情并未到此为止。上班时间大大延长，工余饭后时间大大减少，晚上饭没来得及吃完就要开会，每周一天的休息日说取消就取消,。 久而久之，上场部办事要搭个便车也要他的批准，平时路口、办公室门口还布上了岗哨，进出北岗都要说明理由，有“可疑”人员还要带到办公室问话。更有甚者，为了加强令行禁止的效能，他竟然办起所谓“学习班”，把成份不好或不肯听话的，平时“出工不出力”的，甚至探亲假“超假不归”的都强行归入“学习班”。这个“学习班”的学员人数曾一度达到二、三十人，不仅有男生，还有女生。进入“学习班”的学员平时必须起的比别人早，睡的比别人晚，工作比别人累，纪律比别人严，自我批评比别人深刻。更有甚者，他们开大会时要坐在台上两边，以显示接受大家监督。在这里，我也要实事求是说一句，（尽管我心里真不愿意这么说，）他对自己要求也是相当严格的。他身体并不好，却在很多方面做到了“身先士卒”。 就拿“大会战”“早上三点半，晚上看不见”来说，他真做到了起在前头，睡在后头。当知青还在炕上贪睡时，他已经出现在宿舍门口。一天工作终于结束后，我还听到不少知青说过，“ 刘书记的办公室里还亮着灯光”。而且，听在队部工作的知青说，他坐在桌前，不是看毛选就是写工作日记。我还听说，有一次“学习班”的几个调皮鬼看着站在一边监督他们劳动的刘国财不顺眼，就让刘也来加入他们。没想到刘没被他们将住，脱了衣服和他们又挑又扛，干了个大汗淋漓。这件事以后倒也传为了佳话。对自己这个态度，刘国财对下属、对知青的态度就容易理解了。说实话，在对知青的管理上，他倒是实践了领袖的一句话，“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在他的眼中，只有少数人是值得依靠的，但也要不断地自我改造；大多数人属于“推一推，拉一拉”，随时有可能堕入反革命深渊；更有少数人是专政对象，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对他们就是要“绳之以法”。顺便说一句，他曾在大会上讲过，绳之以法就是“把他捆起来”。 就是回到今天，和北岗知青说起刘国财，绝大多数（包括我本人）都有一种恨。“暴君”大概是我们能够想到的词。 他来北岗后，北岗“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连年被评为先进连队，他也在几年后得到了提升。听说，龙镇农场像刘国财这样的干部也不止一个。但另一方面，很多人都认为刘国财担任领导的那几年，是我们下乡经历中最黑暗的一段时间。首先，他专制粗暴，给我们绝大多数的个人造成的伤害太大了。而这种伤害积累起来，至少大大动摇了我们“扎根边疆”的信心和勇气。他在北岗的那几年，坚持在连队工作的知青大幅减少。更重要的，是北岗并未因为他这种严厉的管理而从此走向兴旺发达：生产亏损年年依旧，生活水平连年降低，到了71、72年甚至达到了饥饿的边缘。 （未完待续） (本文插图均由作者提供) （晓 歌 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