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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藏省会拉萨还是一个不大的高原城市；人口约有十几万，金碧辉煌的布达拉宫使她在世界闻名遐迩。拉萨城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城市之一，走进这座古城，你会感到天格外的蓝，草格外的绿，拉萨河波光粼粼，河水清澈见底。街市上并不繁华，经常见到的是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的各族干部和工人，以及踽踽行走着摇着转经筒的藏胞。到了晚上，皓月当空，将一片碎银洒在了拉萨街头，月光下的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大昭寺、龙王潭，一片朦胧。夜色中的拉萨万家灯火，高原之夜充满着令人迷离的神秘。 西藏自治区机关不远的拉萨市人民路有一排平房，与自治区招待所是近邻，是机关宿舍，住着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校的同志。不知道为什么人们称这里为“二工区”，那么“一工区”在什么地方？搬到这里后，我问了许多人，没有一个人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这排房子青石作基、红砖为墙，房前是一条泥土小路。我的家就安在这排平房的西头。由于是机关的房子，用电用水方便，而且每月的房费加水、电费三费只收0.5元，实在是便宜极了。水，要我们自己到井里去挑，电可以随便用，没有电表限制。我们取暖、烧饭、烧水全用电炉子，既干净方便，又无污染！ 分给我的这间房子大约有20平方米，前后两个门，推开后门有个小院，大约有一分多土地，是我的“自留地”，后来成了我的小菜园。 才拿到钥匙，高兴地去看房，推开门，屋内空荡荡的。我的支边战友左进军那时大学毕业，分到拉萨市电信局工作，听说我要在拉萨安家，主动过来帮助我布置新房。她先去不远的商店扯了几块素净的花布，又用十字镐在屋里地面刨了个坑，竖起一根木棍，将花布一边钉在木棍上，一边钉在墙上，把屋子隔成套间。里边的一间摆上组织部配置的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做卧室。外边一间堆放杂物兼作厨房。屋子里唯一的一扇窗户上，挂上了一块漂亮的花布窗帘，窗帘下一把椅子上摆了一盆小巧的吊金钟花，小左的精心布置使小屋简朴而温馨。 从此后，我告别了单身生活，也告别了食堂的大锅饭，在我们的小家开了小灶。下班时，我从单位食堂带些米饭。回到家，我家的男主人李伍零系上围裙，炒个菜，饭菜虽然简单，小屋里却是香气四溢。 那是1977年的“五一”节，我们将小家安在了拉萨。我们夫妻在那里度过了六年光阴，许多朋友都是在这里结交和认识的。  作者在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工作时留影 久居边疆，在拉萨安家，远离繁华都市，人烟稀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融洽，相互之间比内地的人多了几分亲密，少了一些距离；多了几分信任，少了一些猜疑。自50年代开始，由内地到西藏参加建设的干部有成千上万。人们从各自的城市或家乡，千里迢迢聚集在西藏。由于远离了故土，在这里，人们的家乡观念格外强烈，乡情分外浓厚。只要是一个省的人，只要来到高原上，大家都是家乡人了。拉萨城那时并不大，人口也不多，凡调来西藏工作，用不了个把月的时间，自然会有人前来认老乡。 中国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那是指旧时的情景，在西藏却大相径庭，“老乡见老乡，笑脸喜洋洋”，大有相见恨晚、惺惺相惜的热乎劲儿。同是远离故土，同样别妻离子，来到高原上，谁不想家？谁不思乡？唐朝诗人王维有诗曰：每逢佳节倍思亲！在高原上，见到语言相近的家人，听到亲切的乡音，就好像见到自己的亲人一般，顿时多了一分慰藉，了却了一丝愁怅，心绪片刻间豁然畅快。老乡见老乡，乡土近，乡音浓，心儿便贴近了。在拉萨时，每逢节假日，便有了一幅幅动人的画面。一大早，人们就骑上自行车出发了，或者是夫妻俩，或者是同乡人，穿梭于拉萨的城南城北，大街小巷。提上一捆小菜，揣上两瓶老酒，去会老乡！无论谁到谁的家，免不了一顿地道的、热乎乎的家乡饭。这是当年拉萨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星期天碰到有人骑车外出，不等你问：“哪儿去呀？”对方就会主动自豪地告诉你：“找老乡去！”那神态像去相亲一般！ 有了老乡，不仅解了乡愁，彼此办事也方便了许多，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拉萨城有这么一句话“一个老乡，半个公章”，较之当今“公关”这个词，是否更加直白、坦率？ 我的祖籍是山东，父母住在郑州。来拉萨工作不久，在这里工作的一些山东的老乡，河南籍的乡亲，纷纷登门来认老乡。河南赴藏的支青在拉萨成家的我们可能是第一家，因此，我们这个小窝就成了山东老乡、河南乡亲、支边战友、大学同学等的“拉萨驿站”。我在西藏民族学院读书时的同学们毕业后，被分到西藏的四面八方，是我家的“常客”，常到我家“落脚”。在高原上，还有一批极特殊的朋友也常光临我的寒舍，他们是一批激情燃烧的青年人。 1976年的那一年，按农历讲闰八月，中国的老百姓说，闰八月不吉利，要有灾难，虽然我不迷信，但那一年的确发生了许多震惊中外惊天动地的大事。那一年，首先是大连工学院几名大学生发起倡议，号召全国高校的大学毕业生们，毕业后到青藏高原去建设边疆。犹如一颗巨石投人波潭之中，这个倡议在全国各个高校的毕业生中，掀起狂澜，当时，虽然“文化大革命”已近尾声，但响应者风起云涌，报名者成千上万。那时我正在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当干事，为了迎接这些大学生的到来，西藏自治区党委成立了接待和分配领导小组，我临时被抽调到这个小组工作。区党委接待分配小组的办公室设在西藏自治区三所，由于事先没有计划，我们无法弄清到底有多少大学生要来西藏参加边疆建设，每天乘轿车来到西藏的大学生少则几十个，多则二、三百人，络绎不绝。迎来一批大学生，立即进行分配，有时要了解他们的情况，要与他们谈话。我经常到他们的住处与他们谈心，彼此就十分熟悉了。都是年轻人，同样刚刚迈出大学门，年龄相近，思想相通，迎来一批，送走一批，几个月的迎来送往，从相识到相知，我和他们自然成了好朋友。这批进藏的大学生被分配到西藏各个区、县，平常，来拉萨出差办事，我就成了他们在拉萨的“老朋友”了。都要来我的小屋叙旧。这样一来，同学、老乡、支青、朋友，隔不了三五日，高朋满座，聊天，欢聚，驱散了各自的乡愁，聊着各自的逸闻趣事，我的小屋常常欢声笑语。  自从在拉萨安了家，一年四季门庭若市，往返内地休假的、来拉萨出差办事的、探亲访友看病的，都来我家"中转就餐”。那时的拉萨还十分封闭，经济萧条，偌大的一条人民路上，竟然不见一家饭店。经常出现这样的情景，中午下班，骑车回家，不到二工区宿舍的家门口，老远就看到坐着几个书生模样的人，见我回来，他们像遇到亲人一样：“爱华，快弄饭吃，饿死了！”那神态，那语气，就像自己的兄弟姐妹来到一样，让你感到十分亲切。那会儿，恨不能把家里好吃的东西全拿出来！ 那时候我们夫妻俩，虽然都在机关工作，但工资收入并不高，初建小家，积蓄不多。朋友们远道而来，一路风尘，一脸憔悴，口干舌燥，每每见到他们这般模样，让我万分同情，也心疼万分。开门、倒水、让座。见他们饥饿难耐，便翻箱倒柜，倾其所有让他们先垫垫肚子，我若能充饥，那会儿也能被他们撕咬得干干净净。起初，朋友光临寒舍，我们俩紧紧张张，像模像样地做几个菜，招待一番。时间长了，来的人多了，我们总结了一套快捷的接待方法。无论是老乡、朋友、支青、同学，大家不分彼此，遇到什么吃什么，接待标准相同。 朋友来了，我和李伍零各有分工，他在家用高压锅先焖上一锅米饭，陪着客人们聊天。我骑车到八角街买菜，那时候的拉萨很少有卖菜的，买不到菜，就到组织部的菜地里，拔上一棵大白菜或大萝卜，夹在自行车后架上，悄悄地带回来。到区党委组织部的地里拔菜，只有我去，若换了他去，岂不被人当贼捉了！于是李伍零就在家陪客人。菜弄回来了，打开一筒军用猪肉罐头，炖上一锅菜。待大锅菜炖得热气腾腾的时候，高压锅里的米饭也就熟了。朋友们每人一碗米饭，上面浇盖着猪肉炖白菜，这样，饭、菜、汤全有了。人来得少的时候，几个人可以围着家里唯一的一张小桌子就餐，人多了，家中只有两把椅子，吃饭时，朋友们各自端着碗，自己找地方。或坐在床上，或蹲在地上，大家吃着、喝着，述说着离别后各自的新鲜事，知心的话像小河水一般哗哗流淌。简单的饭菜，高原特色的接待，就像一家人一样，朋友老乡吃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没有人嫌我们得饭菜简单。 有些朋友要回内地休假，一走就是几个月，他们便将家中值钱的物品捆绑好装人袋子里，休假前来拉萨乘飞机，就将这些东西“临时存放”在我家中，少则半年，多则八九个月。这样，我们这个小窝，又成了他们的“小件寄存处”，我兼“保管员”。有时外间小屋内堆着好几个大包袱，我还得分别贴上他们的姓名，防止取包时拿错了。曾经闹过这样的笑话，这些马大哈式的朋友，休假归来，大概在内地玩疯了，连自己的包也认不清了，竟然互相取错了包，他们大多在地区和县里工作，相互调换包，要周转几个月才能物归原主。 一次次相聚，带来欢乐，也带来了危机。令我头疼的不是费用问题，是日渐扁瘪的粮袋。那时候国家实行粮食限量，机关干部的标准是每人每月口粮29斤，食油半斤。我们家，每月两人58斤粮食，1斤油，我们两人正当青年，自己果腹尚有缺口，如此高朋满座，迎来送往，不久，眼看着家中“油尽粮绝”，米袋告罄。但朋友们依然兴致勃勃、络绎不绝，不断登门来访。他们多来自偏远县乡和农场，一路上鞍马劳顿、风尘仆仆，在拉萨举目无亲，我是他们的老朋友，老同学，自然先来我家。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两口子都是山东人，秉性好客，又总怕怠慢了朋友。每月工资是不愁的，可当时无论是米还是面都是要收粮票的，各路朋友纷至沓来，我们去哪里再找些粮票呢？望着朋友们吃饱了饭，满足和感谢的表情挂在脸上，有的人还抢着帮我刷碗、洗锅，我不由得愁肠百结：“嘿！朋友，下次再来，咱们吃什么？” “粮食！粮食！”我想起了电影《粮食》中，那几句家喻户晓的台词来。这米面的问题可把我难为坏了。早年支边在农场劳动时，缺肉少油，粮食却是随便吃，从未因粮食发过愁、犯过难。如今……想到农场，我忽然来了灵感，粮食有门了！ 支青刘国强那时已调到军区生产部招待所担任管理员。那招待所仓库里可有的是粮食啊！国强是个极热心又乐于助人的同志，我何不去找他想想办法，说不准他能帮我这个忙呢！ 凑了个星期天，我和李伍零骑着自行车来到拉萨西郊，西藏军区生产部招待所就在这里，距离拉萨市区约有20多公里。我把我的难处告诉了国强。他想了想说：“招待所仓库里大米倒是不少，但钱和粮票不能少……”我急忙说：“买米的钱没问题，可就是没有粮票呀！”古道热肠的刘国强又去找了所长，回来后，他一脸喜气，高兴地告诉我们：“所长说，你在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工作，联系的人多，大米可以卖给你们，粮票就不收了！”这下可帮了我的大忙，我喜出望外，像捡了个金娃娃，得了个宝贝似的。从那以后，在拉萨工作的六年当中，每隔几个月，我都要到他那里弄些大米回来。有时，国强来拉萨办事，还主动为我捎带些大米和食用油。在那些日子里，多亏了国强的帮助，不然，我真不知拿什么去给那些讨债鬼似的朋友们弄饭吃！ 记忆中有一个月，来的人太多了，一麻袋200多斤的大米全都吃完了。还有一次，朋友们一窝蜂来了八九个，他们在拉萨办事，住了近一个星期，天天中午和晚上来小屋里吃饭，那个月我们花费严重超支，工资全部用完，抽屉里仅剩下九毛钱。朋友们刚走，碗筷还没得及洗，一个男支青拎着一个旅行包，推门进来了，一身疲倦，一脸沮丧，走进门，行李往地上一搁。身子往床上一靠：“可到家了”，仔细问来，才知道他刚从内地乘飞机回到西藏，在成都登机前才发现钱包被偷了，下飞机后直奔我家——来借钱了！当时我一听，怔了一下，我怎么开口告诉他，我们家只有九毛钱了！我倒了杯水给他后，悄悄地到隔壁邻居家借了20元钱，才算帮朋友救了急。 时间久了，朋友的心是相通的，他们来拉萨时，也时常给我带些土特产，有时带半只羊，有时带些蚕豆、核桃，还有人给我扛来条牛腿…… 有位朋友知道我的关节疼痛，亲自爬上海拔5000多米高的雪山上，采来雪莲花，送给我。我将这些雪莲花泡了酒，用来治疗关节疼痛，治了腿，暖了心。如今每每忆起这些往事，我深深思念那些朋友们。我们之间的友谊就像高原上的雪莲花，纯真无瑕。 1976年以后，一批又一批各省青年支边来到西藏。 才住进来，许是早年在山南支边的经历，使我对土地有着深深的眷恋，后院里的那块土地便成了我的试验田。我喜欢在土地上种些瓜、豆之类的东西，看到这些小东西破土出芽，内心便喜不自禁，有一种暖暖的情愫。春天来了，我精心侍弄这一分多土地，用碎砖头把它圈了起来，像个小苗圃似的。我在四周种了七八棵向日葵，南边种了三四棵南瓜，中间种了西红柿和香菜。才出土的嫩芽，像是给院里铺了一块绿油油的绒毡，十分好看。可惜好景不长，西藏昼夜温差大，尤其是夜晚，寒冷异常，许多小苗儿都冻死了，让我痛惜了好长时间。种菜是急不得的事情，可是我急于求成，别出心裁。一个春秋下来，几种植物遭遇不同。由于没有蜜蜂传播授粉，向日葵虽然杆儿长得高高的，盘儿长得大大的，花儿开得黄黄的，可瓜子没有仁儿，里面瘪瘪的。由于天冷，西红柿又小又硬，像酸枣似的；南瓜藤上结的几个南瓜，像乒乓球那么大，生长缓慢。我有些着急，几位支青朋友来访时献计，往南瓜茎里注射一些维生素C，可以让南瓜长大。我将维C片碾碎化成水，去卫生所寻了个旧注射器，把维C水注进了南瓜的茎杆儿里，过了几天仍然不见长。又有老乡献策：高原上植物抵抗力差，要注射一些ABC，防止生病，我又照办了。一晃一个月过去了，这几个南瓜还不好好长。又有热心的朋友告诉我，注射些食用油，叶子能长得绿油油的，瓜也能长大，我有些犹豫，但还是照办了。不久我外出参加了一个会，十几天后回到家，到小菜地里一看，几棵南瓜的茎和杆儿全都蔫儿了，它们生生地让我给折腾死了，我心疼万分，想起那些热心的“参谋长”们出的馊主意，真不知道该怪谁才好。看着我那不景气的小菜园，我的邻居，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调配处干事扎西，常常隔着墙笑我：“小李，在农场可是干了六年啊，白干了！”他取笑我不会种菜。再看看地里的小菜，只有不经意撒的香菜长得分外好，绿油油的一片，隔壁邻居们纷纷前来讨要，这才给我争回来一点面子。朋友们来了，做上一锅汤，撤上香菜，香气扑鼻。 至今，拉萨那间简朴的小屋、那个小菜园还历历在目，它们给我在拉萨的生活增添了无限的乐趣。我已记不清在拉萨工作的六年中，往返西郊生产部招待所有多少次，驮回了多少大米，更记不清到我家登门造访的有多少位朋友、老乡？还有那没有仁儿的向日葵，乒乓球大的南瓜，酸枣般的西红柿……在我的脑海里，这些往事都成了我对拉萨美好的回忆和对青年时代美好的怀念。那时虽然“接待任务繁重”，但我心里却是乐滋滋的！支青们、朋友们相聚，分外热闹，分外亲热，小屋笑声飞扬。 这就是我在高原上的小家。直到现在，老朋友来访，有的还夸我当年在拉萨做的饭好吃呢！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