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唱的“常回家看看”是要“父母在，已远游”的子女不要忘了父母，而当时的情况相反，尽管下乡不回家在初期得到提倡，但假以时日，大多数还未成年就远离父母家园的知青的问题是想家。在上海赴云南兵团下乡知青余杰的调查报告中，知青B说得很直白：尽管农场规定知青有探亲假，“对于我们来说盼望回家探亲是一种奢望。无论如何艰苦，都会将这一期盼作为一种信心的来源，一种好好活下去的动力。”知青H也认为，在他们连队中有50多人是上海知青，还有北京、重庆、昆明的知青，“回家探亲是我们那时最大的心愿”！在快到可以探亲的时候，“大家中心的话题就是回到上海后怎样过。逛南京路？吃生煎馒头？到西郊公园？到大光明看一场电影？等等”。 只是，插队的回家探亲，路费就是个问题。不少地方工分难以维持生计，探亲假免谈，来回路费难以支付。往往是不回家想家，回家了又给家庭带来很大的负担。只是，插队的好处是往往管理较松，知青回家探亲的自由度较大。王继红就谈到，我们生产队一个工才8分钱，苦干一年，才能挣30元左右，不够一趟火车票钱。所以，从头次回京后，不管农村再苦，再累，插队期间她“再也没有回过北京”。直到1971年，她抽到公社当了团委书记。拿了国家的工资，“才堂堂正正买了车票回北京”。 与插队的相比，农场知青有探亲假，来回路费报销，只是许多地方管理过于严厉，给知青的请假平添障碍，甚至给一些知青造成心理创伤。在余杰的报告中，知青H谈到，接到家里打来的一个电报，说是奶奶得了急病。“我绝对不是后来许多朋友都叫家里打假电报来骗探亲的，我是真的。”于是，他“很幸运地成为连队里第一个回上海探亲的人”。大家都很羡慕他，走的那天特别关照他到了上海一定要去大家的家里转转，报告一下情况。同样，知青A谈到，探亲是他们“最向往的事情”。到两年后，大家纷纷向连队的领导上递交探亲报告，多数是以大人得了疾病为理由的。可第一批只批准了5人回家探亲。知青ａ叫家里打了一个加急电报来，说是母亲得了疾病正在住院。连长总算批了他的请假报告，只是“加上个带回十块肥皂的附加条件”。 对于那些奔赴边疆的大城市知青，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也是探亲知青一道无法回避的障碍。根据范文发的简述，自从上山下乡以来，到东北的几十万上海知青、江苏知青、浙江知青蜂拥于贯穿南北的哈尔滨三棵树至上海的58次这趟列车上，日日超载、月月暴棚，人称“强盗车”。他们的探亲路线是先要坐一千多里路的汽车、火车才能到达三棵树至上海这条铁路线中途的一站——长春换车。在长春站能否挤上火车，则是探亲成败之关键。根据作者的探亲经历，在这之前的一千多里路程有两个方案：在长春能挤上三棵树开来的火车，则从陆路走一步到位；若挤不上，则转走水路，从大连坐船回上海。 具体来看，知青在探亲的路上有以下几难。一是出发难。获得批准，真正踏上旅途之前，有很多的准备工作要做。在余杰的报告中知青F提到，因农场物资匮乏，能够回家一次朋友们都会托他带东西，“他专门用一个本子记下来，什么都有”。原锦州赴辽西插队知青蜗牛观海（网名）谈得更加具体。当时物资匮乏，粮食定量，“回家就忙着准备些玉米面啊、高粱米啊、粉条等粮食农作物以减轻父母的负担。”大包小裹都是沉甸甸得。这对女同学就更难了，“就是让她们空手而归，黑灯瞎火的也是寸步难行”。所以那时有个不成文的约定，不论男女，只要有回家的，大家都一路送行到车站直至上车。范文发的回忆更增加了不少细节。他们70年底第一次回家时，首先需归整一下物件，搜出的脏衣服拿到冰冷的小溪中去洗。作者为了图省事，问阿兹妈妮借了捶衣棒。下午作者“独自赶着牛车去山里将夏天自己砍的柴禾拉回来，否则，大雪一来，别人找不到”。拉回了柴禾已经天黑。他匆匆扒了两口饭便开始准备行李。集体户定了规矩：每人回家，大豆可以带廿斤，东北大米十斤，赤豆绿豆各三斤。作者“事先采买下了蜂蜜、木耳、白参、黄茂、枸杞子、黄花菜；关系好的老乡送来了松子、榛子、南瓜子；饲养员给了八两山木耳央我给他孩子买双鞋……”如此一综合，“三只硕大的旅行袋塞得满满的，足有百把十斤! ” “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知青在探亲的路上更难的往往是乘车。原锦州赴辽西插队知青蜗牛观海（网名）提到他们送探亲知青的场景令人揪心难忘。那一年，冬至刚过，辽西大地就飘了一场大雪，冰天雪地。有四名女同学归家心切，要先行于大家。傍晚，大家给她们送行，拿着扛着背着大小包裹，一跌一滑地赶往十二里开外的火车小站。夜幕降临，“凛冽的北风抽打着原野上的高压架线发出“呜—呜—”的啸叫声，很是瘆人”。或许是东西太重，或许是白天劳动累了。大家走了一段路都感到疲倦潦倒。此时他们唯一的奢望就是，能从后面能突然冒出来一辆解放牌汽车，“哪怕是短短的捎一程也好”。等他们来到火车小站，得知火车晚点了。大家面面相觑，男知青索性抽着烟诅咒着，而女知青则脸色苍白，眉宇结满霜花。“也不知什么时候火车终于来了，几个男知青抢着、推着、挤着把她们四个人和大小包裹弄上了车目送着她们乘坐远去的火车，如释重负”。而送行者又面临着返回知青点的那漫漫雪夜路！“明天我们还要照常早早出工劳动”。王继红她们决定“逃离”后第二天早上3点，下庄30名知青从各自的住房里走出来，三三两两地拉成一队向富家滩火车站出发了。大家摸黑走了20多里，爬上了一座高山，才见东方天空的鱼肚白，“大家互相一看，一个个灰头土脸的，有的眼泡还是肿的”。知青们这时也活跃起来，有的说一宿根本没睡觉，不是害怕武斗，是因为要回北京了，兴奋得睡不着。“下乡离家已经7个多月，挑水、担煤、做饭、春种、榜地、割麦子，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多少次想家想的直哭，现在归心似箭，回家的感觉真好！” 以上还只是从下乡地到火车站的一段。上了车的会有什么经历呢？王继红她们“逃”出来后，身上根本没有钱，于是决定扒车。应该说，他们的扒车经历还是不幸中的大幸。他们一行30几个人遇到了好心的列车长、热心的值班经理以及纷纷解囊相助的北京旅客， “心里泛起了无限感动！”因为扒车逃票是不少知青的集体记忆，笔者还会在以后章节中专门叙述。原上海赴吉林插队知青作家范文发记下的第一次探亲回家在火车上两天的经历比较生动。在长春上火车之前，范文发与同行者经历了公交车的延误，廉价旅馆的一宿折腾，终于来到了火车站。哈尔滨三棵树开来的58次列车到长春是晚上。他们照例将旅行袋寄存了，挤入候车室里的厕所内刷牙洗脸，然后踏着积雪穿过马路到站前饭店吃饭。饭后，为了混过这漫长的白天，他们走进了电影院，随便捡个座位坐下。就这样，两人花了两毛钱睡了两个小时。（以下两段取自范文发日记） 1970年10月29日，晴。当58次雄赳赳地开进站台时，人群顿时大乱。大家争先恐后地往车门挤，我拉住你的挎包，你拖住我的网兜，一根根长长的手臂努力朝前伸展，想攀住车门口的两根铁把。见这架势，我与小丁边行动边统一思想，决定分两步运作：我管五只旅行袋，小丁管一只旅行袋先挤上火车，然后打开车窗将其余的旅行袋再传递进去。当我举起第三只旅行袋要往车内装时，汽笛响了。女列车员用力拽着继续攀住门把的乘客(其中也包括我)，口中叫道：要开车了，要开车了！乘下一趟、乘下一趟！不知是她们长期的实践锻炼，还是我们已经精疲力竭，只觉得这些女人力大无比，三拨两拽地就将我们这一拨没挤上车的准旅客巴拉到了车下。（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他们三个人终于登上了下一班长春至大连的空列车。） 1970年10月30日，雨雪。清晨走出大连火车站时，我们的队伍已经扩展到四个人了。冷箭似的雨夹雪并没降低我们的兴奋，随着小徐甜甜的一声呼叫，见着了他叔叔等于是我们的船票也有了着落。也不顾原有行李的沉重，见苹果一毛五分钱一斤，每人又狠狠地买了卅斤。致使在上船的那段足有半里地的路上，需要像三级跳远一般几件行李几件行李地朝前挪动。然而，在“呼哧呼哧”喘气的间隙，还频频地回首向留在大连剪票口处的小徐招手告别。 (一直到“家乡驶来的气宇轩昂的轮船就稳稳地停靠在自己的面前”，他们才终于舒缓下来，因为“他不像幸灾乐祸的火车，戏弄得你拼死拼活、榨筋苦肤，末了几声嘲笑又扬长而走。而轮船却是那么祥和、宽容，不急不躁，它用父辈般雄浑的笛声招唤我们登上他那阔大的胸膛”，“他用那和缓深情的呼吸，让我们象儿时躺在母亲的摇篮里，慢悠悠地摇晃着，送我们回到那遥远的故乡”。那次探亲，范文发和小丁前后花了整整七天的时间，其中的劳累、焦虑甚至惊恐无法在此一一展现。) 探亲回家，尤其是第一次探亲回家，给知青留下的记忆十分难忘。王继红在这里谈到的是见到亲人的经历。上午回到家时，妈妈正在院子里洗衣服。看她进来也没反应，“我走到她跟前，叫了一声：‘妈！’她看了我半天，才认出来。母女俩抱头痛哭。妈妈嘴里念叨着：‘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七个月的“农村锻炼”外加两天两夜的奔波，折腾的亲人都认不出来了”。范文发回忆到：一回到家中，他就坐在临时搭的小床上，顺手打开半导体收音机，正播放着京剧红灯记。他并未认真在听，只是看着忙碌的母亲为她的几个出嫁的女儿分配他带回来的黄豆、木耳、黄花菜、南瓜子。他感觉“自己的身子还在一颤一颤的，仿佛还是坐在火车上、躺在轮船里”。他缓缓地朝床上倒下去，“连诉说这一路上经历过千辛万苦的力气都没有了”。在余杰的报告中，知青A的感觉到的是整个城市。到了上海以后，他的第一感觉就是陌生。“才两年的时间，仿佛自己已经不是这座城市的人了”。当他下了火车，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是感到周围的人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自己，好像“我们这些灰头灰脸的人是从另外一个星球上来的”。偶尔他还能够听见路过的人在说：“下乡的知青。” 原来，“在我们的外表上已经打上了农村的印记，土的快要掉渣了”。 回到家中，知青都干点什么呢？原昆明赴陇川插队郑德高有个简单记录：回到原居住地重庆后过了几天安生日子：逛遍大街小巷，去了几处风景区，还为叔叔装了一台五灯电子管收音机。余杰的报告中知青I回上海探亲时正好遇到了“四人帮”被打倒的事情，看见了上海的马路上到处在游行。只是他“哪有功夫管这些事情”，他们来来回回为了生活在奔忙，就是想着再也不要回农场去就好了。“反正那时谁被打倒了，那他肯定有一条罪名：破坏上山下乡。” 还是余杰对此有相当细致全面的调查，涉及知青探家经历的方方面面： 知青C谈到，回家探亲，除了探视自己的父母家人之外，也难免替没能回来的知青探望家人。见了朋友的家长，“报喜不报忧”或许是一般的做法，但知青F却无法回避面对朋友家人的窘境。“最难过的是去朋友的家里时，家长们问长问短的。”同去下乡的小X是“非法怀孕”，农场里给了个处分。知青C去小X的家里时，她妈妈哭哭啼啼地问她这些事情，一方面托她带话，要把六个月的孩子打掉，一方面又让她带了许多奶粉，给孩子滋补身体。作者还去了另一知青阿三头家里，他们一直在担心，因为阿三头在连队里打架，被连队里批斗了，那时还没有处分。他的父母让她带了两条牡丹牌的香烟，叫阿三头去打点一下领导。要知道那时这种香烟是凭票供应的，“都是为了孩子啊！” 知青B谈到，那时到朋友的家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在外面，要互相帮忙、互相照顾啊。家长们千叮咛万嘱咐就是不放心这些孩子。他常常在离开朋友们家里的时候掉眼泪。所以，他每次回到连队，把带了的东西一一交到朋友手中时，也会把这些情景告诉大家。许多人听着听着都会流泪。因为在那个年代，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自己省吃俭用，为的就是使自己孩子能够生活的好一些。“到了后来，我已经害怕为朋友们带东西了，害怕看见朋友们父母那种焦虑的神情。” 回到家中，除了跟父母家人叙旧，总要出来走走看看。知青C和一些朋友回到自己的母校。“当我们走到自己读中学的地方时，当我踏进学校大门的那一刻，心里真的很羡慕。一片书声琅琅的，哪像我们当时在学校里，到处是闲逛的学生和无学可教的老师、到处是大字报大标语和歪歪斜斜的座椅板凳。现在已经开始恢复了教学的秩序，真好。”可“小六子”的心情却很负面，他要找当年的班主任算账：“谁叫他骗我们的，害的老子跑到这样远的地方去受苦！”于是安静的校园里响起一片嘈杂声。后来才知道这位班主任因为当年跟随“四人帮”，早就因呆不下去调走了。只是小六子还耿耿于怀，“要不是他这样逼，我的父亲也不会当场脑溢血送医院的”。 知青I的经历涉及“知青”这个身份的微妙性。一次，他们一起去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他们一起到大上海电影院，看见海报上“卖”是用蓝色的字写的，“花姑娘”三个字是用红色写的，“这使我们这些“光棍”们太想看了”。有人出主意，用他们的“前往边境地区通行证”来买票，因为上面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应该可以买军人优待票吧。“没想到这位售票员看了半天居然说我们是‘游击队’！连个‘武工队’也不是”。还好，最后他们还是买到了票。 知青I的另一次经历涉及不同人对“开放”这个概念的接受程度。一起到西郊公园玩的时候，阿明突发奇想，把他父亲的一件陈年八代的西装也带去了。于是他们一个个偷偷地拍照。可是没有想到，“突然从人群里窜出一个人，说是我们在搞什么‘封资修’的东西。要我们到办公室去，还要没收西装！”当时他们就急了，一起围着这位公园的管理人员，说好话的，威胁的，甚至想揍他的都有。我们是知青，谁怕谁呀！这时一位路过的老人来劝架说，“你们这些小青年今后不要乱穿这种衣服。你们公园嘛也不要太一本正经的，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四人帮’都被打倒了，这些事情算什么呢！”于是，知青们见好就收，立即离开了西郊公园。 好日子转眼即逝，很快就得返回了。就像要回家探亲时一样，返回农村时也得有些准备。在余杰的报告中，知青A谈到，再次离开上海的时候，几个知青朋友一起去了趟南京路上“上海最大的食品商店”。他们本想采购一些东西带回云南农场的，可摸摸口袋里的钱，都忍住了。“于是大家傻乎乎地站在一起，拼命闻着店里的味道。香的、甜的、酸的、辣的……什么样的气味都有。真的很好闻啊！”离开食品商店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都回头看着这座老式建筑，包括这条南京路。再见了，南京路！再见了，上海！我们什么时候再也不要离开啊？是啊，很多东西只有当失去的时候才会感到可贵。知青B更谈到了他们的一次次往返给家里带来的负担。“为了我每次返回，家里是倾其所有了”。那时什么东西都要票证，家里是省吃俭用把省下来的东西都留给了他。“爸爸妈妈专门腌制咸肉，等我回来后让我带到农场去”。她是女孩子，连卫生纸都要从上海带去的。“每次回上海探亲，人家叫我们是‘刮民党’回来了”。 探亲假转眼即逝，“相见时难别亦难”，要离家回农村时，哪个知青不是百感交集。在余杰的报告中，知青C谈到，说是回家探亲，其实很无聊，整天无事可干。但是一想到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离回农场的日子近了，心里又有说不出的难过。多么想在这个城市里留下呀，我当时说过，那怕叫我在上海扫垃圾我也会立刻从云南回来。可是，这么大的一个上海已经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了。我们已经是云南人了。如果知青C谈到的只是探家的一般心理，知青H的考虑就现实得多。每次回家探亲，他总感到时间不够，不想回农场去，但要是一超假，工资就要被扣。家里只靠父亲一个人工作挣钱，6个子女，4个上山下乡，经济状况可想而知。后来有人告诉他，要想办法请病假。你有了病假条，既可以在上海多玩几天，又可以拿到工资。于是他跑了几次医院，结果失望而归。假期要满了，他最后一次跑到北站医院去看病。医生是一位与母亲差不多年岁的中年妇女。她给知青H做了检查发现很正常。知青C只能实话实说，“我想开几天病假，否则我要立即回云南农场去了”。后来。“她和蔼地对我说，就写你有心脏病吧。给你开一个月的病假好吗？” 知青C知道自己遇上了好人。 舍不得离家的当然是大多数，也有个别知青的探家却令其伤心痛苦。从昆明到云南滇西插队知青李俊生却更想尽快逃离他的家庭。原来，父亲经人介绍与一个离异的女人结婚，女人带着一个5岁的男孩。1974年，李俊生在家待了半个月，后妈根本无视他的存在，只对弟弟嘘寒问暖。而他的父亲也是对弟弟百般讨好。临走前，父亲将他送到车站，给他一双新的解放鞋，又递给他20元钱。似给了他些许安慰。只是，父亲又说：“如果有合适的人，就在那边成家吧，别回来了。” 李俊生这时才发现，自己成了家里多余的人! 与来时的千辛万苦相似，在回农村的路上不少知青依然面临着困难重重。在余杰的报告中知青B谈到，每次回农场时总要带不少东西，“最苦的是一路上的旅途”。首先要拼命挤上火车，抢到行李架。接下来就是在昆明转车，拖着笨重的行李，“从昆明火车站到汽车站相当于穿越了整个昆明市区”。最苦的是到了景洪后，全靠自己想办法搭车。“你带着怎么多的东西，真的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还有就是要遇到雨季天，从景洪到大勐龙经常交通中断。原昆明赴陇川插队郑德高谈到的返场经历更奇葩，他竟然在回农场路过昆明时被认为是逃跑回家遭工人纠察队搜捕，在一所学校里被关押两天，被遣返回插队所在地。 在余杰的报告中，知青G认为，探亲是一件开心的事情，而再次回农场又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上山下乡这些年他们就是在不断地重复这样的开心与痛苦。他每次回家探亲，到了再次回农场的时候，会几天几夜睡不着。脑子里尽是在农场的一些事情。雨季天的“九菜一汤”、开垦梯田的精疲力竭、连长指导员的凶神恶煞、红辣辣的太阳和漫天的瓢泼大雨、躺在病床上思念爸爸妈妈的情景。“两年一个轮回，又要去那个艰苦的农场，心里直发毛。特别是自己的年龄一天天大了，也该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但是要我在云南一辈子心里想也不敢想。” 知青回家探亲是知青下乡中一段非常重要的文化经历，在余杰的报告中，知青D是这样总结的，“我们这些人回家探亲，有点多余的人感觉。家里的人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剩下我们似乎是闲人一个。每次回家探亲，我们都会聚在一起，要不就是喝酒聊天，要不就是跑跑公园逛逛马路什么的。不能够回上海想回上海，真的回到了上海，我们就是这样的多余的一群人啊！”笔者认为，从文化意义而言，知青回家探亲的重要性在于这使知青城乡两种生活经历同窗共现，通过强烈的对比凸显了城乡现实环境的差异以及主观意愿和客观现实的矛盾。探亲回家一方面解了知青对父母家人的思念之苦，一方面也让他们品尝了“乱离人不如太平犬”的心酸经历。探亲让他们进一步看清自己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在失去城市居民身份之后，他们在农村尽力维护自己“城里人”的自尊，在城里人面前处处显出自己“插兄/插妹”的窘态。 [作者简介] 丘保华，上海赴黑龙江农场下乡知青。研究生学历，英语副教授。自1987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至今，共出版译著、传记、教材等八种（部），并在国内外各种报刊杂志发表文学作品、杂文、翻译、学术论文近百万字。近几年在《华夏知青》、《知青》、“南加知青”等杂志、公众号发表多篇有关知青研究文章，2019年初加入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