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6年夏天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老山东把小书摊摆出来。听大人们讲，这些连环画都不能看了。 浙江北路102弄的后门是114弄，一条狭小的弄堂。小的时候我们都把后门的弄堂称为“小弄堂”。弄堂口的过街楼下有个小书摊，是我们小的时候很喜欢去的地方。书摊的主人那会儿有六十左右了，一口山东话，硬朗、干脆。我们都叫他“老山东”。每天一早老山东摆摊了，他端坐在自己的小书摊前，戴着老花眼镜认真干活。老山东的嘴上那根香烟是一根接着一根，不停的咳嗽声也是一次接着一次。满口黄牙，一张嘴是一股浓浓的烟味。  每次阿黄从书店里买了新书后，他就会把稍微厚一点的书拆开，有的一分为二，有的一分为三。然后用牛皮纸把拆开的书再包起来，用毛笔在封面上写上书名。一分为二变成了上下本，一分为三的变成了上中下本。一分钱看一本，阿黄真会赚钱的。夏天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出来乘凉。有的家还在弄堂里摆上一张小桌，围坐在一起吃饭。弄堂口的路灯下，我们摆上一张方桌下军棋。正好放暑假，不到晚上10点大人们催促是不会散伙回家的。阿黄也是，夏天的时候看见我们这些孩子回家了，他就把两排书架子迭起合拢。然后用力抬进过街楼旁边1号里的灶间里，用铁链围上，挂上一把大锁。到了冬天的时候，傍晚5点不到阿黄就收摊回家去了。 小的时候为了省钱，我常常躲在正在看连环画的人身后偷看。看的时间一长，老山东就会发话了。我还看见看书的小伙伴们趁着老山东不注意的时候，相互间调换着看书，这样可以花1分钱看好几本书呢。要是被老山东发现了，准保一顿臭骂。 我从小喜欢老山东的书摊。我是在读小学的时候看完了连环画《三国演义》、《水浒传》，至今还很难忘。可惜，到了那年夏天的时候，到处革命造反了，这些书都要被烧掉了。 老山东究竟是什么时候“关门大吉”的，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是当年老山东站在114弄过街楼下，望着空空的书架子，脸颊上留下两行热泪的情景，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 后来，革命越闹越凶了，老山东也不见了。 连环画，中国的印记。后来我上山下乡了，基本与连环画无缘。一直到回城上大学后又与连环画接上了关系。在上世界文学课的时候，面对从古到今这么多的名著我们都有些为难。这么多年来文化领域一片荒芜，十年间基本不读书不看报。一下子要熟知众多的世界名著，确实有些为难啊。还好，春天来了。许多沉寂多年的连环画又出现在我们面前。老师教了我们一个“捷径”：快速看名著的连环画，知晓故事情节。再结合教材中对于名著的解读，足以应付考试。等到考完试再仔细读读原著也不迟。 弄堂口的小书摊，一个城市的记忆。那个场景很有味道，是孩子们求知的课外“教室”。弄堂里的小书摊留给我的许多知识，对于自己的成长有帮助。在那里，我从连环画讲述的故事中渐渐知晓了许多课堂上没有的知识。 作者简介：余杰，男，生于1952年12月25日。现居上海。1970年4月从上海向东中学（原南洋女子中学）69届初中毕业，到云南西双版纳东风农场上山下乡。1979年2月返回上海，进入上海第三机床厂当工人，后在宣传科工作，1986年入党。先后担任企业党委委员、党办主任、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厂长等职。2002年参加上海临港新城（现为临港新片区）开发建设，担任港城集团行政总监、党办主任。2012年底退休后在浦东新区国资系统发挥余热，从事基层党建工作至疫情爆发为止。自2007年起在网络上刊发有关知青上山下乡问题文章约450万字。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