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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渊旅社:消失的旅馆,难忘的往事

时间:2024-09-05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读史老张 点击:
当年的孟渊旅社广告。 孟渊旅社改名为长征旅社时的模样。《文汇报》资料 ■读史老张 孟渊旅社,原位于汉口路、湖北路路口,坐西朝东,据说其原址为天仙茶园。1912年,孟渊旅社由华商徐孟园(徐孟渊)等人合股创办,并以徐的名字命名。旅社原是一幢三层小洋楼
当年的孟渊旅社广告。
孟渊旅社改名为长征旅社时的模样。《文汇报》资料
 
      ■读史老张

      孟渊旅社,原位于汉口路、湖北路路口,坐西朝东,据说其原址为天仙茶园。1912年,孟渊旅社由华商徐孟园(徐孟渊)等人合股创办,并以徐的名字命名。旅社原是一幢三层小洋楼,新中国成立后增建一层,现已被拆。

      孟渊旅社虽然消失了,与它相关的人与事却令人难忘。这些人,这些事,融入了近代中国历史,成为百年上海的一个缩影。

      “四通八达”的重要地标

      孟渊旅社是当年上海市中心的一个重要地标。

      孟渊旅社老板徐孟园(1871—1953),原是江苏无锡人。1900年,他来沪做漆匠、鞋帮生意,后在福建路开设了吉升客栈。此后,他又与人合伙,开设了上海新旅社(湖北路)、东方旅社(汉口路)和东方饭店(新中国成立后改为上海工人文化宫)等旅馆,在同业中颇有声望。

      与上海其他老牌旅馆相比,孟渊旅社规模不算很大。它的定位是高级中型旅馆,正如其广告所称:“敝社地处全沪最繁盛区域,四通八达,交通便利,然而闹中得静,房间宽敞,一切陈设及被褥等,无不清洁异常……诚为诸君理想中安全可靠之旅社也。”因此,旅社一开张,就受到了外地旅沪的中上层人士的欢迎。

      据历史学家黎东方回忆,当年他第一次随哥哥等人到上海,一下火车,走出北站,“老上海”哥哥大叫一声“芒冤旅梭”(孟渊旅社的沪语发音),“便有一位手拿‘孟渊旅社’大卡片,口露金牙,身挂金表,黑衣黑裤的大汉,挤了过来,拿了手提箱,领头劈开一条‘狭路’,我们三人于是顺利地跳上三部黄包车,免了讲价手续,浩浩荡荡,由北而南,经过北四川路,就到达三马路的孟渊旅社”。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法租界望志路李书城公馆召开,会议开到一半,即遭“包打听”(即密探,编者注)闯入,被迫中止,出席会议的人员各奔东西。其中,陈独秀委派的代表包惠僧则直奔孟渊旅社门口。他为什么会去那里呢?因为他觉得,孟渊旅社位于英租界三马路(汉口路),四通八达,法租界“包打听”不至于跟到英租界。因此,包惠僧走出李公馆大门,坐上一辆黄包车,也不问价钱,就说:“三马路。”黄包车一路飞奔,到了孟渊旅社门口,包惠僧下车买了一点零食,再沿着三马路到西藏路,兜了好几个圈子,才回到老渔阳里2号。第二天,包惠僧随同大家去了浙江嘉兴南湖。

      五卅运动中的一座灯塔

      孟渊旅社也是五卅运动的秘密指挥部。

      1925年5月30日,五卅运动爆发。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被日本资本家开枪打死,激起上海人民的愤怒,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索。5月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陈独秀主持会议。会议决定,组织群众在5月30日举行反帝示威大游行。

      五卅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恽代英,原想以环龙路44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为示威游行的秘密指挥部,但是到了5月30日早晨,恽代英突然接到电话:复旦大学、南洋大学等几所大学的学生,未按照中午12时到达南京路会合的预定方案,而是提早在清晨8时就向南京路进发了。为了及时掌握和应付可能出现的情况,恽代英临时决定,把秘密指挥部移到靠近南京路的孟渊旅社三楼314房间。

      过了没多久,3000多名学生和部分工人组成的队伍来到了南京路上。下午3时许,全市大中学校的学生几乎全部集中到了南京路上,加上部分工人和看热闹的群众等,足有10万人,交通为之中断。3时40分许,英国巡捕爱弗生突然向空中开枪,接着印度巡捕也向群众放枪,上海大学学生何秉彝、南洋大学附中学生陈虞钦、同济大学学生尹景伊等十余人当场中弹身亡,受伤数十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自此,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在全国展开。在这期间,孟渊旅社314房间,无疑是这场运动中的一座灯塔。

      1929年,茅盾写成了长篇小说《虹》。《虹》以五卅运动为背景,描写了女主人公梅行素由青年学生转变为革命者的历程。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小说结尾,出现了孟渊旅社的场景。梅参加了“五卅”示威,被巡捕打出的消防“水炮”浇得浑身透湿。恰在此时,她在孟渊旅社门口,遇见了女友的弟弟、在军阀部队里当少校连长的徐自强。徐因为暗恋梅,就热情地把梅请进了他入住的孟渊旅社,取出新衣服让梅换上……

      接着,梅行素与徐自强有了这样一番对话——

      “……今天全上海都起来了,为什么你却穿得那样斯文整齐,在旅馆门前踱方步?”

      “我没有受(收)到命令呀!没有命令乱动,总司令要照军法办理……况且外国人有枪炮,你们这样喊喊也不中用。真正要革命还得靠军人!”

      “好!等你玩厌了上海,再来革命!”

      梅女士霍然站起来,跑出房门,随手用力将门碰上,便飞快地跑下楼去。徐自强到楼梯头唤时,梅女士已经跑出了旅馆大门。

      这里,茅盾以细腻的笔触,塑造了五卅运动中一位青年学生的形象,并通过孟渊旅社里的对话,刻画了革命者与旁观者的不同立场。

      作家文人的首选地

      孟渊旅社还是当年作家文人们光顾上海的首选地。

      1925年11月,唐槐秋从法国巴黎抵沪,就住在孟渊旅社。那天晚上,他外出逛街,走到四马路口,就看到了“欧阳予倩”的招牌。他仔细地察看一下,恍然明白,原来这“欧阳予倩”的牌子就挂在丹桂第一台门口。“啊,对了,予倩还在这里唱戏呢!”他立刻返回旅社,写了一张条子,让茶房送去。一会儿,欧阳予倩就飘飘然莅临了。终于,隔别十年的老朋友在上海重逢,彼此高兴的心情不言而喻。

      第二天,欧阳予倩就请唐槐秋到他家里吃饭,除他的家属之外,只请了一位陪客——他就是田汉。从此,唐槐秋开始了戏剧家生涯。后来,因为在孟渊旅社住久了,唐槐秋觉得无聊。在欧阳予倩夫妇的建议下,他就到霞飞路租屋定居了下来。

      鲁迅先生也曾多次下榻孟渊旅社。早在1913年6月,鲁迅南下探亲,就住在孟渊旅社。据6月22日《鲁迅日记》记载:“上午七时抵上海,止孟渊旅舍,尚整洁,惜太忙耳。”午饭后,鲁迅去了中华书局,为教育部同事戴芦舲委托的物品办理邮寄,而后又去虹口日本饼饵店买饼饵两盒,再去归仁里西泠印社购《李翰林集》《渠阳诗注》《宾退录》《草莽私乘》《鸡窗丛话》等书……忙碌了一天,有些困倦。下午,鲁迅回到孟渊旅社,“在寓大睡至晚”。晚上从孟渊旅社出来散步,至汉口路上买芭蕉,共计28斤。第二天一早,鲁迅就踏上了回故乡绍兴的旅程。

      1926年8月,鲁迅接受厦门大学聘请赴厦门任教,于26日从北京南下,29日到达上海。他先寓沪宁旅馆,当天又移至孟渊旅社。30日下午,鲁迅就受到郑振铎以文学研究会名义的邀约,赴中洋茶楼品茗,晚上又到消闲别墅吃饭。据《鲁迅日记》记,那天在消闲别墅,“座中有刘大白、夏丏尊、陈望道、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朱自清、叶圣陶、王伯祥、周予同、章雪村、刘勋宇、刘叔琴及三弟”。当年文学研究会的骨干,几乎悉数到场。

      据朱自清回忆,那是他第一次见到鲁迅。“我很高兴能会见这位《呐喊》的作者。那是晚上,有两桌客。自己因为不大说话,便和叶圣陶先生等坐在下一桌;上一桌除鲁迅外,有郑振铎、沈雁冰(茅盾)、胡愈之、夏丏尊诸位先生。他们谈得很起劲,我们这桌也谈得很起劲——因此却没有听到鲁迅先生的谈话。”对于鲁迅,朱自清还有一番专门描述:“那晚他穿一件白色纺绸长衫,平头,多日未剪,长而干,和常见的像片一样。脸方方的,似乎有点青,没有一些表情,大约是饱经人生的苦辛而归于冷静了吧。看了他的脸,好像重读一遍《〈呐喊〉序》。”

      那天,鲁迅兴致很高,喝了不少酒。据《鲁迅日记》记,当晚聚会结束后,“夜大白、丏尊、望道、雪村来寓谈”。这里的“寓”,指的就是孟渊旅社。多年之后,朱自清还记着当时夏丏尊讲的一个小插曲。到了孟渊旅社之后,鲁迅将白色的纺绸长衫脱下,随手撂在床上。夏丏尊觉得放得不是地方,便跟鲁迅说:“这儿有衣钩,你可以把长衫挂起来。”鲁迅没有理会,过了一会,夏丏尊又对鲁迅说起,鲁迅却答道:“长衫嘛,不一定要挂起来的。”事后,夏丏尊告诉朱自清,那是鲁迅的俏皮话——他并不把自己看作“长衫阶级”。

      也就在30日当天,鲁迅在孟渊旅社写了一篇《上海通信》,内容是南下见闻。虽是见闻,却描述了中国社会的种种怪现象,揭露了“穿制服”的“税吏之流”和“背着枪”的“有枪阶级”的嘴脸。文中写道,在天津车站,一个税吏“突然将我的提篮拉住,问道‘什么?’我刚回答说‘零用什物’时,他已将篮摇了两摇,扬长而去了”。鲁迅指出:“幸而我的篮里并无人参汤榨菜汤或玻璃器皿,所以毫无损失。”这封信是写给李小峰的,后来刊于1926年10月2日的《语丝》周刊第99期。

      在该文末尾,鲁迅还写道:“现在是住在上海的客寓里了;急于想走。”“客寓”即指孟渊旅社。两天后(9月1日夜),鲁迅即登上开往厦门的“新宁”轮船,离开了上海。

      地下工作的理想场所

      孟渊旅社又是当年中共地下党和进步人士从事秘密工作的理想场所。

      1928年底,中共机要交通员黄慕兰到上海党中央机关担任秘书,见到了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贺昌。贺昌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湖北省委书记。“那时,他虽是中央委员,但并不在党中央机关工作,而是经常受中央的委派,去湖南、湖北等省视察各地工作,来上海出席中央召开的会议时,就住在旅馆里。”

      据黄慕兰回忆:“我记得他住的是孟渊旅社(后来改名为申江饭店),因为那家旅社里的工友是我们地下党的同志,住在那里比较安全……贺昌同志来上海时,我也常送文件到他所住的旅社里去,彼此就逐渐熟悉起来。”后来,通过深入接触,黄慕兰与贺昌感情日益加深,经周恩来批准,组织上同意他们两人结婚。“就这样,我们经组织上的批准,也没举行什么结婚仪式,就在旅馆里共同生活了。”1930年,黄慕兰跟随贺昌从香港回到上海,“仍住在孟渊旅社里。周恩来和邓颖超、刘少奇和何葆贞都来看过我们(少奇和贺昌过去在安源曾一起工作过,我和葆贞在武汉时也曾共事过)”。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孟渊旅社曾经改名,但从未以“申江饭店”命名过。一度改名为“申江饭店”的,是位于汉口路上的扬子饭店。黄慕兰在“自传”中称孟渊旅社“后来改名为申江饭店”,是把两家饭店搞混了。从她和贺昌自相识到结婚的时间上来说,应该是在1928年底至1929年间,而扬子饭店开业于1933年,因此,黄、贺住的旅馆,应该就是孟渊旅社。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闭幕。在闭幕合影之际,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突然开枪,将汪精卫击倒刺伤。这次刺杀行动的幕后策划者,是王亚樵、华克之、张玉华和余立奎等抗日热血青年。

      刺杀完成后,孙凤鸣被捕牺牲;王亚樵、华克之和余立奎等纷纷南下出走,只有张玉华和华克之的夫人等还留在上海。华夫人忽然想起,她妹妹还在南京,恐其受累,即写信催其来沪。其实,那时她妹妹早已被国民党特务监视,所以信一到南京,即落到特务手中。他们按照信中指定时间,将她妹妹押往上海。华夫人派了一位晨光通讯社职员前去迎接,刚到车站,就被特务逮捕。特务追问其去处,他说:“只叫我把人带到孟渊旅社,开一个房间,牌上写个什么名字,她会再派人来接。”不多时,张玉华到达孟渊旅社,他一看大堂牌上有指定的名字,位置在三楼房间,遂上去敲门。门一打开,出来两个男人,把他让进房内。张见情况有异,就由窗户跳出,不料腿被折断,随即被捕——这是孟渊旅社发生过的惊心动魄的一幕。

……

      1956年,孟渊旅社公私合营,一度改名为长征旅社(后又称长江饭店)。20世纪90年代末,旅馆建筑被拆,原址上矗立起了中福城。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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