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大后（1928年—193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所在地，地点在上海福州路近云南路口，天蟾舞台旁边。此照摄于1946年8月，新华（周公馆工作人员）拍摄
青年邓小平。资料照片
今年8月22日，是邓小平120周年诞辰。在这个重要的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让我们寻访他青年时代在上海的足迹。 1920年9月上旬，邓小平（时名邓希贤）初次抵达黄浦江畔——赴法勤工俭学的起航地。这是他一生中重要转折的起点，也是他与申城跨越大半个世纪的深厚情缘之始。7年后，他再度来沪，已成为担负重任的职业革命家。 ■朱少伟 “都称这个地方为‘中央办公厅’” 1926年初，邓小平离开法国，根据党的安排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翌年春，他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任职；7月初，他赴武汉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1927年秋，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迁回上海。不久，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秘书（即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后为中央事务秘书长，悉心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日常工作。 因处于白色恐怖中，驻沪中共中央机关多隐蔽于租界里弄，如中央政治局机关在上海云南路4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中央政治局联络点在上海同孚路柏德里700号（后为石门一路336弄9号，现为兴业太古汇）。柏德里的中央政治局联络点系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屋，黄玠然（早年在驻沪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曾回忆：“实际上这个地方负责处理中央机关日常工作，我们都称这个地方为‘中央办公厅’。那时恩来同志和小平同志每天都来这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来请示工作。凡是中央各部门大的事情，主要的由恩来同志解决问题。机关的工作、事务工作，那是要小平同志负责的，两个人是不可分离的。” 1928年4月底起，为了筹备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等相继离沪。上海的留守中央由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负责，邓小平协助工作。5月2日，留守中央开始举行常委会议。其间，李维汉暂住上海浙江路清和坊沿街的一楼一底砖木结构房屋（今浙江中路112号），这里也是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联络点。邓小平在底层开设杂货店，出售肥皂、草纸、火柴等日用品，以掩护秘密机关。李维汉曾回忆：“‘六大’期间，我先是住在静安寺，那时，每天上午任弼时、邓小平和我要碰头一次，商量工作。参加碰头的还有熊瑾玎和一个内部交通员。我们大多在二马路（按：今九江路）的一个酒楼上碰头。我觉得静安寺离开二马路太远，来回不方便，就由中央秘书处在清和坊的烟纸店前楼布置了我的住家。这个地方邓小平也去过。”张纪恩（早年在驻沪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曾回忆：“一九二八年八月底、九月初，我在浙江路清和坊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这个地方是党中央的机关，楼下开了一家烟纸店做掩护，听说这店是由邓小平经办。” 1928年夏，中央秘书处机关设于上海青海路善庆坊21号（后为青海路19弄21号，现是上海广电大厦绿地）和小沙渡路遵义里11号（后为西康路24弄11号，现是恒隆广场），均系石库门房屋，中央给各地党组织的指示都从这里发出。中央秘书处下设文书科，负责收发、保管文件和进行油印、密写；翻译科，负责文件翻译、书刊翻译、口头翻译；内交科，负责与上海各中央机关的联络、传递文件；外交科，负责中央与各省党组织的联络，传递文件、信函、党刊，护送干部，采购并运送军用物资；会计科，负责筹措经费、保障活动开支、接待各地同志。邓小平机智果断，善于统一调度、合理安排，使中央秘书处这个极重要的综合办事机构在险恶环境下高效运转。 中共六大后，中央政治局机关仍设在上海云南路447号。此系钢筋水泥结构的三开间街面房屋（与天蟾舞台建筑融合），楼上用于办公和开会（对外称为“福兴商号”），底层由二房东周赉生使用，开办生黎医院。这个秘密机关隔壁是热闹的天蟾舞台（今天蟾逸夫舞台），又与生黎医院为邻，所以人员进出比较方便和安全。朱端绶（早年在驻沪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做过“福兴商号”的红色“老板娘”，她曾回忆：邓小平“常来我们这个机关”“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会议都是在我们这个机关开”，他“管开会的议程，头一次开会定好下次开会的时间”，并“常在会上发言”。李维汉曾回忆：“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那时，中央政治局开会后，邓小平总要认真检查各项决定的落实情况。 “那个时候很危险啊！半分钟都差不得” 当年，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事务秘书长，频繁往来于中央各部门，他非常谨慎，努力保证万无一失。他平时在穿着上特别注意：在租界闹市，就穿绸缎袍子或马褂；到平民聚居地段，就穿工人服装，以免被特务盯上。刘英（早年在驻沪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张闻天的夫人）曾回忆：“第一次认识小平同志是他同周恩来同志到李维汉同志那里谈工作”“他们来经常化装”“到租界穿得讲究，到平民地方穿工人衣服，所以就不容易被坏人发现”。 尽管如此，惊心动魄的险情还是一再出现。邓小平曾回忆：“我们在上海秘密工作，非常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们没有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有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是危险经过好几次，最大的危险有两次。” 1928年4月15日上午，邓小平在上海爱文义路望德里（后为北京西路1060弄，现是银发大厦）中共中央联络点与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谈完工作，刚走出后门，租界巡捕房的警探便从前门闯入。他看见门外一名扮成鞋匠的中央特科同志做个手势，就知道出事了，立即快步离开。还有一次，中央特科获悉租界巡捕房已发现周恩来的住处，就安排相关人员紧急撤离，但同住的邓小平在外办事，无法通知他。当邓小平返回时，刚敲门想进去，屋里搜查者中的一名中央特科内线故意答应一声，他一听门内的声音不对，转身就走。对于这两次“最大的危险”，他后来曾感叹：“那个时候很危险啊！半分钟都差不得！” 罗亦农英勇就义时，中央特科已确定出卖他的是因违反党纪、贪图享受而多次受批评的霍家新、贺治华（亦作贺稚华）夫妇。邓小平在采取必要步骤的同时，参与了铲除叛徒的决策。李维汉曾回忆：“我和小平共同作出决定，要把他们干掉。在秘书处楼上，我和特科的同志接了头，作了布置。为了使贺稚华、霍家新相信我们对他们没有怀疑，见面后，我说了些应付的话，说你们受惊了，还是要躲一下，另外找个房子住，要他们在搬家后把地址告诉某某同志”“因为是我亲自去的，他们就相信组织上没有怀疑他们，所以搬家后就把地址通知了某某同志，而这个人就是特科的人”。 关于霍家新、贺治华夫妇，刘昌文的《开江贺氏三兄妹》披露：“1928年初，贺治华（按：四川开江人）、霍家新在莫斯科的学业结束，党组织安排两人回国工作”“霍家新当了中央领导人罗亦农的秘书，贺治华任中央妇委会委员”“为了逃避白色恐怖带来的巨大压力，以物质生活填补精神的空虚，霍家新、贺治华罔顾组织纪律，频繁出入酒吧、舞厅、歌厅，寻欢作乐”“1928年4月14日晚，上海英租界（按：应为公共租界）巡捕房，打扮时髦的贺治华找到英国巡捕洛克。贺治华开门见山，说手里掌握着共产党一批领导人的姓名和地址，还有350多人的共产党员名单，只要对方能出5万美元和两本出国护照，她就和盘托出，双方达成交易”。1928年4月25日清晨，上海蒲石路（今长乐路）一幢住宅前，突然出现“迎亲队伍”，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中央特科“红队”成员冲入房内，在二楼夺回叛徒与租界巡捕房讨价还价而尚未交出的党员名单，霍家新被击毙，贺治华中枪受伤，装死侥幸逃生。 第二天，这次锄奸行动见诸报章，引起市民关注。郑超麟（早年在驻沪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曾回忆：“黄昏时候，邓希贤走了来，向我讨晚报看。我立即出去买一张晚报。那上面登载了今日法租界发生的一件暗杀案”“新搬来的一对夫妇，男的死了，女的躲在床下受了伤，但没有死。我立即明白了，一声不响地把报纸递给他”。 “常听到楼下那小两口又说又笑” 在上海工作期间，邓小平与张锡瑗结婚。张锡瑗原籍河北房山（今属北京市），她与邓小平既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又是中央秘书处的同事，两人志同道合，心心相印。1928年春节后的一天，为了庆贺他们喜结良缘，中央机关的同志在上海广西路川菜馆“聚丰园”（后为广西北路224号，现是中福城）举办简朴的婚宴，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30余人到场。 郑超麟也参加了这个婚宴，他曾回忆：“张锡瑗长得很漂亮，个子不高，是保定第二女子师范的学生，和李培之（按：王若飞的夫人）一道闹过学潮，在武汉也做过秘密工作。张锡瑗的朋友很多，当时也有其他的人追求她，可她都没有动心，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邓小平。”这是对张锡瑗的生动记述。新婚时，邓小平给妻子买了上海祥泰织造厂的“大象”商标羊毛披巾，觉得她使用很好看，“以后出门，你尽量都系上它，这样不易被敌人认出”。张锡瑗也十分喜欢，这既是一件色彩鲜艳的礼物，也便于掩护自己开展党的地下工作。顺便一提，昔日上海祥泰织造厂曾在所派送广告背面盖章注明可作赠券使用，“每张兑换钱四文”，产品有一定的声誉。 此后，周恩来、邓小平两家曾暂住上海小沙渡路遵义里的石库门房屋，周恩来、邓颖超住在楼上，邓小平、张锡瑗住在楼下。其间，邓颖超“常听到楼下那小两口又说又笑”。那时，霍步青、朱月倩夫妇也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当年，三对年轻的革命伉俪编为一个党小组，每周过一次组织生活。 1929年8月，按照中共中央派遣，邓小平告别妻子，到广西以中央代表身份领导当地党的工作，筹划组织武装起义。翌年1月，邓小平抵沪，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广西革命斗争情况。随即，邓小平去上海宝隆医院（原址现是长征医院）看望即将分娩的张锡瑗。孰料，妻子难产，接着又得产褥热，他不分昼夜地陪伴和照顾，但因医疗条件差，妻子还是英年早逝了，所生婴儿仅隔数日也夭折。由于广西军务紧迫，邓小平无法亲手安葬妻子，强忍悲痛匆匆返桂。中央特科李强接受委托，在邓颖超等关心下，购置墓地安葬张锡瑗。他曾回忆：“我们把张锡瑗埋葬在上海江湾的公墓。墓碑上写的名字是张周氏，立碑人用的也不是邓小平的真名，而是随便起的一个名字，这些都是地下工作的需要。但在公墓进行登记时用的是原名张锡瑗”“给张锡瑗送葬的，有邓颖超和她的妈妈，还有一位姑娘（按：张锡瑗的小妹张锡珍，又名张晓梅），我们安葬好了以后按当时的规矩祭奠了一下”。 1931年3月，邓小平受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委派，到上海准备向中央汇报工作。他逗留申城，撰写《七军工作报告》，详述红七军、红八军战斗历程，全面总结广西革命斗争情况。5月中旬，他的胞弟邓垦来上海求学，通过在上海《时事新报》上登启事，得以与邓小平见面。邓垦曾回忆：“他简单地问了一下家庭情况”“他说：不要多说了，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现在你赶快回去，立刻搬家，越快越好，不仅你自己要搬，而且你那三个同学都要搬”。这显示，邓小平在峥嵘岁月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惕。兄弟俩除了数次会面，还去江湾看过张锡瑗墓。同年夏，邓小平前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1949年春，邓小平担任第二野战军政委、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与刘伯承、陈毅等指挥渡江战役。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邓小平随军入城后，很想念张锡瑗，难忘他们并肩作战的情景，经过李强协助，很快找到了已面目全非的张锡瑗墓。邓小平与夫人卓琳一起察看时，决定将张锡瑗的遗骨重新妥善安葬。7月中旬，邓小平离沪赴北平（今北京）。 1990年2月，在张锡瑗逝世60周年之际，邓小平嘱托女儿邓榕，专程到上海市烈士陵园祭扫张锡瑗墓。如今，在邓小平亲笔题名的龙华烈士陵园内，张锡瑗长眠于芳草如茵的烈士墓区。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