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日升
据说在上海滩“最有钱”的行业博物馆——银行博物馆里，藏有一套老上海的电车月票。它们静悄悄地停泊在展柜里，成为金融思绪摆渡的具象码头。 电车月票上贴着主人的照片，照片上的人清癯而有精神，头发纹丝不乱，按照讲解员的说法，“主人是一位民国小学教员”。循着电车月票上的售价可清晰看到，1948年1月每张月票法币12万元，到9月就涨到法币1000万元，10月法币改成金圆券后折合3.33元，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又涨至金圆券112.5万元，折合法币为3.3万亿元，真正让人看到什么叫作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难得这位小学教员有心，留下17张连续的电车月票，它们见证了一段恶性通货膨胀的疯狂历史。 上海人领风气之先，使用电车月票也算历史悠久。1908年3月5日清晨，英商怡和洋行在中国开设的第一辆有轨电车从上海静安寺始发，穿过公共租界十里南京路，沿外滩驶往终点站上海总商会（今外滩华尔道夫酒店）。差不多在有轨电车开通的同时，上海人也见识到了第一张电车月票，彼时成人月票售价8元，相当于大米一石（156市斤）。当然，那绝不是寻常百姓能轻易问津的。 世事如苍狗白云。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公交月票陪伴着万千上海市民的通勤生活，一声清脆的“上车请买票，月票请出示”，成了飘荡在急管繁弦的公交变奏曲里的记忆音符。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看过电影《小字辈》，电影在上海取景，女主人公是公交车售票员，贯穿全片的熟悉的上海地标和风土人情，以及女主角脱口而出的“上车请买票，月票请出示”带有糯糯的沪语腔，让人感到非常亲切。 我跟月票交情匪浅。记得读高中时，家住四川北路桥堍大桥大楼，学校在广中路广灵四路，因为学校离家较远，得乘21路换97路两辆公交车。父母算了算每月的车费花销，似乎买月票更划算一些，于是我兜里就开始揣上月票了。每逢月底我会排长队买月票，花上6元钱，看着工作人员在我的月票卡面贴上色彩鲜艳的崭新贴花再盖上印章，心里颇为满足。为省钱，每年寒暑假约有三个月，我不会购买月票，不过我仍到售卖站点转悠，看到乘客将过期的贴花撕下随手一扔，就赶紧捡起、带回家熨平，以成全贴花缺额月份的集藏之趣。 每天清早，我挤进沙丁鱼罐头一般的公交车，学大人的样子冲着售票员喊一声“月票”，以示我的“月票族”身份。售票员见我是毛头小孩一个，生怕有假，常常要求我出示月票。 那年头，我有月票在手，东荡西游，分明有一种“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优越感。周末老师家访时常请学生干部陪同，或者学校社团跨区开会、搞读书活动，我都自告奋勇参加，因为持有月票无须多花车费，而其他同学去还得“浪费”钱哩。学生时代，我担任《青年报》通讯员，家门口就是邮政大厦，送稿子只消往邮筒里一塞就行了，而我偏偏要辗转换车到东湖路17号报社，把稿件投入门卫室的收件箱才心满意足。到了周日，我会选择不同的路线乘坐公交车，去桂林公园、西郊公园、上海植物园、共青森林公园等，去越远的公园我越来劲。不出一年，我差不多把上海大大小小的公园都逛遍了，回家还悄悄算账，看看这一路省了多少车钱。 光阴如梭，城市交通上天入地，改了模样。恰如许多消失的风景，公交月票也随之寿终正寝。人们从口袋里摸出的通常是纸片状的公交预售票，或者畅行无阻的“一卡通”。跨入新世纪，我在西子湖畔的中国人民银行落了脚，隔三岔五往返沪杭，就得仰仗“铁老大”轨道交通。有一阵，铁路部门也在沪宁、沪杭线推出铁路月票，让人出门坐火车也像乘公交车一般方便。我兴致勃勃地买了一张月票，重拾昔日“月票情结”。 在银行博物馆里忽然发现，已然退出民生舞台的公交月票，同曾经风行一时的银行储蓄贴花颇有“夫妻相”。它们每月有不同的花纹图案，一张接一张地粘贴起来。公交月票拼接起出行生活的琐碎与美好，储蓄贴花则积攒出家庭财富的收获与喜悦。“花”好月圆，良辰美景，统统记载着老百姓衣食住行恬淡而珍贵的“小确幸”。如今，它们殊途同归，都变成“老古董”被摆进博物馆展柜里了。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