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后，原有集体户里大部分同学都招工调干上学走了，不断有新的知青并入了集体户，人员与管理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我意识到一定要参加农田劳动拿到工分才能养活自己，才能有招工的希望，于是我开始了每天生产队的农田耕作。 农田劳动对我来说，确实是很大的考验，就拿铲地来说，长长的垅一眼望不到边，我又不会偷工减料，一板一眼认真干活，我使尽浑身的力气，也无法赶上大家的进度，往往是我还没干多久，就被远远的拉下，甚至看不到别人的踪影了，每当这时，我就有一种叫天天不应的感觉，泪水汗水交织在一起，怎么办？想到上海家也是贫困户，父母养不起我，且规定每两年才能回去一次，时间还不能住得太长，为了要养活自己，我必须坚持，哪怕头昏眼花，依然聚精会神盯着每一棵小苗，生怕误把小苗铲掉。一天下来，汗湿衣衫不说，常常筋疲力尽，还不能完成规定的任务。世上不乏好心人，队里的乡亲们也非常淳朴善良，好姐妹刘淑芳、刘淑香、余小影等见状就向我伸出助力之手，她们开始在铲地时有意排在我左右，将我夹在中间，看似无意地帮我铲掉一锄头让我跟上，虽然我干活比较慢，但我始终秉承一个原则，干活必须认真不能偷懒。北方的所谓查垅，就是队长检查草有没有铲干净，我一次也没有被查到，得到队长的认可。 转眼到了秋天，割麦子高粱是更繁重的体力劳动，不仅需要力气，还需要技巧与好的工具，当时派工的生产队干部见我实在无法胜任这项工作，就安排我去干些零活，比如码高粱，即将别人割下捆好的高粱穗摞起来，摆放整齐，又比如派我去看场院，场院上堆积着收割下来的苞米等，让我干体力轻一点的农活，或者跟着妇女队干活，既能干得动，又减轻了精神压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乡亲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几件事情是我终生难忘的。 那是一年冬天，零下三十多度的天气，我住的泥草房挂满了霜，连盖在身上的二层棉被也结霜了，我一筹莫展，冻得实在睡不着觉，第二天老冯家大娘得知此事，给我送来了一床鹅毛垫，要知道大冬天的他们自家也是需要的呀，我再三推脱，大娘执意要让我用，我泪水夺眶而出，这是名符其实的雪中送炭，世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令人温暖、感动呢！  回想那段时间，由于集体户知青流动性太大，已无正常的生活秩序可言，断炊和自顾自亦成常态。乡亲们知道这种情况，经常轮流邀请我去他们家吃饭，还送点黄瓜西红柿之类的蔬菜给我，刘陈氏家是我去得最多的，我们都管她叫七奶，我深知他们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更多的时候是自己苦撑着，不饿着就行了。 这里还要说两个怀德知青刘志田和小贾，他们年龄比我小二三岁，却对我这个大姐关怀备至，我们在一起也很聊得来。记得有一年春节前后，我一个人留在集体户，刘志田家在公主岭，他完全可以回家过年，但是当他看到只有我一个人在集体户里，他毅然决定回集体户过年，陪伴孤独的我，艰难环境中的友情弥足珍贵，他后来去参军了，至今我们还有微信联系，我把这段友情放在心中很重要的位置，每每想起还充满感激之情。 艰难时期受到队长和乡亲们照顾的情景是铭记不忘的。队长带领我们出工的情景难以忘怀，抢拍的这张照片证明了我们和队长、社员的感情之深，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想怎么才能报答他们呢？我从小积累了一些生活经验，譬如擅长织毛衣，比一般人织得快，还比较好看。东北农村人几乎未见过穿毛衣的，看到我们知青穿的毛衣都很喜欢。我就利用冬天农闲时光给他们织毛衣，教他们织毛衣。我一心想着快点织，基本三天就织好一件毛衣，前后织了十几件。我还帮助乡亲们裁剪，做大人小孩的衣服，还帮他们纳鞋底做针线。总之，以自己的微力加上最大的诚心来回报他们。 就这样集体户的知青老的走了，新的又来了，但我却始终没有被招工的消息，于是我成了集体户第一批来，最后也未走的留守者。1978年中央关于知识青年的政策调整，我终于于1979年1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上海。其实，苦与累是当时中国农村生活的基调，无论是道理还是现实，让我懂得了必须劳动才能得食，这是我无奈坚守的唯一选择，而持久纯朴的徐家六队的乡情则是我十年坚守经历的强大支撑。 (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责任编辑 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