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上海市新中中学68届高中毕业生，与共和国同龄。自伟大领袖毛主席在1968年12月21日发出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当天晚上全市的中学就组织学生上街游行，热烈响应这一伟大号召。那时，全国的大专院校已有三年停止招生，故老三届（就是66.67.68年毕业的初中和高中生）学生首当其冲，特别是作为68届的我等来说最惨了，在主席发出号召以前，66届约60%分到厂矿，其余到崇明农场，67届约40%分到厂矿（如我大弟钦华分配上钢一厂），但我们68届就一片红了，去向就是云南，贵州，江西，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六省区，或插队或到农场。学校大力宣传，要求学生踊跃报名，凡不愿意报名自觉下乡的，就通知当地街道上门办学习班，更厉害的是还通知家长一齐参加。 1968年对我家而言是多事之秋，我自幼从未谋面的爷爷和外公是地主，但我父亲三岁丧父，十三岁丧母，孤身一人就远离故乡一浙江余姚到沪谋生，祖传约四十多亩田产被父亲大妈捐给尼姑庵。但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在上海第四煤球厂当会计的父亲，经造反派调查说我父亲解放前在沪二次失业，曾回乡下收过二次地租以维持生活，故父亲在四清运动中被定性为小土地出租，`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扩大，又被错划为漏网地主，遭抄家、下车间劳动，父亲的工资也从原来每月九十多元减为五十元。我家六口人，父母和四兄弟，当时恰逢我哥从上海纺织学院毕业，统一分配到江苏泰州部队锻炼，厂里说他已能生活自理，不给生活费，故剩下五人每人每月生活费十元。好在当年年尾，大弟钦华被学校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分配进上钢一厂工作。故我丝毫没有推脱或找借口的理由。父母先通过余姚老家做工作，想投亲靠友，起码离沪近且又有亲戚照顾，但乡下俩娘舅一没靠山，二人又老实夲份，乡下基层干部就借口人多地少无法安排就推脱了，还说如是女生还好办，反正女大总要嫁人。无奈之下，我就只能在这六个省区挑去向了。 文革初期，我曾两次赴京串联，第一次1966年10月4号在北京呆到17日，接学校通知要求及时返校参加三秋劳动，那个时候的学生都很自律，依依不舍在京登上返沪列车，第二天在列车上听到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实况广播，我们热泪盈眶，悔恨万分。在沪参加完三秋劳动，大家不死心，又相约第二次来到北京，呆了整整一个多月，直到11月26日终于等到毛主席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我们就在天安门长安街列队，此情此景，终生难忘。但我也已领略过北京初冬寒冷的滋味，可想而知更北的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冬天就更冷了，冰天雪地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冬腊月，作为我等南方人来说心有余悸，望而生畏，根本不敢去。南方江西离沪最近，但当时钦华弟己分配在上钢一厂，我没资格去。最后剩下的只有贵州和云南了。云南西双版纳是一个少数民族居住的美丽而又神秘的地方，但听打前站的老师回来介绍，上海至昆明乘火车快车都要三天三夜，到了昆明转乘汽车到西双版纳还有四天的路程，路上共计七天，实在太遥远了，以后想回沪太不容易了。故剩下的就贵州遵义了，在中学学地理知识也初步了解遵义是历史名城，在红军长征途经遵义时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最后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故遵义成了历史名城，也成了中国革命的转拆之城。遵义也是黔北粮仓。但我也知道贵州在古时也是经济不发达的南蛮之地，更是一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老少边穷地区。且上海到贵州有直达火车，路程两天三夜，权衡利弊，为了不给家人增添烦恼，我也没和同学商量，最后选定了贵州遵义，并在学校填表报名。没过多久，学校批准通知也下了，插队落户地点为遵义地区遵义县松林区莲池公社后庄大队新庄生产队（现划归遵义市红花岗区金鼎镇后庄村）。那时候的年轻人思想都很单纯，只要领袖一声号令，哪怕刀山火海都敢上。故接到通知即到派出所办了户口迁移证，至于去到那遥远的山区，今后的出路在哪里？还能不能回到生我养我美丽的故乡上海，何时再与父母兄弟重逢都不知道，就如同古代允军的感觉，只能抱着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念想，走一程看一程了。 1969年3月23日，是我离开上海，远赴几千里外的贵州边远山区插队当知青的日子，也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至今仍如同发生在眼前，历历在目。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天还蒙蒙亮，全家人都因我而早早起床，大家帮我再次整理出行的行装，病中的妈妈还拉着我的手千叮嘱万叮嘱，要我一切都要自己保重，多给家里写信。父亲他们也因要送我都给厂里请了假。大家早早陪我吃了早餐，行动不便的慈母大人，在楼上苗家姆妈的搀扶下，亲自送我到弄堂口含泪与我告别，我一步一回头，只能默默地祝愿母亲身体保重，健康长寿。世事难料，因命运的捉弄，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是吾辈最大的不幸。 送我们远行的列车不停北站，而停在临时车站一彭浦车站，我们一行赶到车站时，只见火车临时停靠处，里里外外挤满了送行的人群，凡去当知青的家庭，绝大多数都是全家倾巢而出，大家都不知道这批远行的年轻人不知何时才能返回自己的故乡。故车窗外的亲人都与车上挤在窗口的儿子或女儿，有无尽的话语依依不舍地告别，当火车即将启动的汽笛一响，只听见车厢內外一片震天动地的哭声，有些来送别孙子，孙女的白发苍苍的老人，因悲伤过度而哭昏了过去，场面十分混乱，列车被两边送行的人群围得水泄不通，根本无法启动。后经指挥部调来大批工人纠察队，头戴盾帽，手持钢钎，在列车两边筑起了一道人墙，把送别的人群与列车强行切割，列车才慢慢地驶出了站台。当我在车厢內还沉浸在与亲人们，特别是惜别还在经历磨难的年迈的父亲的痛苦之中时，只听见车窗外传来我最小的弟弟的高声呼叫"二哥，二哥“的熟悉的亲人的声音，我还以为自己在胡思乱想产生的幻觉，但当我扒到窗前，只见窗外我那亲爱的小弟，正沿着铁轨追着行进中的列车，边哭边跑边喊边向我招手，此情此景我一辈子终生难忘。实际上我聪明的小弟在列车启动前已挤出人群，在火车的前行方向等我，才会出现如此感人的情景。 二、患难之交，“插兄”四人亲如兄弟 当年湘黔线还没开通，列车要绕道从广西桂林，柳州再进入贵州独山，贵阳到遵义，终点站是重庆。上海到遵义列车行程约六十个小时，当地政府安排我们住进了丁字口附近，当时遵义最好的旅馆。那天，我们在列车上刚认识的，都来自新中中学分在同一生产队的杨百达，陈建德和潘延锵一行四人(杨和陈是68届初中生，潘是1967届高中生而我是1968届高中生)，虽然年令差距四，五岁，但从今以后大家将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共吃一煱饭，同甘共苦的过命的兄弟。 在遵义让我们游览了一天，第二天即3月27日上午，几辆解放牌卡车把我们分在莲池公社的54位知青，送到距遵义市二十多公里的公社驻地，公社领导致欢迎词后，招呼我们在公社吃了中午饭，饭后各生产队派人来接各自生产队的知青，他们抬着我们的行李箱和随身物品，带上我们负重前行，而我们四人就背着一个小书包跟在后面，公社离我们插队落户的后庄大队新庄生产队约八里地，步行也就约五十分钟，可能是从没走过山路，翻过一坡又一坡，那天总觉得路好远好远，每次询问老乡到了没，他们总回答：快了，快了。但我们总感觉已走了好远好远，感觉腿越来越沉，好累好累。确实对我们来自一马平川的大上海的知青来说，那经历过爬山涉水那样艰难的经历，我记得中学阶段曾到青浦农村参加秋收劳动，听说佘山是上海最高的山，我们慕名而去，才72米高。而来到贵州，随便爬一座山都是几百米高，真是小巫见大巫，想到我们从今以后要长期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生活，而且还要负重参加劳动，当一名真正的农民伯伯，想想都后怕，真如同唐僧去西天取经，前方有八十一难等待着我们。 当天，大队支书谭先辉一直陪着我们，大队专门腾出他们办公的房子给我们住宿，他对手下人说：我们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请来的客人，要大家关心，关爱我们，使我们很受感动。给我们安排的房子共四间，二间较小的有地板，二间大的是泥地，想不到这里家家都通上了电，这是出乎我们预料的。大队还特别安排生产队会计谭先国夫妇帮助我们砍柴，挑水，煮饭和到牛蹄集市采买生活用品，帮助我们熟悉生活半个月。这也是谭支书对我们的特别关照，大大缓解了我们离井背乡思念亲人的痛苦。当晚支书还陪我们吃了晚饭，也把大队和生产队的头面人物作陪并作了介绍。晚饭后待村里的人走后，他们在里屋泥地大屋给我们安置四张新床，床上给我们铺上了厚厚的稻草，另一间泥地大屋安有大大的烧柴灶，旁边有新置的水缸，一对挑水的水桶，一堆劈好的干柴，并为我们每人新置了干农活的锄头、扁担和镰刀，另二间较小的有地板的屋子，供我们学习和放置行李箱等，大队确实给我们考虑的很周全。 上海知青刚下乡时，每个点上的知青一般都实行集体生活。但随着各种生活矛盾的积累，或因生活习惯的差异，特别是彼此缺乏宽容和理解，往往矛盾问题越积越多，最终暴发，吵架，分家散伙，各顾各的，几乎周边的上海知青都脱不了这个怪圈。但对我们四人而言，也许我和阿锵作为高中生，年龄较长，阅历较丰富，也多一份宽容和理解，故从我们一到生产队，我们就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定：首先在生活自理上作了分工，我当时体力最好，每天负责担三挑水，当时喝的水是稻田里的水，挑水要上门前一道小山坡，故雨天上坡路滑，阿锵就陪我 （他因脑溢血卧床八年多，去年春节后过世，因疫情拖至九月才进入墓地，我们六位知青送他最后一程），当年上山时他就在后边保驾护航。百达脑瓜灵活，他就负责当天的烧火，烧饭。阿德（后来去美国定居已近四十年，2000年我去美国时曾在纽约相聚一堂）聪明，负责炒菜。阿锵虽然年令最大，但自理能力最差，然为人随和，故他就打一些杂活，如洗菜等。上山砍柴或去牛蹄购物，我负责最重的，其余杨，陈和潘依次类推。上海带来的一些私货，无论罐头还是糖果等，大家有福同享。大家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同睡一张床，同喝一缸水，同吃一锅饭，就是亲兄弟也不可能没矛盾，不吵架，往往矛盾都是因经济上的利益不均而引发的，故从一开始，我们就采取共同出钱，建立公用资金，由我统一保管，凡公用支出统一开支，作好登记。每次每人十五元，用完账目公布再出钱，包括每次返沪回遵时，大家也统一采购生活用品。故我们生产队四人在艰难的岁月，自始至终，同病相怜，舍命相助，亲如兄弟，患难与共，始终生活在一起，即使后来大队把我们四人分到四个生产队分别参加劳动，大家仍坚持同吃同住，这应该祘是松林区知青的典范。 三、学习务农，很快拿生产队最高工分 休整没两天，我们也闲不住，就每天跟着村民出工干农活，那时农村还是大集体，由生产队计工员每天收工前统一计工分，秋后祘总账。由于我在学校组织的下乡劳动中己经受过刻苦的锻炼，故一下乡挑个百把斤没有问题，况且正当年轻力壮，干什么农活也不在话下，故干了半个月后，生产队给我们四人评分，一个劳力满分十分，他们给我评八分，杨七分，陈和潘六分，当然多半还是手下留情，照顾我们的。过了三个月，我就评为十分，他们三人八分。 在下乡务农的日子里，我什么农活都干过，如挑糞，收割油菜，小麦和水稻，点油菜、小麦和玉米，扒水田、插秧，除草，背玉米，挑谷子等，在秋收时还负责过称，晒谷等活儿。在农活中给我印象深刻的一是给稻田除草。赤脚在水田里，头上顶着太阳，弯腰两手在秧田地里薅草，待赤脚上田埂时只见自己的小腿上爬满了蚂蟥，当你用手想摘下来时，它会朝皮肤里钻，搞得我们胆战心惊，最后还是村民教会我们用手在腿肚上慢慢地拍，它才会掉下来。二是给玉米薅二道草。六月的太阳己是火辣辣的，玉米长得也有人把高了，这时玉米地里也铺滿了间种的黄豆，刚开始，我们也不知深浅，怕热穿着短袖衣服就钻在玉米地里锄草，因技术不到家，杂草没除掉，反而把成片的黄豆秧除断了，遭到村民们的数落，更可恨的是，这时的玉米叶子己长壮实，加之我们城里孩子的皮肤又娇嫩，一天干活下来，走出玉米地只见自己的手臂上划出了一条条血痕，真是伤痕累累，第二天再干这活儿，我们也学乖了，不论天气多热，我们都穿上从上海带来的厚厚工作服上山劳动。一天干下来，不但汗流浃背，还腰酸背痛，手上还磨出了血泡。三是我们上海知青刚到南蛮之地，普遍水土不服，有一半以上的知青无论手臂上还是腿上，沿着淋巴都发炎生疮，故多数上海知青点，每逢收工返家，不论男生女生，都会看到他们在用上海带来的紫药水或碘酒涂抹疮口，真是苦不堪言，惨不忍睹。好在我没有水土不服，实属万幸。 当地的乡亲也十分淳朴，热情，好客。他们体恤我们来自繁华的大都市一上海，年纪轻轻就背井离乡，远离父母和亲人，来到穷山僻壤，实属不易。故他们十分理解，同情我们，虽然他们自己的生活并不富裕，但逢年过节，和我们耍得比较好，走得比较勤的谭先进，谭先国，马光明等几家都会约我们四人去他家作客，他们会拿出家里最好的腊肉，点豆花，或粽子或糍粑，他们把我们当成远道而来的贵客，热情地招待我们，还有我们的房东，生产队长谭先明家里并不富裕，有时他老婆陈大嫂上山割猪草时打到三八菇（是当地最珍贵的野生菌），会给我们端来一碗有三八菇和鸡蛋的面条给我们尝（后谭先明不幸早逝，三个小孩都没成人，每天我担水时也挑一担水给他们）。此情此景，实让我们感动不已，永生难忘。当然我们也以礼相待，每逢自沪返遵时，也不忘给他们带一些当地奇缺的如打火机的火石，灯泡，肥皂，糖果等小礼物回馈他们。有时碰到那家头痛脑热等，只要求到我们，我们也会拿出自己从上海带来的常用药，利用赤脚医生手册送药给他们，以解燃眉之急，有时也歪打正着。记得四十年后，红花岗区林业局长陪我去当知青的生产队，他们问一个在地里干活的老妇，问她认不认得我，他是谭先进老婆王大嫂，当时没少在她家吃过饭，故她当然认识我，他们问她我当时在队里的表现，想不到她说我还治好了她的病。连我都记不清了。人说上海知青游手好闲，偷吃懒做。但我们四人在生产队从不偷鸡摸狗，每天参加劳动，有一年我挣得工分，拿到的粮食还是全队最高的，村民们是十分认可我们的，也得到了他们的好评。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话一点都不假。自幼因家母多病，兄弟四人都在读书，仅靠父亲一人工作，家境贫困，锻炼了我们早早自立的能力，加之在学生年代，特别是文革期间陪母亲返乡参加劳动，早早练出了我健壮的体力。故我到农村不论粗活重活，我都游刄有余，闲时还帮大队写写宣传标语，对联等，我能写一手隶书也时有用武之地。故我下乡仅一个月，谭支书就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加入共产党，但被我婉言谢绝了，说自己还不够格。实际上，下乡伊始我给自己定了三条戒律，源于当时父亲的问题还没定论，虽然当时下乡谁也不知何时我等有出头之日，但作为社会阅历虽不丰富，也曾广阅群书的我却认定今后的路该怎么走，以期早日能搏出个出头之日。一是只要在农村，不谈女朋友，当时因男女关系处理不好是一个影响很不好，很严重的问题，稍有不慎就会被一棍子打入地牢，永世不得翻身。虽当年我们正处青春年华，血气方刚，但自己必须自律。二是不入党不当干部。文革期间，自己厌烦了政治上的打打杀杀，勾心斗角，况且自己没有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光荣传统，故只想凭自己的实际能力立足于社会，还怕当了干部真的一辈子扎根农村这片沃土。我为此也吃亏不小，这是后话。三是到农村就是参加实实在在的体力劳动，得到真正的身心锻炼，不去干那些诸如当民办教师或修湘黔铁路当民工等脱离农活的事。认为只有务农才是真正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得不怕苦不怕累，就得凭自己的实力最终脱离苦海。 当时大队没什么副业，就有一个小卖部和打米和磨面做面条的加工房，但因经营不善每年还亏本。大队谭支书几次找我做我的思想工作，想让我承头做这项工作。前几次都被我拒绝了，因这份副业面对的是全大队上千村民的服务，责任重大，且一旦承担就身不由己，得不到休息和自由了。但在他再三动员下，盛情难却，为了大众的利益只能答应下来。他派了原生产队长傅明光（约五十岁）和年轻人谭先华作为我的助手，因小卖部涉及供应全大队一千多号人的盐糖烟酒等实物保管和买卖，只能由自己负责，供货方是牛蹄供销社，我们作为代销点每推销一百元货给代销费三元二毛八分钱，当时酒和糖都是计划供应，故每次供货我还得根据大队的花名册自制酒票，糖票等，盖上我的私章，凭票供应。加工房主要业务是打米，打苞谷面和糠以及磨面和做面条。生产队给我们三人统计工分，只要是完成面上工作（即代销和加工），给三人记二个工分日，另外每加工一百斤面条再计二个工分工，故碰到晴天，我们三人齐心协力，不辞辛苦，最多能加工面条二百斤，这样我们每个人相当于干了二天活。当时加工面条都用人力，不论揉面，压面都凭手臂力量，刀具分细，中，粗三档面，一般要摇二到三轮才下面，而且每桶面加多少碱和水以及揉面多长时间都很有讲究，不能偷工减料，这样做出的面才经煮好吃。故我们做出的面条很受欢迎，不但供应本大队的村民，其他大队的村民有时也远道而来，经常供不应求。至于打米最怕的是有些村民晒谷不注意，混入了铁钉等，不但把筛子打坏，还得换上新筛子很浪费时间，故每过几个月还得上遵义市购买筛子备用。每当秋收以后，家家都想尝尝新米，故那几天村民争先恐后挑上新谷排队打米，每天要干到半夜，为了不影响出工，不少村民凌晨六点左右就敲我门要求打米，谁叫我是单身汉。每加工一百斤收费0.3元，特别是打糠都把自己弄成个白毛女。每个月下来，我都将一个月的收支情况张榜公布，记得第一个月就赚了七百来元，得到了谭支书的表扬，自己也很有成就感。 那年春节，恰逢我大哥从泰州部队锻炼结束，分配回上海第一印染厂工作，父亲的问题也初步有了结论，并补发了十个月扣发的工资，退还了收走的东西，这对我家而言确实双喜临门，家人也希望我能回沪团聚高高兴兴过个春节。但因我这份工作实在脱不了身，故这也是我在乡下过的第一个春节。 由于我在农村期间一般都坚守岗位，不轻易请假，故我每年挣得工分也不少，特别是第二年我从事加工等，工分居全队最高，那一年粮食分到了近千斤，现金也分到了几百元。我记得第一年我们生产队劳动工值是一工0.56元，第二年一工0.48元，第三年一工0.40元。究其原因是全生产队一百多号人，但每年要新增人口十余人，当时还没实行计划生育，故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后听其他知青点的人说，我们生产队工值还祘高的，最差的才一毛多，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副业这份工作我干了一年多，因责任重且得不到自由自在的生活，我坚辞不干了。 四、三起三落 艰难曲折求学路 在农村呆了一年多，终于等来了招工的喜汛，第一次是061（军工单位）和贵钢招工，程序是从生产队，大队，公社层层推荐，说实话，由于我的勤劳实干且待人友善，我在各级干部的评价和口碑还是不错的，自从下乡以来，无论公社和区里开会，我都作为知青代表参加，第一年下半年我还被公社推荐到遵义县参加知识青年下乡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大会。故对我而言，层层推荐是不成问题的，但最后因政审不过关被刷了下来，这是我受到的第一次挫折和打击，虽有牢骚怨气，但我仍没泄气，仍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坚信党的政策：重在表现。 1971年10月，由于遵义地区各级学校普遍师资紧缺，当地政府又得到中央将于11月中旬出台禁止招工的内部消息。为急招一批中小学教师，遵义各级政府也从基层层层推荐，先在各区推荐初试，根据初考成绩再通知到遵义县复考中学和小学老师。我先参加了松林区的初考，初选后又到遵义县参加中学老师复试。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天我们赶到县城南白中学，考试从晚上七点开始，连续考数学，化学和物理三门课程，一直考到半夜二点。我自我感觉考得还可以。但半个月后，从公社传出小道消息：上海知青毛济华考得不错，被遵义四中录取，但又被人以政审为名，由别人顶替我的成绩到公社盖章，被公社领导拒绝了。我又一次当了为他人做嫁衣裳的陪客，我由此彻底心灰意懒，表现再好也无用。（多年以后，我大学毕业到遵义地区、后为遵义市林业局参加工作，遵义四中就在我家斜对面。遵义四中是遵义地区最好的重点中学，我儿子也在遵义四中完成了初中和高中学业。真可谓世事难料，老天爷真会捉弄人。） 此时，恰逢我多病的母亲因脑溢血复发，从公社接到母亲病危速回的电报，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刚因父亲的政审问题被人掉了包，又接到母亲病危的通知，也顾不得找各级领导理论，心急如焚，风尘仆仆乘火车赶回上海。当我一踏进家门，看到母亲躺在床上，即不能动也不能言语，我伤心欲绝，赶忙扑到床前，跪在母亲身边，两手紧紧抓住母亲的手，高声呼喊：姆妈，姆妈，儿子济华来看您来了！母亲虽不能言语，但从母亲的眼角滚下了一滴滴泪珠，母亲她老人家心知肚明，就是讲不出话。我与母亲近两年未见了，没能尽到人子之责，我泪流满面，悲伤欲绝，这也是我们天涯落难人的无奈之处。 听家人细说，才知母亲此次脑溢血复发的起因是：我最小的锦华弟1970届初中毕业，也面临和我一样的命运，他本是班干部，原想参军并通过了体检，最后也因父亲的问题，政审不合格被刷了下来。小弟也是自尊心特强的人，毅然决然报名去安徽铜陵马中公社中心大队二小队插队落户。对我家而言，大哥和钦华弟己在沪工作，小弟毕业分配只剩华山一条路，也是无奈之举，别无他途。由于平时照顾母亲的担子主要在小弟身上，母亲平时生活起居也离不开小弟。家人内心明镜似的清楚，故给小弟作远行的准备工作，都瞒着母亲悄悄地在做。但纸终包不住火，母亲终于知道我最小的弟要到安徽农村插队，焦虑之下脑溢血复发昏迷，被救护车送进了医院。经抢救虽挽救了生命，但就此卧床不起如同植物人。即使在这样的情景之下，弟仍随学校大部队下乡，在生产队报到后再请假返回上海照顾母亲。 我们全家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陪护了几个月直至翌年三月过世。那年的春节都是在医院度过的。几个月的昼夜相伴，母亲自始至终没说过一句话，就这样悄悄的走了，怎不令我等背井离乡之人悲痛欲绝。 自母亲过世后，我虽在上海己呆了近半年，但因在农村两次遭到不公正的待遇，早已伤透了我的心，加之，家中也正缺人操持家务，他们都要上班，我心想这辈子再也不去那鬼地方了。期间，1973年福建李清林因儿子当知青，在农村遭到不公正待遇，特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给了回信并寄上了三百元钱。这事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各省市纷纷派出工作组奔赴知青点去主持公道，上海也概不例外。离沪前工作组也对上海去外地插队的知青挨家挨户走访，做我们知青的工作，并动员我们及时返回，说他们会去主持公道的。当时，报纸上也登载了黑龙江建设兵团枪毙了几个作恶多端的团长，政委等负责人，使我们看到了希望。 1974年春节刚过，我就怀揣着新的希望，重返我的第二故乡—遵义，又开始了我的第六个年头的知青生活。刚返回生产队，大队谭支书就代表松林区委通知我：我作为上海知青代表，将陪同区教委汪宝泉主任，对松林全区的上海知青点走访调查，为期一个月。但我也知道这是区委书记张建民对我的信任，当然他也知道了上海工作组要来而做的前期准备。（说实话我也很佩服这位书记的工作作风和工作能力。他也当过莲池公社的书记，曾在谭支书的陪同下到过我生产队，并在我小卖部喝过酒。我离开农村到云南林学院就写信给他，他也及时回信要求我好好学习。我大学毕业回遵工作，知道他当过三合镇书记，鸭溪酒厂书记直至退休。当我知悉张书记退休后仍住在松林区委家属院，我先后去他家拜访三次）。随同调查的还有一位野里公社的上海知青胡哨浪。我们走访了松林区的牛蹄，野里，莲池，茅石以及松林等公社的上海知青点。调查完没过多久，上海驻遵义县工作组到松林区走访，区里又委托我陪同。故我与工作组来松林的二位同志混得很熟，一位姓周，一位姓蔡，年近四十的两位男士。那年七月，又传来了要招生，招工的消息，经过层层推荐以及简单的文化测试，我又顺利地从生产队，大队，公社，区直到遵义县。在家耐心地等待了个把月，由于前二次的经历，我内心忐忑不安，我自认为和工作组关系不错，故我去遵义县工作组驻地打听消息。刚到他们住地，工作组老周就高兴地和我打招呼，并喜言要求我请大家吃饭。坐定后他们才高兴地告诉我，我因文化考试不错，且又是上海1968届高中生，故被复旦大学招生的老师看中，被录取为复旦大学数学系计算机专业，叫我回去等通知吧。老周他们安排我在招待所吃饭，当天下午，我满怀激动的心情返回了生产队，村民们也为我高兴。 没想到一等又是一个多月杳无音信。九月，其他录取的学生陆陆续续告别农村去学校报到上学了。我满怀复杂的心情，又一次到了工作组住地，我把工作组当成我们背井离乡人的唯一的靠山和知青的贴心人，有事只有找他们。往常，只要我一到他们住地都会满怀热情地招呼我，但那天有些反常，看到我简单打了招呼就都闷头不吭声了。凭我二十五年的人生经历，察言观色后我知道事情不妙，在我的再三追问下，老周才吞吞吐吐地告之：上一次我在县里己被录取，但报到遵义行署出了问题，一位领导说什么计祘机数学系毕业后，从事的是尖端科学，怎么能叫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去，这不行。故把我打入冷宫，指定一位不知什么领导的孩子顶替我去了。我第三次被“唯成份论"挡在了近在咫尺的大学门外。 那天，我当着工作队同志的面，大发了一通牢骚：我说作为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我积极投身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自认为自己己尽力了，至于我在农村的表现也得到当地各级领导和村民的肯定，你们也都清楚。作为知青，出身好坏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党的政策也是重在表现。在上海你们动员我时不是说，你们工作组到遵义就是来给上海知青主持公道的，这次你们怎么不说话了，说完我也就气冲冲地不辞而别了。 回到生产队，我也积极地作返沪的准备，而且暗下决心：从此以后我也再不信中央的政策了，说一套做一套，回沪后权当给家人当保姆，做个无业游民，再也不回遵义了。 眨眼又过去了一个多月了，当我正准备返沪时，那晚队长通知我，说大队长那里有我一封信，叫我去取。当晚我拿到信一看，是贵州省教委寄给我的，拆信一看，里面是一张云南林学院（北京林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事后才知道，那天我在工作队房间大发牢骚时，旁边坐着一个短头发的干部模样的中年女子，是我从没见过的，当时她坐在旁边一言不发，故我也没注意，心情不好也没打招呼。她实际上是上海驻贵州慰问团的副团长，待我走后，她也了解了我的情况，回贵阳后她找省教委反映了我的情况，后教委从全省机动名额中给我解决了。我从心底里感谢那位至今不知名的女干部，她为我申张了正义。故我的录取通知书既没系也无专业，等我赶到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县秋木园云南林学院驻地时，学校己开学一个多月了。 五年加八个月的知青生涯就这样结束了。个中五味俱全的滋味难以言表，知青生涯对我而言是一场人生洗礼，物资极度匮乏的艰苦生活以及心灵的磨难，也是自己后来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铸就了自己在今后人生旅途中坚韧，乐观，感恩，守信以及永不言败的精神，也为自己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受益匪浅。 五、再回遵义，苦练内功“务林人” 1977年7月我大学毕业，根据专业老师推荐我本可以留校当老师，但因不是党员被书记否决。遵照当时“社来社去”的分配原则，我被分配回贵州遵义地区林业局营林科当一名林业技术员。在我那段刻骨铭心近六年的艰难岁月，是勤劳善良、热情好客的遵义人民接纳了我，是遵义那片土地养育了我。现命运让我又一次踏上了我的第二故乡——遵义。我立志除了感恩就是奉献。 当时地区林业局的三位领导都是北方人。局长是支黔干部，河北人，抗战时当过武工队长，后调回河北任副专员退休；二位副局长都是山东人，都是南下的老干部。当时我年轻又单身，他们下县检查林业工作都喜欢随身带上我，我成了他们的勤务兵又是工作秘书，当时纪律严明，财务管理十分严格，公家一律不准接待，吃住都在招待所。自己买饭票吃饭，更没有请客送礼等俗套。回来亲兄弟明算账，这一切后勤保障工作都有我负责，回来后亲兄弟明算账，又要给他们写调查报告或汇报提纲。虽然辛苦，但我在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如自律廉洁、平易近人、不摆官架，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摆花架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任人不唯亲等美德都深深铭刻在我心头，并在我的人生旅途中不断指引我前行。 1981年全区林业系统40多名工农兵学员回炉学习四个月。我以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助理工程师职称。 因父亲在沪患重病，1984年我终于等来了返回故乡的调令。当时正实行干部年轻化，几位老局长或调走或退居二线，新来的局长步智信经考察又破格提拔我为营林科科长（林业局的主要业务科室），他死活不让我走，前后找了我六次交心谈心，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要珍惜当前，他是河南人，1964年从河南农大毕业分到遵义县新舟区农推站工作当技术人员、站长、副县长再当局长，在老家他的父亲也已经83岁了，鼓励我好好干（他后来先后仼桐梓县委书记、农业厅厅长、遵义地委书记、省委秘书长兼省委常委直至省人大副主任退休）。盛情难却，我为他的真情而感动留了下来，让我夫人和幼子先调回故乡。三年后，后一任局长李道德仍不让我走，耐心地与我做工作，直到我点头同意把我爱人又调回遵义。我还与局长说当时我爱人调回老家，我们做了很多工作，爱人所在的遵义市医院领导才同意放她走，现又要调回来，我说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觉得很难堪。李局长说下面的事你不要管，一切交给他办，而我知道前不久，局长他儿媳妇医学院毕业都没能进遵义市医院，为了我的事他如此用心帮我，我真服了这二位局长了。说到这里我补充一下，李道德局长是当地土改干部，遵义仁怀人，先后到遵义地委当秘书、又分别在正安县和绥阳县当过县委书记，林业局长后任遵义农委主任、遵义市人大副主任后退休。 我刚当科长，就在全区组织了建国后的第一次森林资源调查，经三年的调查，遵义全区的森林覆盖率只有14.2%（不含灌木林）。查资料分析建国初全区森林覆盖率为32.5%。我还记得在农村生活的那段岁月，当地村民因无钱买煤，只能砍山林当柴火，又煮饭又煮猪饲料又烤火取暖，加之人口爆涨，毁林开荒，广种薄收。自我参加林业工作后，又看到国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成千上万亩的原始森林惨遭砍伐，森林资源破坏十分严重。 为了不负领导的信任和重托，也为了弥补我们这一辈已失去的青春年华，更为了遵义的林业园林事业，我利用三年的单身汉无牵挂生活(我夫人和孩子三年后，在新来的李道德局长仍不放我的情况下又返回遵义)我认真钻研业务，期间我先后参加了林业部举办的巜林木育苗技术培训》、《林业遥感技术培训》、《速生丰产杉木林造林技术培训》、以后又参加了巜全国退耕还林工程林业局长研讨班》以及林业厅组织的赴美林木种苗生产及检验技术培训和赴西欧和北欧自然保护区考察学习等。工作之余，自己还先后撰写了《试论遵义地区水土流失的现状、原因及开发性治理》（贵州省林业科技88年3期）；《应用区划成果发展速生丰产商品林基地》（遵义地区区划成果论文专辑）；《从人口、粮食、生态试论非耕地资源开发的必要性》；(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建设论文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遵义地区长防林体系建设浅议》（参加贵州省首届长防林学术会）；《浅析遵义地区飞播造林》；《遵义地区森林资源动态分析》；《遵义地区桉树区划》；《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富县富民富行业》（参加贵州省首届经济林产业学术会）；《遵义林业20年回眸》（经济信息时报）；《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努力实现遵义市林业跨越式发展》；《遵义市林业志》；自2000年以来《贵州林业》先后发表了我的《贵州省林木种苗生产及检验技术培训团赴美培训收获点滴》、《全面推进义务植树运动，为遵义名城添绿增辉》；《遵义市退耕还林措施得力、成效显著》、《遵义市退耕还林呈现四大特色》、《遵义市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成效显著》等，还分别为遵义市委、政府撰写呈报了《遵义市生态建设调研报告（刊登《遵义》）和《遵义市实施退耕还林工程调研报告》等； 在工作中我兢兢业业，先后主持完成并获得以下科技成果奖： 《遵义地区林业区划》1986年获地区科学进步三等奖；1987年获林业部科技成果三等奖； 《遵义地区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1987年获地区科学进步二等奖； 《遵义地区造林绿化规划》1990年获遵义地区科技进步三等奖； 《遵义地区非耕地调查及开发利用研究》1991年获农业部优秀科技成果三等奖，并获贵州省农业区划1986-1990年度优秀科技成果一等奖； 我参与并完成的还有： 《遵义地区国土资源》1988年获遵义地区科技进步二等奖； 《遵义地区农业区划和规划》1997年获贵州省第三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遵义市林业外来有害生物调查与研究》2007年获遵义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六、不辱使命 为名城增绿添 1992年底我任遵义市林业园林绿化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分管绿化办、营林、产业、种苗、检疫、科技推广、林科所等工作。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起，国家逐步加大了对林业工作的投入，特别是1998年长江水灾以后各级党委、政府开始重视造林绿化工作，列入政府绩效考核内容。全市林业绿化工作进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作为林业工作者，我有幸参与了这一进程并为此竭尽全力。 1989年主持编制全市十年造林绿化规划并负责实施及年度检查。全市提前3年实现造林绿化达标； 1990-1995年，主持完成了4次飞机播种造林二百多万亩； 八、九十年代先后启动了遵义县和余庆县长防林建设试点和赤水、习水、绥阳、凤冈四县世界银行一、二、三期贷款造林项目；也参与了我市绥阳县宽阔水（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4种，红豆杉、南方红豆杉、珙桐和栢乐树，一级保护动物5种黑叶猴、豹、云豹、林麝和白颈长颈雉）、道真县大沙河（有一级保护植物4种，银杉被形容为第三纪活化石和植物熊猫、银杏、红豆杉和南方红豆杉，一级保护动物4种黑叶猴、云豹、林麝和金钱豹）和习水（一级保护动物和植物各3种）三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申报和挂牌工作：也全程参与了由国家林业局领导和专家对我市先后申报的赤水燕子岩、习水飞鸽、正安九道水及红花岗的红军山和金鼎山等国家级森林公园的考察评审都获顺利通过。九十年代末全面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本世纪初又启动了国家退耕还林工程。先后主持编制了《遵义市长防林工程总体规划》、《遵义市封山育林规划》、两轮《遵义市百万亩造竹工程规划》、《遵义市绿色通道工程规划》、《遵义市石漠化生态治理工程规划》、《遵义市退耕还林规划》、《遵义市天然林保护工程规划》、《遵义市国有林场三年脱贫规划》、《遵义市科技兴林15112工程规划》以及《遵义市松材线虫病防治方案》、《遵义市第三次森林资源调查成果汇编》等。 随着这些规划的实施，遵义林业园林工作取得了飞跃的发展，造林绿化工作成效显著。1995年第二次森林资源调查，全市森林覆盖率增加到33.09%(1985年加灌木林地19.2% )，2005年第三次森林资源调查全市森林覆盖率达48.5%，2015年第四次森林资源调查全市森林覆盖率59.6% 遵义市也先后荣获《全国城乡绿化一体化试点城市》、《全国造林绿化十佳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等殊荣。 特别是我市实施退耕还林工程，是本世纪初国家投入巨额资金实施的生态重点工程。每亩投入近二千元，其中种苗费每亩五十元，八年国家每年每亩补助三百斤粮（以后国家又追加补助八年），也就是说国家退耕还林每亩累计投入近四千元。但工作难度较大，凡退耕还林的农户必须丈量到户，每年还要检查验收兑现粮食，基层干部有畏难情绪。为此，遵义市委、政府高度重视，我也经常陪同时任市长后任市委书记的傅传耀和分管副市长吴承斌到我市十五个县（区市），参加各县召开的退耕还林工作会并检查工作，并要求各县（区、市）领导高度重视，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抢抓这千载难逢的机遇，层层实行目标责任制，在确保生态效益的前提下，要求各镇、村结合退耕还林，因地制宜，科学规划、适地适树。必须退出1-2个特色产业，以此全面调整我市农业产业结构，实现退得下、还得上、稳得住，地方增收、农民致富。我市实施了退耕还竹（仁怀、赤水、习水、桐梓、绥阳、正安等县大力发展楠竹、方竹产业）、退耕还茶（湄潭、凤冈、余庆等县）、退耕还药（习水厚朴、绥阳金银花）、退耕还果（正安、道真、务川县和播州区核桃、板栗、银，杏、野木瓜等）、退耕还桑和退耕还草发展畜牧业等几种模式。遵义市五年实施退耕还林工程397万亩，其中退耕地造林143万亩，占全省完成面积的26%。省政府在我市湄潭县和赤水市先后召开了两次退耕还林工作现场会。省委、省人大和省政协领导多次到我市检查退耕还林工作。我还先后陪同国家西开办王志宝主任和另一位王副主任分别到湄潭、遵义县和赤水市考察并调研我巿退耕还林工作，都得到领导的高度赞赏。2005年，遵义市在全省获得退耕还林工作第一名，遵义市政府领导曾两次特邀在全国西开办会议上作经验介绍。也真正体现了青山绿水就是广大农民的金山银山。 1985年本人被省政府授于《贵州省农业区划先进工作者》，同年荣获《遵义行署农业系统先进工作者》、1997年荣获省林业厅《飞播造林先进工作者》、1998年获全国绿化委员会《绿化奖章》和省林业厅《林木育苗工作先进》、2000年省林业厅《绿十字奖》、2001年市直工委建党80周年《先进党员》；2004年荣获国家林业局《全国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先进个人》和省林业厅《贵州省退耕还林工作先进》、2005年获中国林学会《劲松奖》、2006年又获中国水土保持学会《愚公奖》等。 自2009年8月退休后，我申报获得我早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应获得的高级工程师职称（因是公务员退休前不能申报，了却了我多年为之奋斗的夙愿）。遵义是我的第二故乡，是遵义的父老乡亲养育培养了我，怀揣感恩之心，即使退休后我晚年仍继续为遵义林业生态建设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我当了两届遵业市林业园林绿化局离退休党支部支部书记，协助局领导竭诚为林业局50多位离退休老干部服务；2010年我作为遵义市市树市花评选专家组组长，评选出遵义市树——桂花，市花——杜鹃；担任遵义市兰花协会会长一直干到2013年；2017年市林业局又请我担任全市第四次森林资源调查成果评审组组长，完成了全市15个县（区、市）的成果评审工作；遵义市发改委、林业局也多次委托我作为专家组组长，多次组织了对全市各县（市、区）的县级石漠化治理三年实施方案、年度作业设计的评审和检查验收工作，县级退耕还林实施方案和年度作业设计的评审工作。省林业厅还聘请我为贵州省林业工程协会副理事长直至去年年满70岁解聘。 遵义日报也分别在建国50周年和60周年作为共和国同龄人对我进行了专访和报道。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作为一名上海知青，我在遵义工作、生活了已51个春秋，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是热情、善良、好客的遵义父老乡亲接纳了我，养育了我，并在工作以后培养了我。在遵义的林业生态建设中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我为此竭尽全力、精益求精，也得到了许多成绩和荣誉。少小离家老大回，叶落归根，今年我和夫人终于返回了离别51年我的故乡——上海，享受儿孙天伦之乐。我扪心自问，我无愧于养育和培养了我的遵义父老乡亲，我也为此无怨无悔。 遵义不但是历史名城，转折之城，全市各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星罗棋布、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长征文化、古城堡海龙屯、赤水丹霞地貌，国酒茅台、万顷竹海、万亩茶园、牧场等。加之县县通高速，一城二机场，组组通公路，交通极为便利，是理想的旅游和康养胜地。遵义不但山美水美人更美，也衷心地祝愿我的第二故乡一一遵义的明天更美好。 作者简介：毛济华，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生于1949年7月，1962年至1965年初中就读于上海市市北中学，1965年至1968年高中就读于上海市新中中学。1969年3月远赴贵州省遵义地区（现遵义市）遵义县（现划归红花岗区）松林区（现金鼎镇）莲池公社后庄大队新庄生产队插队落户。1974年至1977年就读于云南林学院（现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专业，1977年7月回遵义地区（现遵义市）林业局工作，1984年7月任营林科科长，1992年底任林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2004年任调研员至退休。退休后2010年至2016年任林业局离退休党支部书记，2019年底返沪定居。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