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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南路:又是东风曳柳条

时间:2021-05-15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沈轶伦 点击:
巴金 新华社发 1986年,79岁的萧军重回上海时,又一次回到襄阳南路。此时,距离鲁迅先生去世已经过去半个世纪,昔日身边的萧红也已在香港病逝44年。 为这条留有自己青年回忆的襄阳南路,萧军写道: 梦里依稀忆故巢,拉都路上几春宵。双双人影偕来去,霭霭停
巴金 新华社发

      1986年,79岁的萧军重回上海时,又一次回到襄阳南路。此时,距离鲁迅先生去世已经过去半个世纪,昔日身边的萧红也已在香港病逝44年。

      为这条留有自己青年回忆的襄阳南路,萧军写道:

      “梦里依稀忆故巢,拉都路上几春宵。双双人影偕来去,霭霭停云瞰暮朝。缘结缘分终一幻,说盟说誓了成嘲。闲将白发窥明镜,又是东风曳柳条。”

      ■ 记者 沈轶伦

      1

      1935年5月2日,上海,暮春天气。一对住在虹口的夫妇带着一个快6岁的小男孩来到当时的法租界拉都路。

      小男孩名为周海婴,带着他来的,是鲁迅和许广平。一家人特意要来见的,是带着《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两部小说稿从东北流亡而来的青年作家萧红和萧军。鲁迅挂念这一对青年在上海的生活,热心为他们介绍文坛的朋友,并热情鼓励他们出版作品。

      这个晴朗的上午,就像两个相识多年的家庭互相走动拜访一样,鲁迅带着妻儿来看年轻的朋友。在聊天之后,宾主还一起在“盛福”吃了午饭。

      自1934年从东北抵达上海后,二萧多次搬家,兜兜转转都在拉都路附近。1935年1月4日,鲁迅在给二萧的回信中说:“2日的信4日收到了,知道已经搬了房子,好极好极,但搬来搬去,不出拉都路。正如我总在北四川路兜圈子一样。”
      
      能去虹口见到鲁迅已足以令二萧心潮澎湃、热泪盈眶。而鲁迅一家竟然能特意到他们落脚的小窝来访,更让这对异乡青年喜出望外。五个年龄各异的人,围坐一桌,在“盛福”用餐时,一定是欢声笑语。恐怕没有人会料想到,此时距离鲁迅先生生命的终点,仅剩一年半不到。

      光阴有多么残忍,或许被留下的人才能体会。1986年,79岁的萧军重回上海时,又一次回到襄阳南路。此时,距离鲁迅先生去世已经过去半个世纪,昔日身边的萧红也已在香港病逝44年。为这条留有自己青年回忆的襄阳南路,萧军写道:

      “梦里依稀忆故巢,拉都路上几春宵。双双人影偕来去,霭霭停云瞰暮朝。缘结缘分终一幻,说盟说誓了成嘲。闲将白发窥明镜,又是东风曳柳条。”

      2

      拉都路(Route Tenant de la Tour),由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于1918年到1921年修筑,得名于一位法国职员。1943年以湖北地名改名襄阳,1946年后更名至今,也就是今天的襄阳南路。

      今天的襄阳南路,还有一处名为拉都坊(又名襄阳坊)的新式里弄建筑,建于1930年,砖木结构二层高,即记录下了这条路曾经的名字。

      1936年秋天,鲁迅去世。此时已经熬过进入上海最初困窘期的二萧之间,反而渐生嫌隙。萧红在这年夏天已经孤身前往日本,萧军也离开上海北上。拉都路上曾携手进退的俪影不再。

      也是在1936年底,巴金来到了襄阳南路。当时,巴金的好友、被他称之为“长兄似的友人”的马宗融要去广西大学教书,随即请巴金住到拉都路(今襄阳南路306弄)敦和里帮其照看房子,一直到次年暑假马宗融一家返沪,巴金搬到霞飞坊居住。在敦和里的半年时间,巴金写了童话《能言树》。他曾回忆:“那时候,我住得‘阔’了。整幢房子,就我一人住。三楼是卧室,二楼是书房,底楼是客厅。”

      1937年马宗融一家回到上海时,马宗融的太太罗淑正怀着身孕。这位刚刚出版了《生人妻》而初露头角的女作家原本计划让丈夫先去桂林教书,自己留在上海生小孩,并继续创作,然后去桂林一家团圆并定居。然而,“八一三”的枪声打乱了他们的安排。马宗融改去四川,罗淑带着大女儿去成都,临别时她对巴金说:“这个时候我一定要赶到老马身边,帮助他。他像个大孩子,又像是一团火。”这对夫妻抵达四川后,还挂念着巴金,不断给他发电报,担心他在上海的安危。然而没有想到,1938年2月,罗淑在成都生下小儿子20天后患产褥热去世。

      巴金记得,初见马宗融时,他们一见如故。旅法归来的马宗融踌躇满志,的确像一团火一样滔滔不绝,拉着刚认识的巴金吐露他正在热切追求一位朋友的妹妹——就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罗淑。他们果然成了夫妇,也有了美满的家庭,她在兵荒马乱中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赶到他面前。但是,正如巴金后来在追悼马宗融的文章中写的那样——

      “没有想到等待她的是死亡,他们重聚的时间竟然这么短。”

      3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中央军委决定重建新四军。

      1941年3月,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悄然来到位于襄阳南路、嘉善路、永康路和永嘉路合抱的街区里的兴顺里。今天,路牌名为嘉善路140弄15号的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旧址,隐身在一片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民居中。当时,办事处主任杨斌以读书人的身份,谨慎地和邻居相处着。

      杨斌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开始后,他到延安学习,后被派往新四军工作。他在襄阳南路上镇定自若地走过时才30岁。

      史料显示: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一直输送各类人员赴新四军根据地。江苏省委陆续抽调40余人作为新办工作人员,至1942年底办事处结束工作的两年间,共输送1700余人,大多是工人、职员、学生,也包括部分文化界人士,为发展壮大新四军和根据地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新办承担了掩护和护送各根据地领导路过上海或来上海治病等工作。1942年底,因办事处已完成历史使命,加之环境日益险恶,党组织决定撤销该机构。

      1946年12月,一位穿着旧长袍的长者也走过了襄阳南路。他是中国民主同盟创建者和领导者张澜。在出川前往上海主持民盟工作时,国民党大员对张澜去上海的旅费和住所“表示关切”,但被张澜婉谢了。他到上海后,住在西爱咸斯路(永嘉路)集益里8号。

      这是一幢三层楼的新式里弄房子,当时是四川和成银行职工宿舍。张澜在这里主持民盟工作,并草拟了著名的《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和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进出弄堂的人们记得,张澜经常独坐窗前,读书习字。

      1947年5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杨斌在上海被捕,1948年春在南京牺牲,年仅37岁。1949年4月,马宗融去世,深夜接到复旦友人电话的巴金赶去时,只看到马宗融的孩子们小声地哭着,死者静静地睡在床上,只有寥寥几个朋友向遗体告别。一个月后,上海解放。

      1949年9月,张澜和巴金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在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

      一年后,巴金追忆道:“听着远远近近的锣鼓声,我兴奋得不能合眼,我坐在桌子前面,拿起笔在纸上写着,我一直写到深夜。我反复地写着同样的一句话:‘占人类总数的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百年来有多少撕裂人心的痛史!有多少不平不义的故事!有多少牺牲掉的有为的生命,埋没掉的卓绝的才能!还有无数说不尽写不完的奇耻大辱啊!然而现在那一切,那一切都过去了,都像梦魇一般地过去了!是永远不会再来的了!因为我们中国人已经站起来了。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一个震惊世界的事实!所以我们怀着快乐的、感激的心来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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