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快到了11月，我应邀到武汉大学的“珞珈讲坛”去讲学。我登上讲坛，先不讲预定的题目“经典视野中的唐诗宋词”，而是对武大的化学专家查全性院士表示感谢，感谢他40年前仗义执言，首先倡议恢复高考，从而促成了那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惟一在冬季进行的高考。几天后我回到南京，正巧高泰东他们的书稿也寄来了。书稿的内容丰富多彩，44位作者都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们经历了共和国历史上所有的风风雨雨。全书的关键显然是两个事件，即1966年的高中毕业和1977年的高考，所以书名是《1966年我们读高三》，全书最引人入胜的内容都与高考的废除与恢复有关，于是我把这篇序言题作“从66届高中到77级本科”。 此书作者都是泰县溱潼中学1966届高三班的同学，当时全班52人，至今已有8人离开人世。健在的44人都写了文章，正如高泰东所说，做到了“健在同学的文章一个也不能少，去世同学的简介一个也不能少”，从而“为中国高中1966届留下了一个完整班级的‘群体样本’”。真是难能可贵！作为对比，不妨看看我的母校苏州中学的情况。当年的苏州中学仅有高中部，校名是“苏州高级中学”，简称“苏高中”。苏高中的规模比溱潼中学大得多，每个年级都有8个班，我所在的班是“高三5班”。可能是苏州的文革比泰州更加激烈，我们班有许多同学分属互相敌对的派别，不但“观点”形若水火，而且发生过真刀真枪的武斗。那些因“家庭出身不好”而无法参加红卫兵的“逍遥派”，也因受到“红五类”的欺侮而与他们形同路人。1968年秋天我们纷纷“上山下乡”，大家背着铺盖走出校门，许多人之间连“再见”都没说一声便各奔东西。从那以后，大家天各一方，“相忘于江湖”。不要说全班团聚、合作写书了，如今我对某些高中同学是存是亡都不清楚。我相信苏高中的情形在全国比较有普遍性，而溱潼中学高三班却是个特例，他们的集体回忆录真是不可多得的一个样本。同龄人中撰写回忆录的个人并不少见，我本人早在十五年前就写了一本《浮生琐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正如我在该书后记中所说，“我不过是在时代的狂风暴雨中纷纷飘落的无数树叶中的一片而已”，这本《1966年我们读高三》却是由44人的142篇回忆短文组成，堪称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一片树叶无法体现树林的全貌，许多树木才能形成全景式的记忆之林。我希望同龄人都能像高泰东他们那样拿起笔来，为历史留下一段铭刻在普通人心中的实录。 此书的作者与我一样，都是平平凡凡的普通人，“臣之壮也，犹不如人”，而今已垂垂老矣。我们的平凡人生有什么回忆的价值？我认为价值就在于“从66届高中到77级本科”。按理说，一个人的高中毕业与进大学读本科应该在同一年，可是在我们身上却相隔了11个春秋，仿佛时钟突然停摆了11年。当然，1966年废除高考以后，大学停止招生的时间仅有5年，到1971年就恢复招生了。但是高考并未恢复，招生方式改成“推荐”，具体步骤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16字方针，其中最关键的一步当然是“领导批准”。以我所在的公社为例，全社的适龄青年近千人，而每年分配到的招生名额只是个位数，要想获得“领导批准”，真是难如登天。令人惊讶的是，第一年的录取名单中，公社书记的儿子赫然在列。到了第二年，书记的女婿又赫然在列。其中奥秘不难破解：“领导批准”的大权就掌握在书记手中嘛！只要书记“内举不避亲”，他的子女及亲戚一定能捷足先登。于是平民子弟就与大学基本绝缘，更不用说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了。且看溱潼中学的情形：该校1965年的高考录取率高达70%，在教育发达的扬州地区名列前茅，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都曾来信祝贺。溱中66届高三班的52名学生中，高考前夕被学校推荐报考北大者2人，推荐报考清华者9人，可见其学业水平之高。一旦恢复高考，该班就有18人在1977年、1978年相继考进大学（包括中师3人）。可是在实行“推荐”制的6年中，该班仅有2人获得良机。高考废止的11年，正是整个国家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恢复高考，是邓小平拨乱反正的鲜明标志。我们这代人正巧遇上了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要不的话，谁会在高中毕业11年后才参加高考？ 恢复高考是大快人心、大顺民意的盛事，除了那位“内举不避亲”的公社书记之外，大概谁都没有异议。我与高泰东等66届高中生，在而立之年终于搭上了上大学的“末班车”，真是三生有幸。但是那场高考毕竟迟来了11年，它带给我们这代人的负面影响是难以消除的。首先，我们考上的大学和专业，大多与11年前的志愿大相径庭。请看溱潼中学的几个例子：姜近枢，当年是溱中全校师生公认的数学奇才，大家坚信他一定能考进北大数学系去深造。1977年，姜近枢考上的却是镇江农机学院，毕业后在中学教数学，42岁就英年早逝。王家振，当年化学成绩突出，高考的志愿是天津大学化学系，1977年考取泰兴师范学校，毕业后也在中学任教。读了高泰东追忆姜近枢的《他曾经是个数学奇才》，以及王佩霞的《我那昙花一现的清华梦》，“于我心有戚戚焉”。我本人在1966年也曾做过“清华梦”，并与同学陈本业约定报考清华的相同系科。并非我们年少轻狂，因为苏高中65届高三5班确有5人考取清华，我们66届高三5班何必妄自菲薄！没想到我在11年后参加高考，非但不敢报考清华，而且改选文科，与当初喜爱的“电机工程”“数学力学”等专业邈若隔世。几年后我到新竹的清华大学去讲学，看到那个缩微版的“清华园”牌楼，百感交集。至于陈本业，他在1978年考进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一直在中学教物理。当年陈本业是我们班的物理尖子，实验课上的动手能力出类拔萃，确实是当工程师的好料子。多年之后，我走进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还对陈本业未能与此校结缘而怅惋不已。 其次，我们这些“老三届”出身的77级本科生，虽然在大学里以悬梁刺股的刻苦精神受人称道，毕业后也能兢兢业业地工作，但毕竟起步太迟，成就有限。我们这代学人中很难出现大师级的人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进大学太晚，已经错过了接受高等教育的黄金年龄。当然，成为77级本科生的我们还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更多的同龄人则没能挤上恢复高考这辆“末班车”。1977年全国参加高考的考生多达570万人，录取的人数只有27万，录取率为4.7%。如今大家经常谈论的多半是属于分子的那些幸运者，其实应该关注属于分母的全体考生。4.7%的录取率，意味着95.3%的考生未被录取，也就是有543万考生名落孙山。况且还有1000万以上的知青根本没能走进考场，他们构成了高考录取率更大的分母。从66届高中生，到68届初中生，人称“老三届”的6届中学生在1966年骤然“停课闹革命”，两年后成为下乡知青。除了少数人经“推荐”进入大学以外，他们一直都在务农，或是从事木工、瓦工、赤脚医生、民办教师等遍布“三百六十行”的活计。当时流行的口号是“扎根农村一辈子”，许多人在农村待了几年后，眼看前途无望，也就顺从命运，结婚生子，然后在柴米油盐的烦扰中耗尽了青春朝气。十年以后，他们已经成为几个孩子的父母，当初的雄心壮志消磨殆尽，在中学学到的知识大半遗忘，根本无法参加高考。前几年有些人借纪念上山下乡若干年的时机高调宣称“青春无悔”，我听了十分反感。对于“沉默的大多数”来说，上山下乡只是随波逐流，自己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又哪里说得上什么“无悔”！1977年考取大学的“老三届”固然难能可贵，没考上或根本没有报考的知青也并非无能之辈。例如溱中的王佩霞，1966年校长、教导主任与班主任商议后郑重劝她报考清华大学，可见她具有这个实力。可是11年后她参加高考却不幸落榜，“清华梦”只能寄托在年方5岁的女儿身上了。再如苏高中66届高三的8个班共有300多位同学，其中有几个学习尖子非常优秀，要是1966年进入大学，他们可望成为杰出的人才。可是几十年以后，他们已是“泯然众人矣”。这固然是他们个人命运的悲剧，也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损失。 所以我认为，1977年恢复高考，最重要的意义不是改变了部分考生的命运，而是使共和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上正途，它是邓小平拨乱反正的重要历史功绩。4.7%的高考录取率究竟意味着什么？应该由属于分母的570万人，乃至由更大的分母即2000多万知青来共同评说，才能让人们看清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更加珍惜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时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66年我们读高三》这本集体回忆录格外可贵，它不但真实记录了52位共和国同龄人的悲欢离合，而且“为中国高中1966届留下了一个完整班级的‘群体样本’”，值得一读。 （作者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