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小我就看到父亲有一支与众不同的自来水笔。说这支笔与众不同，是它比我看到的所有自来水笔大、长、粗一些，是非常漂亮的桔红色。这支笔笔筒的顶端有2、3毫米的厚度是黑色，在这里有用篆字刻的父亲的名字。每次他写什么需要签字盖章的材料时，就用笔筒顶端在红色印泥上蘸一下，往纸上一按，由弧形笔画组成的红字就神奇地出现在我们眼前。 我开始不认识这一团由弧形组成的笔划是什么，就问:“这是啥子哟？弯七八拐，弯弯扭扭的！”在父亲的指导下，我渐渐地就认出“封昌远”这三个字来了。 到父亲2013年去世，这支金笔一直陪伴他历尽人间沧桑，整整七十八年。不管荣辱毁誉富贵贫穷，这金笔都一直陪伴他，为他服务。 这支笔的来历 我父亲在1927年春天从当年还很偏僻边远的江北县偏岩响水桥小学毕业。1933年，父亲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农学院。到了1935年北大农学院创刊了《农学月刊》 ，他就开始投稿。结果第一篇文章就被录用，得到了一笔丰厚的稿酬。一下子发了“财”的父亲第一个想法，就是赶紧去买一支他刚到北京就看上、心仪已久的“派克”金笔。 在北大期间，父亲有了这支金笔，写作如虎添翼，发表了不少文章。北大《农学月刊》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他成了该刊物的主要投稿人。到了大三，该刊物的主编陈午生因工作调动到南京，推荐父亲接替他的工作。从此父亲在北大除了当学生，业余写作投稿挣稿费，还担当了《农学月刊》的主编，有了一份当主编的固定工资收入。正当父亲以为大学生涯会这样一路顺风地走下去时，1935年12月9日，北京爆发了“12.9”学生运动。父亲与同学们义愤填膺地上街游行，亲眼看见军警举枪对着他们，可是他们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毫不退缩，勇敢地向前冲。突然震耳欲聋的枪声响起，自己没有倒下，周围同学也没有倒下。突然他看到街道两旁民居的瓦片随着枪声在飞，立即明白是军警抬高了枪口……毕竟是北大，游行后回校，也没有麻烦处分。 父亲德智体三方面的突出表现引起了学校的重视。当北大决定聘一批学生当兼职助教时，父亲又是榜上有名。到这时就是有了这支幸运之笔后，父亲在北大的鼎盛时期。除了在《农学月刊》上主笔以外，经常在各个社团组织投稿，比如在他参加的社团组织“蜀农学会”刊物《蜀农季刊》发表文章，在北农农学研究会发表研究文章。一个月收入稿费、主编工资、助教工资加起来经常有600大洋之多。这段时间，粗略估计父亲用这支金笔发表文章的文字至少10万以上。 国运起伏 笔下风云 正当父亲用这支金笔在北大打开局面，春风得意，顺风顺水，顺利毕业之时，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父亲不愿当“亡国奴”，舍弃了留在北大的高收入，带着他的这支笔和被昆虫界奉为鼻祖的法布尔所著的《昆虫记》离开北京，回到四川。 在四川受同学之邀，父亲先在巴县农校教书，用这支金笔备课写教案。1938年7月，受原北大农学院院长刘运筹之邀请，到成都“四川省政府技术室”任“技士”，用这支笔写各种工作报告、计划。同年9月父亲参加中华农学会，用这支笔写了不少会议纪要及各种报告。与此同时他又参加了老师董时进创办的“现代农民社（中国农民党前身）”并创刊了《现代农民》月刊。父亲又成了《现代农民》的主要投稿人，主要负责写病虫害防治方面的文章。这段时间父亲认识了一些新闻媒体人，受他们邀请，也写了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文章。 父亲在1943年参加刘文辉组建的“康藏研究社”以及邓锡侯的“四川宪政研究社”、“川康建设励进社”。他用这支金笔写的文章经常在任乃强主持的《康藏研究月刊》上投稿。到1949年底重庆解放这段时间里，用这支金笔发表的文章、及所写的各种报告等（由于现在只有父亲在“交代”里写了的文章我们才知道）粗略估计应在30万字以上。在这段时间里，父亲参加了10来种社团组织，几乎都是北大老师同学知道父亲会写文章，慕其“会写”之名来邀他进去的。 1949年底重庆解放后，1950年5月与川教院农科师生到巴县冷水场作农村调查半个月，并向全体学生作过几次植物保护专题报告，并撰写了专题报告。1950年8月受西南粮食部邀请，参与了西南粮食部散存于西南各地的大仓库虫害治理，抢救了仓库里受虫害的小麦数千万斤。为了普及防治仓库害虫知识，还举办了两期仓储人员培训班，除编写了10余万字的《仓库害虫》作为课本，还编写了几万字的各种辅导学习资料及讲义。1950年11月受邀参加“川东行署农林生产会议”在会上作了“川东地区的病虫害问题”专题报告并撰写了报告稿件。由于抢救粮食保障抗美援朝军粮的事迹，在会上被推选为“抗美援朝川东分会”委员。1952年下学期，参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反复学习，写了几万字的心得体会，是这支金笔保他侥幸过关。但是父亲在1969年的交代中写道:“由于我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植根较深，在当时虽然受到一些教育，但并未根本铲除……。”近几年我从找到的父亲写的“交代材料”里看到才知道一些事，没有“交代”的就被历史淹没了。 1956年1月父亲到北京参加农林部举办的“病虫害预测预防学习班”，因为被选为实习指导，他用这支金笔编写了上万字的讲义。同年6月，由于经常撰写科普文章，被推选参加重庆市第一届职工科普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在会上被选为重庆市科普委员会委员。从1950年至1956年这段时间父亲用他的派克金笔写了大量科普文章、教材、调查报告、讲义，达二十万字以上。 父亲的金笔惹祸了 1957年4月，父亲到湖南长沙参加了“全国果树病虫害防治会议”，回来后写了《南方果树病虫害防治观摩座谈会纪要》和《西山坪金龟子的调查研究》交到《西南农学院校报》编辑部去，那里工作人员根据当时的形势动员我父亲写一篇针砭时弊的文章。我父亲是1950年3月才从高等农业学校被老师董时厚要到四川教育学院来的，1950年下半年就与教育学院一起合并到西农。在西农植保系，刚开始还没有感觉到什么，但是到1954年父亲在学校业余任职增多，当了工会副主席分管幼儿园家属委员会，他了解到学校一些已婚女教师，比如王开明申请将丈夫调到学校迟迟得不到解决。他直接向校人事科提意见。后来这些女教师的问题解决了，但是他得罪了当年能掌握每个人政治生命的人事科的人。特别是父亲担任“中国昆虫学会重庆分会”理事后，1956年去北京参加为期四个月的“病虫害预测预防学习班”回来，大力宣传对病虫害预测预防时，他就开始经常听到有人说:“‘川教院’来的走一个少一个”。 父亲大学毕业后工作一直都是在同学、老师的周围，感觉顺风顺水。当在西农听到这些冷言冷语，感到自己受排挤事小，影响工作事大。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制止这样的苗头发展，大家齐心协力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工作。于是就写了一篇反对拉帮结派的宗派主义的文章《是炮就要瞄准》。没有想到这篇文章被一些人对号入座上纲上线，在领导面前挑拨离间进谗言。此事经过不断发酵，到了1958年父亲就被打成了右派，撤销原有职务，送农场监督劳动。在长达整整20年的监督劳动中，最触及灵魂深处的事件，就是以长达几千字的揭发我父亲“借古讽今”的现行反革命罪状为发端 ，父亲被毒打、被斗争、被游校，被无休止的语言暴力虐待，被要求写了几十万字的“交待”。这一系列运动中主要中心点，就是要他承认曾经是国民党骨干监察委员和宣传委员。不承认，是反抗到底，要砸烂你的狗头；承认，立刻逮捕法办。但是这纯属无中生有。于是继1958年反右后，父亲经受了更加残酷的长达十年反复深入的斗争会，写交代。 逆境中的书写 父亲被划右派后，到沙坪坝红旗公社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半年余。回到西农后，植保系好歹还是在斑竹村前面那一湾水稻田边设置了一个诱虫灯（黑光灯），算是对农林部布置下来的“病虫害预测预防”的一个交代。植保系把管理诱虫灯作为对父亲的惩罚，叫他除了白天在农场的农田里干活外，每天早晚要检查诱虫灯的情况。我父亲对这个惩罚他的工作很感兴趣很认真，每天早晚检查更换诱虫灯下面的毒瓶，把换下来的毒瓶带回家，详细记录里面的昆虫种类，计算各个种类每天数量增减的变化。两年后，父亲根据长期认真记录、计算结果，分析归类，掌握了病虫害的发展变化趋势和规律。每天伏案核对研究，陆续写出十几万字的病虫害发生规律的报告。我当年寒暑假回来都看到父亲在家中伏在那张黑色的书桌上，用那支桔红色的派克金笔奋笔疾书的样子。每次手稿都是标准稿笺纸一摞，大概两三寸厚。除了一些专题向国家级昆虫期刊投稿外，其他报告都交给了系领导。交系上的这些报告从此音信杳无。他写的各种预测报告都是不可复制的宝贵原始资料。他当初整理出来费了不少心血，交给组织时，完全信赖组织，自己没有留底稿。可是当他满怀希望地期待组织回应时，却都是犹如石沉大海，这对他来说是非常痛苦的。那些向国家期刊投稿被录用的，都寄来了登载他文章的期刊。可惜在文革时期，都被当废纸烧了。 1962年初中国昆虫学会召开年度学术讨论会，来函邀请父亲参加，并要求寄研究报告或论文。父亲的当时身份不能参加社会和学术活动，于是写了两篇论文寄去，后来收到正式出版的《中国昆虫学会1962年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里面有父亲的两篇论文及摘要。粗略计算从1958年到1962年，父亲的金笔写了十几万字的各种论文和学术报告。  父亲在被打成右派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后，还在发表专业论文，激怒了好多人。他们向这些录用父亲稿件的单位发函，要他们擦亮眼睛，站稳阶级立场，不能再录用父亲的稿件。同时系上又增加了父亲的体力劳动任务，从此父亲几乎没有时间伏案疾书，金笔也插在那张黑色的书桌上那方型大理石底座的笔插上，蒙上了一层灰。但是金笔并没有闲着，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金笔在家中经济最困难的1962至1965年，至少有两次面临六个孩子开学要交书费学费，大哥开学要用的路费，家中拿不出这笔钱时，父亲就说他的金笔笔尖坏了，一个人步行上北碚去修笔。回来高高兴兴地说: 哎呀，现在修钢笔的摊子上没有我这种牌子这种笔原配的大号笔尖，换了个小的笔尖。结果不但没有给修笔的人钱，反而还补了差价几块钱！几块钱现在算不了什么，可是那时可以解决家中大问题哟！不过我看到这支笔换了笔尖和它的华丽笔身根本不配，很难看！我明白，不管是不是真的修笔店里没有这笔原配的大号笔尖，父亲都要换成这种小的笔尖，卖掉金笔尖换得几元钱。那时哪怕是几角钱在我们家也是不小的开支，都给不起。一直到文革中，1969年开始，金笔又忙碌起来，写不完的检查、交代、认罪书，现在家中留有底稿的都有二十几万字。 诱虫灯的厄运 关于管理那个诱虫灯，父亲从一开始就注意收集每天里面的各种昆虫的变化规律，并计算出变化的数据。却没有想到，无端的打击接二连三。 1970年11月26日下午，我帮生产队买东西从丰都回家，到系上去找父亲拿钥匙，遇到系上正在召开批斗会，听到XXX正在揭发: 昨天上午送谷子，封昌远偷懒，来晚了，我训斥他偷懒，没有把自己的身份搞清楚。结果他还犟嘴说: 你以为早上收诱虫灯里的昆虫那么简单？还要拿回家仔细分类，还要计算每一种昆虫每天、每周、每月、每年变化的百分比……。XXX马上说: 他不晓得自己是受管制，没有搞清楚我们与他是敌我关系，还要犟嘴，还想表现自己，你没有资格！ XX接着发言: 打他的态度，把他的气焰打下去！他有啥子资格计算嘛！才开了他的批斗会，清算他借古讽今疯狂攻击伟大领袖的反革命言论，清算他的反革命历史。本来是要把他送去法办的，结果不晓得学校哪个领导没有同意，他现在又翘尾巴了！看来还要开一次批斗会才得行哟！ 这样触及灵魂深处的“评查”会，查得到有记录的，一直开到1977年以后才逐渐停了。 重放的光彩 1979年3月6日，父亲接到对当年错划右派分子 的改正结论。 父亲对使他遭受长期折磨的“历史问题”一直有疑问，想搞清楚，于是要求组织调查。学校于1982年发函做出结论，在这份结论中列举了当年调查四川农业改进所的12人，都否认或不知道父亲在国民党任职一事。甚至那页所谓会议记录，当年就受到被调查的晋运春否认，完全不承认有这回事。那页从主持会议到记录，到每个人签名都是同一个人笔迹、把我父亲打入十八层地狱的“会议记录”，明显就是有人伪造，以达到诬陷并整垮我父亲的目的。这个诬陷材料在没有任何旁证的情况下，一直发挥了伪造者谋求的作用长达二十多年。 父亲想把他一辈子的专业研究和实践知识写一本书，可是家中的资料已经在整整20多年的折腾中损失殆尽。多年管理诱虫灯的动态资料不可复制，凭记忆也不可能精确写出来。他只有凭着记忆，写出他对柑桔树的病虫害防治管控的经验和研究成果。在繁重的授课之余，他用那支金笔又开始了辛勤的笔耕。终于他写的23万4千多字的《柑桔害虫及其防治》于1986年3月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不到半年各地新华书店已经脱销。父亲在1986年9月28日的“再版附记”里写道:本来想把“脱稿两年以来国内外的新成就和积累的新资料加进去，但因重印在即，不能实现。”此书到1990年已经4次印刷。1999年5月，新的37万字的《柑桔主要病虫害识别及防治》又脱稿，同年9月由重庆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第一本书出版以后，父亲收到好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来信请教问题，他都是耐心地有问必答。第二本书出版以后更是有信必回。从1979年落实政策到1999年这20年间，父亲这支金笔在他的工作中，学术上，至少又写了四十万字。 父亲这支金笔，没有人知道它光荣而曲折的历史，差点被扔掉。冥冥中我那天碰巧见到，我把已经沾染污迹的这支金笔从垃圾篓里捡出来。清除了污痕，这支金笔重新闪耀出光采！父亲的金笔让我永远记住他一生的坎坷经历。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