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1年10月5号，我十六岁初中毕业，下乡到四川省乐至县石佛区泰来公社，开始了三年终生难忘的知青生涯。如今回眸，往事历历，岁月如歌，如泣如诉，亦真亦幻。那段时光，忧伤和快乐交织，痛苦与幸福皆有，磨难携坚强共存，失去伴收获同在。 苦 我下乡第一天参加劳动就是和社员们一起挖干田。因为知青们、特别是女知青大都细皮嫩肉，又缺乏劳动技巧，加之干田特别难挖，不到半个小时，我的掌心就被锄头磨起了水泡，破皮后疼痛难忍。那时可没有创可贴，只好咬着牙擦擦碘酒了事。 1972年乐至县遭遇春旱，我和社员们一起挑水抗旱。身高只有一米五、从未干过强度体力劳动的我，瘦小、羸弱的身躯肩挑六七十斤重的担子，咬紧牙关，沿着崎岖的山路一步步、吃力地爬上高高的山岗，一天下来往返十多趟，终日全身大汗淋漓，湿透的手绢拧出一把又一把的汗水。老队长看见后说：“真是难为你们了啊！”眼神中满是的怜爱。 冬季到了，我和同队女知青一人背着一个硕大的、篾条稀疏的竹背篼，里面满满地装着一捆捆从自留山上砍下的茅草，每人的背篼顶上还加了两捆，这是我们做饭的主要燃料。沉重的背篼已经高高超过了我们的头顶，更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负荷，我俩被压得弯下了腰身，气喘吁吁，像蜗牛一样，几乎是爬行在山路和田间小道上。  （前左一为作者） 至今还让我后怕的是第一次到井边打水。我看着社员们麻利的打水动作佩服不已，我也学着社员们的样子，双脚战战兢兢地分跨在井沿两边，用绑在长长竹竿上的铁钩钩住水桶，将水桶用力沉入深深的、黑咕隆咚的井里，装满水后，双手紧紧握着竹竿，一把一把吃力地将水桶提上来，提心吊胆自己会一不小心掉入井里。不久以后，我的打水技术就十分娴熟了。 我梦里常忆的是我坐在灶前烧火煮饭，一边把茅草迅速挽成小把塞进灶孔里，一边拉着风箱。没有干透的茅草在土灶里时燃时灭，我拼命拉着风箱也无济于事，浓浓的黑烟不断从灶孔里往外扑面而来，熏得眼泪直流，呛得咳嗽不断，一不小心，手指还会被一些带刺的茅草划破。 最让我痛彻心扉的是，思亲之情、思乡之愁让我经常夜不能寐、泪水湿巾。我在家里众多姊妹中排行第五，下面只有一个妹妹，自己也是父母的心肝宝贝，下乡之前从未离开过父母家人。 盛夏，同队的男知青和男社员们一道，终日头顶烈日在田间打谷子。社员们大都光着脊梁，皮肤晒得黝黑发亮，只有男知青穿着背心，当他们把背心脱下来的时候，身上已经晒出了清晰的背心印记。我还记得，一位男知青因为下田，双腿长满了“肥水疙瘩”，又痒又疼，经常抠得鲜血长流，惨不忍睹。我曾看到，男知青在田里劳作时，小腿被蚂蟥钻咬，疼得直咧嘴，我当时有一种恐怖的感觉。 我们下乡后，开始大都水土不服，全身长红斑点，一身发痒。大多数人不久就适应了，我属于此类；有的一直不适应，甚至发展到后来成为严重的皮肤病，或者诱发了其他病变，我们公社就有两三个这样的知青，其中包括我的女队友。 因为周身奇痒难耐，女队友整夜整夜无法入睡，身上抠出一道一道的红杠。每天清早我一醒来，她就羡慕地对我说：“你一夜睡得多香啊！我一夜未合眼。”长此以往，女队友的身体每况愈下，其它疾病也随之而来，最终无法坚持劳动，下乡一年以后办理了“病免”手续回城。从此以后，她的身体状况一直不佳，直到晚年，仍是一个“多愁多病身”。  （后排为作者） 乐 每月一次的知青会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每到这天，分别了一个月的知青们在公社欢聚一堂，特别是才下乡那几个月，女知青们见面就拥抱在一起，笑啊、哭啊，诉说着离愁，掰着手指数着回家探望的日期。 因为没有日历，我们很多女知青还用火柴盒计算日子，烧一根火柴，就意味着离回家近一天了。 召集我们开会的是公社分管知青的慈祥和善的女乡长，有时公社书记也来讲讲话。公社待知青很厚道，我们中午就在公社食堂免费就餐，有好几个菜，荤素搭配，经常有大家爱吃的回锅肉。这在当时是非常不易的，不用说社员们一年到头都吃不上几次肉，就是我们知青也是十天半月不见荤。 午饭后，知青们就去逛逛街，好友们就去串串队。这是我们最惬意的一天。 一下乡，我就先后参加了公社和区上文艺宣传队，我们每年至少一次参加排练和演出活动，有时还到外区或者外县演出，每次都有近一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生产队照常给我们记工分，因为这属于“公差”。 那时，我们每天唱歌跳舞快乐无比，伙食相对也很好。我暂时忘却了一切烦恼和忧愁。在艰苦的劳动期间，这是一种很好的调剂和放松。 在队上劳动，也有很快乐的时候。 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贫下中农生动形象的语言让我们耳目一新、大开眼界，我们也见识了贫下中农乐观、风趣、幽默的本色。如果社员讽刺一个人很霸道的时候，就会说“川芎（读“凶”，一种中药材）那么“凶”也只是一个药疙瘩！”如果挖苦一个人很会算计别人的时候，就会说“孔老二那么会算还死在路上！”如果讨厌一个人多嘴多舌的时候，就会说“月母子嗑瓜子，×空嘴不空！”等等，往往让我们忍俊不禁或哑然失笑。 在那物质生活及其贫乏，而一时无法改变现状的艰苦年代，人们会想方设法追求精神上的愉悦，农村更是如此。 有一天在田间地头劳作时，一个平时就非常俏皮的小伙儿对一个男知青说：“我是你外公的女婿、姑爷的舅子。”我思考着这是什么意思，脑筋还没有转过弯；那男知青也怔怔地望着小伙儿，迷惑不解。 旁边的社员对男知青说：“意思他是你的老汉（爹）！占你的欺头！”男知青立即放下锄头冲上去和小伙儿“摔跤”打闹，此时此刻，“加油”声和欢声笑语响彻云霄。 还有一次在劳动休息的间歇，社员中一位老者坐在田坎上，嘴上叼着旱烟袋，边擦火点烟，边慢条斯理、一本正经地对一个未婚小伙儿说：“你明天去赶场相亲，在公社大黄桷树下等，不见不散哦。”我心想老者要给小伙儿介绍对象，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社员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原来公社的大黄桷树下是生猪交易市场。 有时遇上赶场天，我们仍在地里干活儿。有的社员、特别是一些小伙子眼看着络绎不绝去赶场的人，干活儿就会心不在焉。这时如果有别队、别村穿戴整齐的姑娘媳妇路过，干活的男男女女就会放下锄头扁担，紧盯着她们看得不转眼，仿佛是欣赏一道亮丽的风景；而那些姑娘媳妇们被看得面红耳赤、羞涩扭捏、手足无措、埋头疾走，甚至一路小跑；老队长一声吆喝：“锄把杵断了！”大家哄堂大笑，继续干活儿，乐在其中。 甜 下乡的那天，整日细雨蒙蒙。我们好几十名知青乘坐大卡车清晨出发，到达公社时已是傍晚时分，各个生产队派来接知青的社员早已在公社等候，我们吃过晚饭后就分别被接走。 我们两男两女四个知青分配在一个生产队，五十多岁的老队长亲自带着几个社员来接我们。天色漆黑，雨水滴答，准备出发。老队长不要我们提一点东西，说我们还不习惯，他和社员们肩挑着我们的行李，提着马灯走在前面，我们空着手打着电筒紧随其后。 行走在泥泞不堪的田间小路上，老队长他们步伐稳健、如履平地；我们则踉踉跄跄、一步三滑。虽然行走如此艰难，然而我们的心里热乎乎的，那是被老队长和社员们的质朴和热情所感动。 老队长将我们女知青安置在全队最大的一处院子里的一位女社员的家里。这个院子有十几户人家，老队长也住在这个院子里。这位女房东的丈夫在成都工作，常年不在家，她一人带着四五个未成年的孩子居住在天井式的私宅里，我俩住其中的一间。 女房东的房子地处大院深处，天井房大门又可以内外上锁，我们女知青住在这里是非常安全、万无一失的。我们非常感激老队长出于保护女知青的苦心和周全。 下乡后，老队长和社员们手把手教我们干农活儿。老队长尽可能关照我们，让我们女知青干轻省一些的活儿，比如在挖红苕入窖的时候，不要我们去挑抬，而是负责过秤记账；在打谷子的时候，只要我们负责晒谷子。如果队长家里请客吃饭，他一定不忘叫上我们。 九十年代中期，当那首脍炙人口的反映知青年代的歌曲“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刚一唱响的时候，我不由得立刻联想到与歌曲里的小芳同命运的老队长的女儿，眼眶不禁会湿润起来。 老队长的三女儿叫胡秀芳，比我们大一两岁，也如歌曲中的小芳一样，是一个善良、温柔的好姑娘。她像一位姐姐对我们关怀有加，手把手、不厌其烦教我们缝被子、补衣服、做鞋垫等家务事；帮助男知青洗衣、做饭、缝补。秀芳虽然本性温顺，但却不顾家里早已为她订婚他乡的现实，义无反顾追求自由恋爱。然而不幸的是她爱上了本队的男知青，最终时代的悲剧铸成秀芳命运的悲剧。 至今，每当我想起秀芳，她那甜甜的长相、长长的辫子，乃至教我们做针线活儿时的一颦一笑，都会清晰地浮现眼前，留给我的是那么美好的形象。 女房东对我们也视如家人，有什么好吃的就会给我们端上一碗，我们从家里带来的好东西也不忘给她和孩子们送上一些。我至今难忘，第一次品尝女房东做的美味“扑肉”，让我们赞不绝口。那是将生肉抹上一些盐后直接放入干菜坛子里，里面必须有不少的干菜。然后把坛子密封起来倒立在器物上，“扑肉”的“扑”大概就源于此吧。坛子绝对不能透气，等一段时间后，也许是一二个月，也许更长时间，把肉拿出来和干菜一起蒸着吃，那个香啊！至今令人垂涎欲滴。离开农村后，我就再也没有吃过“扑肉”了。 其他的社员也很体恤我们。谷子在机房打成米后，我们不会使用筛子筛米，同院的邓幺娘一看到就会主动热情地帮我们筛好；我们到自留山上去砍草，眼望杂草丛生的高高陡坡，畏葸不前，队上的小伙子就主动爬上山去帮我们砍草；天旱时院子里的水井干枯，必须到更远的地方去挑水，同院子的小伙儿主动帮我们挑水，挑了一挑又一挑，直到把我们的水缸装满。 对这些淳朴、善良、仁义、厚道的乡亲们，我至今心存感激，念念不忘。 我更不能忘记的是，当时对我的前途命运起了至关重要作用的一位恩人，也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位“贵人”。 1974年夏季，我报名参加当年招生，顺利通过了生产队和大队的推荐，然而在公社推荐这一关时却遭遇了强大的阻力，这阻力来自于当时区上一个管理知青工作的干部杨某。虽然他的级别只是一个小小的干事，但在关键时候，他却掌握着对知青生杀予夺的大权。 因为此人行为不端，我一直从内心非常厌恶他，不像有的女知青为了某种目的不得已和他套近乎，而我对他总是避而远之，他早已对我怀恨在心。因此，在公社的推荐会上，杨某极力反对推荐我，他能摆上桌面的理由只有一个：我父亲曾是国民党远征军，应该推荐“红五类”家庭的知青。杨某的意见在当时无疑对我具有极大的杀伤力。 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同是公社招生领导小组成员的公社学校蒋校长挺身而出，因为无私者无畏，他义正词严为我据理力争，列举了我方方面面的表现，驳斥杨某“唯成分论”的借口。为此，二人已经到了拍桌子打巴掌的地步。而这一切，蒋校长后来对我只字未提过，而是参加了推荐会的大队书记告诉了我事情的始末。最终正义战胜邪恶，我胜出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杨某就是一个坏人，事隔不到两年就以“破坏知青上山下乡”的罪名被逮捕入狱、开除公职，身败名裂。这个罪名的含义，对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是心知肚明的。 蒋校长当时虽然只有三十多岁，但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内江师范学校毕业后，已在本乡任教一二十年，在公社十里八乡人人皆知，德高望重。蒋校长堂堂的相貌与杨某猥琐的外表形成鲜明的对比，有时人是可以貌相的。我和蒋校长没有任何特殊的关系，因为工作性质，他与我们知青接触很少。他力挺我，是认为我很适合当老师，希望我去读县师范，毕业后回公社任教，当然他也是绝不会勉强我的。蒋校长朴素无私的念头、光明磊落的行为、对教育事业的挚爱，由此也可见一斑。 蒋校长是我永远的恩人和恩师！他用高尚的人格诠释了“上善若水”的道义，以另一种“传道授业解惑的”的方式，践行了师德的理念。“好人一生平安”！怀念永远在我心间！ 知青岁月，我的至爱亲人也是我力量的源泉、生命的支柱。 当时，我父母和姊妹们，除了哥哥因在北京工作没有机会到乡下看望我以外，其他亲人都分别送我下乡，或到乡下看望乃至陪伴过我。 我每次离家归队时，母亲都和我抱头痛哭，难舍难分，犹如撕心裂肺一般。工作十分繁忙的父亲，也专门请假来看我，并且买了一个30公分左右的大铝锅，炖了大半锅肉从一两百公里外的内江带来。 那时，社员们经常从公社邮局为我捎回家书，我总是迫不及待地在休息时坐在锄把上阅看。家书经常都是母亲亲笔而为，每当我看见家书开头母亲那惯用的昵称“新京儿”三个字，就不禁泪眼婆娑。而在旁边偷窥的小伙儿会不由自主地大叫：“新京儿？”他们对这样的称呼完全不能理解。 插队之初，大姐在乡下陪伴了我二十余天，和我一起出工，每顿煮好饭等我收工，陪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离别之际，我们姐俩哭得死去活来，引来公社汽车招呼站附近的众多行人驻足。 当时也是知青的二姐，也和其他亲人一道专程送我下乡。那晚，我们姐俩头挨着头睡一床。二姐以她自己的知青经历积累的经验，对我千叮咛万嘱咐，告诫我知青生活的方方面面。 上中学的妹妹酷爱文艺、天真活泼，她也在暑假期间来到我身边，不顾乡下艰苦的环境和单调的生活，整整陪伴了我一个月。 身在首都、刚工作不久的哥哥，为表达对在遥远乡村艰苦劳作的妹妹的无比疼爱和深深慰藉，曾经把他一个月的工资三十元钱悉数给我寄来，这在公社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当时一般家庭给知青每月的零花钱只有两三元，父母每月给我五元。自然，我是绝不会乱花我哥给的这笔钱。 昨日就像东流水，父母驾鹤已仙逝，但那滚烫的亲情、浓浓的甘露，至今温暖、甜蜜着我的心。 逝去的青春年华，难忘的知青岁月，无论欢乐还是忧伤，无论幸福还是痛苦，无论亲人还是恩人，无论爱情还是友情，无论刻骨铭心还是随风飘逝，往事都已随着岁月的沉淀，凝固成自己人生不可分割的部分，变为埋藏于心底的珍宝。  作者简介 翁新京，1955年生于北京，1965年随父母支援西南三线建设到四川省内江市白马电建三公司，1971年在内江市五初中毕业，同年下乡到四川省乐至县石佛区泰来公社，1974年招生进四川内江铁路技术学校，后期成人教育毕业于内江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先后在内江铁路机务段子弟学校、重庆铁路中学和内江铁路中学任语文教师，2010年退休后定居成都。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