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离别的照片大家看过很多很多，特别是知青们在车站码头，或与亲人、同学合影，或举着“小红书”喊着应时的口号，或向送行的亲朋挥手致意，且绝大部分面带笑容……以致小辈们惊叹：你们都是这样激动并开心地远赴他乡的吗？难不成也像我们远行旅游一样迫不及待，恨不得长出翅膀来似的？ 怎么回答呢？我想告诉孩子们，既对也不对。说对，是因为这些照片都是当时的真实情景。说不对，是因为它未必都反映出知青们的真实心态。 上山下乡开始时，“文革”正酣，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在家游荡的青年学生比比皆是，家长背负着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试问，哪个家长不希望自家的孩子要么好好读书，求取功名，要么进工厂当工人，挣钱养家，怎么的都比在学校写大字报斗嘴皮，或在弄堂里游手好闲要强呀。 家长们想的是孩子何处去，政治家想的是中国何处去。毛主席大笔一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既解决了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又能将“文革”继续下去。于是，全国上下闻风而动，各级革委会把动员城市青年下乡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上山下乡如干柴烈火熊熊燃烧起来，并迅速形成“运动”之势。 那些与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学生，“老三届”也好，“小69”也罢，都是从小接受革命传统教育长大的，最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纷纷打起背包，奔向农村和边疆。 其实革命人也是人，都有七情六欲，何况刚刚走出校门的青年学生了。即将远离父母，远离生活了十七八年的城市，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都有不舍，都会伤感。亲情是任何力量都割不断的，事实上绝大多数知青都是挥泪车站，泣别父母的。尽管时隔几十年，许多人许多事都会淡漠、忘记。但初次离家的情景一定会深深铭刻在每个知青的心里，挥之不去。 事实上，每一拨知青的离去，都是城市最伤感的的日子。每一趟知青专列的出发，都是车站上最让人揪心的时刻。甭管有多少红旗招展，有多少欢送的队伍，一个知青的背后就是一个大家庭，父母双亲之外，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叔叔阿姨，兄弟姐妹，哪一个不揪心，哪一个不伤感呢？父母更是牵肠挂肚，“游子身上衣，慈母手中线”嘛。当列车鸣响尖锐的汽笛声，车轮缓缓启动之时，车上车下同时迸发出的呼喊声震耳欲聋，其中有知青和亲人的嚎啕声、同学间的告别声、“工宣队员”的口号声、大喇叭里的革命歌曲声，所有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响彻云霄。车轮滚动之后，学生不再是学生，再也听不到老师的教诲或训斥；孩子不再是孩子，再也不能在妈妈面前任性或撒娇。无忧无虑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等待他们的是贫穷落后的边疆农村，是脱胎换骨的艰苦生活，自然那一刻也是知青逐渐走向成熟的开端。 1969年之后，实行所谓的“一片红”，所有的学生一锅端，全部下乡没商量。他们出发时的哭声比1968年主动报名下乡的更高、更长，更撕心裂肺。可以说没有一趟运载知青的列车不是在一片哭声中驶离的。 这张名为《泣别》的照片，是我们征集到的唯一一张泪洒车站的照片，其珍贵程度可见一斑。我们不能责怪当年拍照的人，因为那年头拍照是很奢侈的事，无特别大事，不会轻易拍照。难得拍一次照，当然要选“阳光”的镜头，没人会去拍哭哭啼啼的场面。试想，妈妈看到远方的孩子面带笑容的照片都会忍不住落下思念的眼泪，要是总让她看这种伤心的场面，还不把妈妈的眼泪抽干呀。 当我得到这张照片时，如获至宝，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几千张照片中最有分量的一张。如能找到当年的拍摄人，我真想问问他，是什么动机促使他按下快门，留下这张当事人并不想看到，却又是十分珍贵的照片的。幸亏有了这位怪才，才能让今天的孩子们看到当年知青远走他乡时的真实情形。 该介绍一下这张照片了。这是1969年，上海崂山中学（现东昌中学东校）67届初中女学生唐为琴到黑龙江下乡出发时在火车站难抑离别之情，与亲人抱头痛哭的情景。 爱哭的女孩并不都是脆弱的，小唐同学被分配在大兴安岭地区的盘古筑路一连当工人。她十分要强，工作刻苦努力，后来被抽调到黑河市第三百货公司当营业员，热心为群众服务被推举为劳动模范。令人惋惜的是数年前她罹患绝症过早地离世了。她的事迹在本书中有专题介绍。 哭是人之常情，我们没必要回避。唐为琴的一哭，哭出了知青的真实情感，哭出了对妈妈的爱、对故乡的情，是对上海和黑龙江的双重表白。她做到了，她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边疆，把所有的精力献给了人民。我们为她祈祷，愿她一如既往地美丽善良，在天堂幸福快乐。 (责任编辑：晓歌) |
